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我的事业在中国

2019-08-11
作者: 钱学敏 来源: 光明日报

钱学森:我的事业在中国——读《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有感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1911年12月—2009年10月)

  

钱学森:我的事业在中国——读《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有感

  钱学森抵达北京时与前来迎接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握手

  

钱学森:我的事业在中国——读《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有感

  《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 张现民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钱学森:我的事业在中国——读《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有感

  钱学森旅美期间制作的9大本剪报

  2019年初,张现民著《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以下简称《羁绊与归来》)一书正式出版,该书严谨详实,填补了全面反映钱学森回国历程的空白。我拜读之后,思绪万千,心潮澎湃……

  回想钱学森1955年10月经过千辛万苦回到祖国以后,只是于1956年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简述《我在美国的遭遇》,此后50多年间,钱学森很少提及1950-1955年间艰难回国的那段历史。一方面,钱学森不愿回首那段黑暗的岁月,另一方面在当时档案还没有彻底解密情况下,钱学森对美方对其采取包括驱逐在内的各种行动背后的考量以及协调过程也不得而知,就如《羁绊与归来》导论所说:

  【“钱学森是被行动的对象,也就是美国政府采取决策后对其采取控制或者驱逐的命令,但对美国政府决策的过程以及部门之间又是怎样沟通和协调,这在某种程度上钱学森也不得而知”。】

  钱学森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的事业在中国”,所以他回到祖国后不久,很快投入到新中国导弹、火箭的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中。到1982年,钱学森退出国防一线,他除继续关心着我国“两弹一星”研制和发展的事业以外,还把更多精力放在高科技的研究与创新,军队现代化,以及祖国发展建设等战略思考之中,很少去纠结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往。

  70年来,国内外虽然已有一些记述钱学森在美国的成就和遭遇的小册子、文章等。但是,由于钱学森在美国的很多档案资料一直保密,所以,难免有些是人云亦云,一鳞半爪,不很准确,甚至有误。

  幸好,正当作者张现民和他的团队承担起研究“钱学森”的任务时,美国档案馆有关钱学森50年前的档案资料解密了,可以查阅了。张现民历经5-7年的时间,风雨兼程,费尽心力,先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总统图书馆、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等处,查阅档案两千多页,经多方对比考证和系统研究整理,从而发现不少新的信息,也纠正了众多错误的流传与认识,比较真实、详尽地反映出钱学森回国的艰辛历程,更加彰显出钱学森的科学天才、崇高品德和炽烈的爱国情怀。

  

1.美国非常器重的科学天才

 

  当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完全懂得现代战争也是科学技术之间相互竞争的一场格斗。钱老晚年曾对我说:

  【“二战爆发后不久,罗斯福总统特别注意发展科学技术,多次把科学家们找来共同讨论在美国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当时就找到了冯·卡门等科学家,他们讨论来,讨论去,结果就做出要尽快搞火箭、搞原子弹这个英明的决定。因为一般的火炮打原子弹,打不远,不行。有了火箭发射,你想打到哪儿,哪儿就完了,毁灭性的。”】

  罗斯福总统特别关注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冯·卡门等科学家的作用,不仅使美国逐渐走向民富国强之路,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且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给钱学森向科学进军拓宽了道路、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那时,留学美国的钱学森跟随冯·卡门大师,已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并在空气动力学、航空航天科技、火箭、导弹等研究与实验方面成就卓著,享誉世界。《羁绊与归来》揭示了钱学森“自1942年12月就获得了在美国从事军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

  1945年4月底,钱学森作为美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成员,飞往欧洲,到德国等地探索最新军事机密。回到美国后,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完成了远景规划报告《迈向新高度》,该报告共13卷,其中钱学森参与了第3,4,6,7,8卷和技术情报附录部分的撰写。

  钱学森的这些成就,有力地促使美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得以顺利地飞快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后来,钱学森在决定离开美国时的《严正声明》中也如实地说:

  【“无论是战时还是以后,我对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羁绊与归来》展示了1945年底和1946年初,美军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和陆军兵工署署长坎贝尔分别签署的嘉奖令,称赞钱学森对美国航空所作的贡献。

  

2.麦卡锡主义的疑云笼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钱学森在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开始选拔聘请科研人员和招收学员,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美国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羁绊与归来》说:

  【“杜鲁门总统签署的9835号行政命令,打响了在全国范围内对雇员开展忠诚调查的发令枪。”】

  于是,他们很快发现钱学森推荐的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俄裔科学家维因鲍姆,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帕萨迪纳党小组的核心人物,他与钱学森关系密切。由此,麦卡锡主义乌云笼罩在钱学森的头上,认为钱学森也是这个小组的一名美国共产党员,一名不忠于美国的间谍。

  根据这一判断,《羁绊与归来》查到:

  【“1950年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会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钱学森的问题,最后于6月6日,三军正式签署了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研究通知,并吊销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

  其实,钱学森在还没有正式接到通知之前,就已感到美国政局的黑暗,“怀疑的魔掌正在伸向我”,因之,已辞去了海军军械实验室顾问的职务,并准备辞去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职务……

  6月16日,美方吊销钱学森涉密研究许可证的通知,正式送到校方,钱学森签收后,感到既然“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所以立即向加州理工学院领导交上辞呈,决心随即返回祖国。

  临行前,8月22日上午,钱学森离开洛杉矶前往华盛顿,去拜别他的老朋友海军部副部长金波尔,诉说他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已被吊销从事军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无法在学院里做许多想做的事情,加之父亲有病,所以,即将回国了。

