1958年北戴河会议：有干部不理解毛泽东，以为他“老糊涂了”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党的很多高级干部很不理解。
一些干部认为，建国才9年，形势一片大好，应该埋头搞生产，蛋糕做大了，日子自然就好过了，要好好享受几年太平日子。
而毛主席却忧心忡忡，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忧虑。
一是“等级制”害人。他说：一些党员干部陷入了争名誉、争地位、比薪水、比吃穿、比享受的错误思想，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级，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长此以往，一定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一部分拥有权力的人群获取大大多于普通群众的利益，自觉高人一等，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剥削工人、农民，最终将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
二是“物质刺激”不好。他强调：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会“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对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写文章要多少稿费，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三是“按劳分配”是有弊病的。在毛泽东看来，按劳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不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每个人只能按照自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取消费品，排除了剥削，这是平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劳动能力不一样，存在着体力、智力、学力以及劳动熟练程度的不同，再加上每个人赡养的人口的差异，如果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商品经济，“生活资料”就可以变成“生产资料”，如果我们不注意，一些人可以用“勤劳致富，不要嫉妒”的借口，利用按劳分配的资金倒买倒卖、雇佣劳动，合法的进行走私投机，合法的扩大阶级差别，久而久之难免两极分化。比如，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就说工资，我毛泽东一个月610元，而普通工人才几十块，我是他们的十几倍啊，要搞市场经济，我最有条件发家致富，我的家人最容易先富起来。论功行赏，级别高的待遇就高，如果还搞这一套，就跳不出历史周期律，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共产党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要想办法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三个概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也是让毛泽东睡不着觉的问题。
但是一些高级干部则不以为然，认为毛主席杞人忧天，老糊涂了。
毛主席后来针对这种情况说过这样的话：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革命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最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理解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的金钥匙。这是个纯经济学概念，不大好懂。打个比方：今天我们两人都从船上卸下了50袋大米，每人得工钱10元，这是平等的。可是，我的10元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而你却是个单身汉。于是，马克思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是由表面的平等掩盖了由偶然天赋和负担不同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权是无法完全消灭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极度丰富，以及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劳动之后，才能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消灭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差别这种先天特权。但是共产党不能够坐视这种差别无限制地拉大，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资产阶级法权逐步走向消亡。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察觉到这种差距，并预见了可能导致的后果，于是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但是，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着急“表功”，“一刀切”全面否定“按劳分配”，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这样的结果是，破坏了交换上的平等，事实上形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直接剥夺，导致了“消极怠工”的现象。
毛主席不得不花大力气纠“左”，其中的重点强调要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要充分利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保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他说：
“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
“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毛主席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强调：
“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毛主席担心上述讲话还不够直白，他还这么反复解释：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毛主席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
“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立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
其实，毛主席怎么不晓得平均主义的危害，怎么会不懂得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对这些问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早在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指出：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1942年，他指出：
“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的积极性。”
1948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
“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但是，建国后，他看到了国内的阶级差别开始重现，特别是1953年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全面变修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但反过头了，会导致个人主义，一定要出毛病，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苏联变修，就是教训。资产阶级也不全是个人主义，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共产党人，如果不重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连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如，一旦发财致富、追求利润的思想泛滥起来，就会使化公为私、贪污腐化、盗窃行贿、投机倒把等现象发展起来，就会使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最后复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毛主席的晚年思想是越来越清晰了，也越来越不为老干部们理解了：“按劳分配”属于公有制范围，要坚持；但是“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存在弊病，会导致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外加商品交易、货币制度、管理方式、官僚体制等因素很有可能产生出新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这也就是毛主席晚年反复警告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但是，又有几个人能理解毛泽东呢？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同护士长吴旭君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登上井冈山，毛主席感慨万千：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退化和变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1965年毛主席在井冈山
这里毛主席讲得“忽‘左’忽右、形‘左’实右”，具体就是——毛主席一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体的高级执行者就搞“极左”那一套，“一平二调”，全面否定“按劳分配”，大刮“共产风”；毛主席一提“要重视价值规律”，具体的执行者就搞“极右”那一套，大刮“单干风”。他们就是不能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贯彻毛主席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科学内涵和部署。
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
搞得当时党内很多领导干部思想混乱，表示不理解毛主席的忧虑，甚至认为他老人家老糊涂了。
但是，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
1991年12月26日，就在西方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苏联解体了，资产阶级彻底复辟。
得知这个消息，开国上将王震几天吃不下饭，感慨道：
“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时，中南局原第一书记李一清也清醒地认识到：
“主席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
其实，晚年邓小平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1997年初，他石破天惊地做出了一个论断：“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是啊，两极分化，社会一定会出问题。世界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却最苦。当官的作威作福，资本家一本万利。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谁还愿意下去当普通人？
我不禁想起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话：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才想通了。你们这些同志，都只能为官，不能为人。”
我更想起了1965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提问：
“刘俊秀同志（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超同志（时任江西省政法委书记），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
1965年，毛主席站在黄洋界拍照留念
如果大家都想当“人上人”，那么国民党和封建官僚作风一定会复辟，找靠山、抱大腿、迷恋权位、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封官许愿、提拔亲信、拉帮结派、挑拨离间等等，都会死灰复燃；如果社会都是“唯利是图”，那么一定是拜金主义盛行，导致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腐败的土壤”。
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不就预料的极准吗：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贪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笔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
是不是这样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贪污腐败查不胜查，看到一些地方村霸横行、娼妓遍地，看到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看到的贫富分化，是证明毛主席老糊涂了，还是他老人家有远见呢？
河南村霸书记：连夺村权12年自称“皇帝”，扬言“统治”100年
至于，80年代农村强劳力家庭通过劳动成果的不断积累，演变成万元户、专业户，城市个体户也是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勤劳致富，又有多少可持续的意义呢？
比如傻子瓜子年广久、陈志雄雇工经营鱼塘、返城知青荣志仁开早餐店，一天早上能赚40多块，相当于当时人们的一个月工资，先后受到任仲夷、胡耀邦接见，等等这些案例，又有多少可仿照的价值？
这些夫妻店、父子兵，的确是貌似繁荣起来了，但是，这一小段“转轨红利”释放殆尽后，如今又有谁靠种地养猪发了家？又有谁靠卖瓜子致了富？又有谁靠打工发了财？1.5亿市场主体，又有多少是骑手？面对崛起的大资本，又有多少倒下的小虾米？
我们不禁问一句：电商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根本上的进步？淘宝双十一一天卖了4000多亿，好像过去没有双十一，这些货就卖不出去一样？平台的繁荣，又是多少实体的倒闭？P2P又给国家带来了多少风险？
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在井冈山上的谈话是这样的：
“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英雄是勇于实践的，即使不为周围人理解。于是，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短暂的亮光，我们看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看到了“鞍钢宪法”，看到了“五七道路”，看到了“大鸣大放”，看到了“赤脚医生向阳花”，······
1972年，有人问毛主席，国内走资派复辟怎么办？毛主席不屑一顾，
“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而积累资本资产的，他们敢于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了，他们只能是联合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本民族广大的人民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己那贪得无厌的私利。”
他高瞻远瞩：
“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
毛主席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革命。
此时此刻，我突然特别理解毛主席，特别理解他说的话：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本文原载微信公号“聚侠庄”，原题：1958年北戴河会议：党内不理解毛泽东，认为他老糊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