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

　　编者按

　　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的日子，保马推送《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一文以示纪念。

　　鲁迅先生曾在教育界任职十八余年，自1927年从中山大学辞职后便再未涉足教界，这不仅是他的一次人生转折，于学界而言也具有深刻意义。在保马今日推文中，张洁宇老师结合鲁迅先生二十年代后期的思想和经历，重新审视“弃教从文”的前因后果，为研究鲁迅对 “文”和“从文”方式的观念认识提供新思路，给予了读者一些关于革命与体制之间张力存在的思考。确实，在那样一个充斥双重暴力风雨的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困境与痛苦。所幸，独立精神在裹挟中艰难崛起，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鲁迅，转移阵地后为自己开辟了新的战斗路径，那么，从“体制人”到“革命人”这一身份的转变，是脱离政治还是对政治的新的回归？是对体制的反抗还是一种在革命与体制之间创造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尝试？这一转变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和权力的关系，并没有随着鲁迅先生的离开而消失，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得愈加紧迫，值得进一步摸索探寻。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感谢张洁宇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

　　文 / 张洁宇

　　引言

　　鲁迅一生“走异路，逃异地”，在“本没有路”的地方孤独求索，其路必多阻难和曲折。但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 鲁迅的道路——无论是通途、弯路还是转折——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代表，即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现实环境中，始终具有反思和借鉴 的意义。

　　关于鲁迅一生中的转折与选择，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研究者都非常看重1906年的“弃医从文”事件。在《呐喊·自序》中，他将之描述为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想提倡文艺运动”的念头从此终断了他的医学梦想，开启了一条漫长的文学道路。但是，前些年就有研究者指出:“在鲁迅一生中，还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在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徘徊与抉择。” 2 姜彩燕在《从“弃文从教”到 “弃教从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和抉择》一文中提出:“从1909 年鲁迅迫于生计‘弃文从教’，到新文化运动开始文教两栖，再到1927年的‘弃 教从文’，鲁迅终于彻底回归了青年时期立下的志向:文学。”这个回归，既体现了他对中国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失望和批判，同时也说明了他“始终把写作看作 ‘志业’，而教书只是‘职业’”。该文对鲁迅“人的文学”与“人的教育”观念的相互渗透分析得甚为深入，呈现出鲁迅文学启蒙思想与现代教育理念之间的 关系。遗憾的是，该文发表后至今，对于鲁迅“弃教从文”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仍不多见。本文重拾这一话题，意在结合鲁迅192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与思想，重 审“弃教从文”的原因和意义，尤其关注其与鲁迅“左转”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弃教从文”与“左转”确需放在一起讨论，前者是生活和斗争方式的选择，后者是思想立场的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伴相辅、互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生活与斗争方式上的“弃教从文”为思想上“左转”的完成提供了准备，而思想上的逐步“左转”又为“弃教从文”的过程提供了动因与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