  金波尔曾是美国喷气推进工程公司的总经理,钱学森曾是这个公司的科学技术顾问,所以金波尔完全了解钱学森的科学成就,更了解钱学森在美国军事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羁绊与归来》说,“金波尔最为担心的是钱学森回到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为美国的敌对政权服务……”最惧怕钱学森为中国研制高精尖技术武器,甚至向美国的敌对势力——苏联,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因此,金波尔对钱学森说:

  【“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太有价值了。”】

  就在钱学森刚刚离开金波尔的办公室后,这位海军副部长立即抓起电话,向美国司法部通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学森离开美国!”就这样,钱学森1950年8月的回国计划,被美国司法部的一纸命令给扼杀了。

  

3.羁绊重重大义凛然

 

  感谢《羁绊与归来》作者对钱学森五年艰苦回国路,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翻译与披露。许多事实初次面世,寓意深远,特别令人震撼。略举一二:

  1.美国司法部门举行“听证会”

  美国司法部举行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四次“听证会”。每次“听证会”不仅成了钱学森有理有据的“申辩会”,也成为对美国政府有力回击的“批判会”!

  《羁绊与归来》作者查阅并翻译了“听证会”的原始记录,多达282页。现择选其中部分精彩对话,简述如下:

  当凶狠刁钻的检察官古尔丘审问钱学森时,钱学森义正词严无所畏惧对答如下:

  古问:“你不准备去中国台湾吗?”

  钱答:“我没有计划。”

  古问:“那你忠于谁?”

  钱答:“我忠于中国人民!”

  古问:“中国人民指的谁?”

  钱答:“是四亿五千万人!”

  …… ……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

  钱答:“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它?”

  钱答:“那就保留在我的大脑里。”

  古问:“你会让它对中国有用吗?社会主义中国?”

  钱答:“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任何人,就像把我的能力卖给任何人一样。”

  …… ……

  古问:“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吗?”

  钱答:“是的。”

  古问:“假如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作战吗?”

  这个问题很刁钻,钱学森沉思了片刻,机智地回答说:“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问题的。”

  古问:“你想要先作出决定,决定究竟这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吗?”

  钱答:“是的,我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古问:“你不准许美国政府替你决定这个问题吗?”

  钱答:“不,当然不。”

  …… ……

  钱学森面对世界上头号强国的霸权和枉法毫不畏惧。四次“听证会”对钱学森的审问,常常使得检察官处于被钱学森审问的尴尬局面。就连钱学森的辩护律师库柏和狡诈阴险的审判官古尔丘,都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头脑特别聪明,他们说:“比我们这些笨脑袋,聪明得多。”

  至于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他们觉得是是非非仍难以确定。最终,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还是选用了听证会中不利于钱学森的言辞对钱学森作出“驱逐出境”的决定,但同时附加一个条件,驱逐决定需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2.艾森豪威尔的误判“送回”了钱学森

  目前,关于钱学森回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方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利用钱学森于1955年6月15日写给陈叔通的那封求援信,与美方代表交涉,最后要回了钱学森。这不仅在坊间是这样的认识,而且在学术界也是这样的声音。但《羁绊与归来》作者利用丰厚的档案资料,通过扎实的论证,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识。

  《羁绊与归来》作者认为,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美方为了积极准备即将到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特别是想利用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机会,努力赎回那些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获的军事人员。美国总统、国务卿等出面,多次同有关部门沟通协商。特别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误判,最终将钱学森送回来了,他认为:“(经过五年的滞留),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他们还认为:

  【“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

  因此,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最终达成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意见。

  《羁绊与归来》作者还认为,8月份的大使级会谈只是提供了释放钱学森的机会。正当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中,国防部部长助理威廉·W·戈德尔于8月3日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备忘录,确认以前就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合适时候可以作出释放钱学森的决定。翌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钱学森立即不带一张纸、一片云,只带着自己幸福的全家和心爱的吉他,踏上克里富兰总统号轮船,冲破重重巨浪返回祖国。

  

4.这是另一种生死存亡的斗争

 

  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信息革命的脚步向我们走来时,钱学森就敏锐地觉察到: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包括组织管理)特别是高科技,已成为凝结在生产过程中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飞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科技已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它将会引起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

  如今,30多年过去了,让我们重温一下钱学森对高科技发展的那些英明预言吧:

  1.“它将是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居于世界科学技术前列的国家,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争夺上,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领域将出现新的重大突破。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生物品种,新的物质合成,新的信息、能源、交通结构以及对宇宙自然现象的新的认识,将对世界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将随之发生前所未有的新的变革。”

  2.“它将是同经济发展高度结合的科学技术。高技术研究开发和高技术产业将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主要因素,并且将对传统产业带来重大影响。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靠程度大大增加了。商品构成中包括的技术因素,技术发明中包括的科学因素,也大为密集了。”

  3.“它将是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科学技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是在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许多重大项目的技术密集度越来越高,加上技术的发展日益多元化,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独自的力量来解决竞争和发展中的所有技术问题。一些影响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已具有全球性质。因而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的思想已经过时。科学技术的国际分工和合作将日益深化。世界将生活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争夺的环境中。”

  4.“它将是科技——经济——社会——环境日益协调发展的科学技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准,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水平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环境、教育、文化的协调发展上。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教育文化医疗共享,以及消除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对社会和心理的危害上。人们将会努力使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得到平行发展。”

  5.“它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哲学相统一的科学技术。世界经济科技竞争将在一定意义上转化为经营思想、发展战略和科学决策的竞争。谁在哲学思想、领导艺术和科学决策上占优势,谁就占领了战略的制高点,就会赢得竞争的胜利。”

  “人们期望21世纪成为和平和发展的世纪。这种前景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的。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竞争决不会停止,它将更加激烈,特别是在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上,这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死存亡的斗争。”

  (本文图片均选自《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

  【钱学敏,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摘自《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0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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