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是怎样读“无字之书”的？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不仅重视读有字之书，而且也注重读“无字之书”，他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深入实际，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可以说是青年毛泽东严谨治学与潜心做事的一大特点。

　　采取什么方式去考察社会，了解民情呢？毛泽东对我国历史上一些文化名人的“游历”生活，对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行动非常羡慕。然而，直接引发他仿效“游历”的，是看到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刊载的一则徒步游历的消息。关于这件事，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对一个穷学生来说，要想漫游全国的名山大川，自然难以遂愿。然而到省城附近作短期考察，不妨可以一试。

　　为了更多地接触社会，开拓视野，了解社会实际，同时，通过游历，磨炼自己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毛泽东决定到离长沙较远的地方去游历。但是，身无半文的学生，又怎能作长途出游呢？毛泽东决定采用古时一些穷知识分子寻师求学所采取的“游学”方法，来解决途中的食宿问题。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老同学萧子升，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纸、毛笔和墨盒，开始了游学活动。

　　毛泽东给“游学”这种旧形式，注入了新内容，运用它来进行农村调查，了解社会，既新鲜，又有意义。游学路上，每到一地，他们就给一些学校、商店、大户或农户写对联、写信，接受一点馈赠，作为路费。当时，萧子升爱面子，只写不送。毛泽东则利用送对联的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调查当地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情况，从中了解社会世态，熟悉风土习尚，获得新的知识。

　　7月的农村，骄阳似火，气候炎热。走在乡间小路上，满目田野风光，毛泽东心里感到特别舒畅和亲切。每到一地，毛泽东总是和贫苦农民拉家常，或帮他们顺道干点活，农民们见毛泽东平易近人，说的农家话，讲的农家事，又同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因此都愿意和他交谈，留他们吃饭住宿，并毫不忌讳地诉说自己长年劳累，却仍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生活，诉说心中的不平。农民们告诉毛泽东，有些地方发生农民暴动，实在是官逼民反，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

　　一天，毛泽东和萧子升来到宁乡杓子冲何叔衡家，经何叔衡介绍，他们到附近一位老农民家访问。夜已深，但毛泽东还和那位农民在桐油灯下促膝谈心。这个农民以忧郁的心情说道，他是佃农，整年起早贪黑地劳动，收到的谷子，七成交给了东家，自己只剩下三成，难以养家糊口，生活真是艰难。要是碰上天灾人祸，更是没法过。到了宋家潭，毛泽东又亲切地同一位青年农民交谈，详细地问他家里几口人？种了几亩地？一年收谷子多少？交多少租子？还剩下多少？等等。听到这些诉说，毛泽东对农民充满了深厚的同情，同时对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过有了更深的了解。

　　接着，他们不顾酷暑，跋山涉水，到了安化。在安化县城，参观了紫云山、东华阁、培英堂、孔庙、北宝塔等名胜古迹，毛泽东还兴致盎然地在宝塔上挥笔题词：“伊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游学”路上，毛泽东和萧子升克服了重重困难。口渴了，就在路旁溪水边捧起凉水喝；走累了，就到塘里洗洗澡；走至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就露宿野外。有次他们夜宿河边沙滩上。毛泽东风趣地说：沙滩是床，蓝天是帐，月亮是灯，星星作伴。他指着岸边一棵老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柜。说着，顺手把布包、雨伞挂在树上。睡觉没有枕头，他们又找了两块石头，石头太高，就把一半埋在沙地里，就这样，大自然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后来，毛泽东和萧子升从安化到了沅江县城。时值湖区涨水。毛泽东目睹了洞庭湖泛滥成灾，大片良田和房屋被洪水淹没的悲惨情景，又倾听灾民们诉说了当地政府只顾搜刮，不修堤防，不管人民死活的事实，心中感慨万千。

　　毛泽东采用“游学”方式，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计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华里。毛泽东通过广泛的社会考察，写下了许多游学笔记，当时第一师范师生都争相传阅这些笔记，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社会，关心中国社会的改造，毛泽东把游学笔记整理成通讯，登载在湖南《通俗日报》上。

　　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又在洞庭湖边的岳阳、湘阴、沅江等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考察。这次考察与过去有所不同，他们不仅帮助农民劳动、写字帖、写信等，还鼓励农民联合起来，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在考察中，他们有时住庙宿野，用以磨炼自己战胜困难的意志。后来，蔡和森回忆这次考察活动的体会时说：“如今社会，风云突变，确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无字之书。我们要打好稳立做事之根基，了解社会就是基本功，这册书要经常读，这功夫要经常练。”

　　通过多次的农村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亲眼看到广大贫苦农民是极端受苦的人，在他们中间隐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这更加坚定了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发动和依靠贫苦农民的决心。

　　通过调查，毛泽东进一步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农民。他感到“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的事情”。应该用真理去教育群众，“变换全国之思想”，以便改造中国社会。因此，他在继续关心农民问题的同时，又不断接触工人，了解工人，启发他们的觉悟。

　　1918年冬天，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近郊的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这家工厂，可算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机车车辆厂，有几千产业工人。毛泽东深入厂房进行调查，从生产到工人生活，作了较详细的考察。据当年住在该厂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湖南学员何长工回忆说：毛泽东到长辛店，“在当时祖国很少有的重工业企业开始了他的活动”，“深入了解长辛店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先到工厂里去，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水平，做了详尽的调查”。“他掌握长辛店工厂的情况，特别是当时职工的情况都非常详细。”1919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看望预备班的湖南青年，并再次到工人中去，调查了解工人们的现状和要求，深感唤起工人的觉悟，组织工人起来进行斗争之必要。

　　20世纪初，毛泽东经常去农村、工厂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农，接触社会实际。由于历史条件和本身思想的局限性，他所进行的社会调查还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种自觉行动，他还不懂得用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分析中国社会，还找不到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但是，毛泽东“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深入工农，了解其疾苦和革命要求，其社会调查的方向是正确的。通过调查，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他深感，研究学问，一方面要从书本上学，另一方面则要从社会实际出发，从民众的要求和利益出发，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因此，早期的社会调查活动，对于毛泽东在五四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大革命兴起后这一时期内，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他自觉地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阶级等状况，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从而分清了敌友，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同盟军等问题。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奋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