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地主家的少爷到“农民大王”,他为什么要为革命而死?

2022-08-10
作者: 陶叔 来源: 陶然纪公众号

  2021年3月22日,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彭士禄院士因病去世,享年96岁。

  在彭院士的生平介绍中,其童年经历令人唏嘘不已。

  3岁时,他的母亲被敌人杀害。

  4岁时,他的父亲被捕牺牲。

  成为孤儿的彭士禄在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东躲西藏,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但在8岁时,因为叛徒出卖他被逮捕入狱,关押一年后被转送广州感化院。直到10岁才释放出来,先当乞丐,后打零工。

  11岁时再次被捕入狱,后被其祖母设法营救出狱,送往香港避难。

  14岁时他带着堂弟偷偷跑回广东,参加了东江纵队打游击。后来这两个小毛孩被地下党设法寻回,又送回香港藏起来。

  15岁时他和其他烈士子女,一道被周恩来辗转送往延安。后由组织安排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最终成为科技泰斗。

  彭士禄为什么在童年会受到如此多磨难?

  只因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农民运动事业的开创者彭湃的儿子。

彭湃及他的小乖乖

彭士禄(左)和哥哥彭干仁(右,9岁夭折)

  01

  彭湃原名彭汉育,1896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郊。

  相比他的儿子,彭湃的童年衣食无忧,因为他家境相当殷实。

  加入中共的革命者中,为数不少的人家庭条件都很不错。

  比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出身是富农家庭,家有良田几十亩。周恩来虽然自己父亲家败落了,但受到做小官的伯父的支持,也是不愁生计的。

  但是他们跟彭湃比,都差得太远了。彭家可是大地主。

  这个大地主有多大呢?

  田就有数千亩,号称“乌鸦累死也飞不出彭家的地”。这些田租给1500多名佃农耕种,每年收租达10万斤以上。

  此外,镇上还有几条街的铺面是他家的。他和兄弟姐妹共是七男四女,住的双层西式别墅,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海丰彭家故宅

  这种家庭出身,一辈子安稳富足根本不成问题,为什么彭湃会走上革命道路呢?

  他的思想发展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变化。

  第一阶段,彭湃从家庭经历中产生了朴素的平等思想。

  彭湃的母亲周凤原本只是个婢女,后来被彭父纳为妾,生下了彭湃。10岁时彭父与嫡母相继去世,彭湃此后由生母养育长大。

  母亲常给小彭湃讲述自己过往的不幸和农民的贫苦生活,本意是让彭湃不要居高自傲,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母亲的教诲让彭湃从小对农民就怀有同情。

  后来,祖父派十几岁的彭湃跟长工去佃农家收租。当他看到佃农没有吃的,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当场说“不收租了”。

  因为这事,祖父气得大骂母亲教出来个好儿子!

  而在家里一言九鼎的祖父,也有非常憋屈的时候。

  这是因为彭家虽富,却不贵。每当官府有事时,总会被官吏上门威逼勒索。彭家对此敢怒不敢言。

  受到家庭的影响,彭湃对欺压人民的权贵十分痛恨。

  据彭母回忆:

  “彭湃小时,每当听讲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经过县里权贵的门口时,也不喜欢。”

  少年彭湃性格中产生了强烈的锄强扶弱意识。这种意识在少年的叛逆期萌发,是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并非坚定而自觉。后续在受到社会的进一步打磨后,如何发展其实尚不确定。

  第二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彭湃由一位叛逆少年转变为积极参与爱国行动的热血青年。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给海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彭湃从学校教师讲课中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与政治主张。

  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1913年,彭湃与同学一起成立了学生团体“群进会”。

  成立后不久,群进会就秘密行动,毁坏了当地官府给袁世凯走狗林干材树立的石像。

  1916年5月7日,这是袁世凯与日本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一周年的日子。彭湃和群进会成员走上街头,带领海丰青年学生举行纪念国耻反日爱国游行。

  这时的彭湃已经由封建大家族的叛逆少年,成长为积极组织参与爱国行动的热血青年。

  如果看过那个时代许多历史人物的经历,就会发现无论正反两派,在青年时期都有着爱国激进的一面。

  爱国青年今后会走上哪一条道路,还要看他们最终会接受何种理论。只有找到真心认可的理论,并在其引导下行动,从自发提升到自觉,才能坚定人生的方向。

  第三阶段,彭湃的信仰探索与最终的选择,是在留学日本的过程中完成的。

  为了寻找国家与个人的出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纷纷选择到外国留学。而作为距离最近的强国,日本成了留学的首选。

  彭湃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也决定留学日本。

  这个决定获得了彭家的支持。虽然从小叛逆,祖父仍一直把天资聪颖的彭湃看作“千里驹”,将家族的兴旺寄托在他身上。

  1917年6月,彭湃带着全家的期盼,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留学的4年,成为彭湃走上革命之路的关键时期。

  满怀热情的他,积极主动寻找能够解答救国难题并指引人生方向的理论。

  彭湃先后接触过《圣经》、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并认真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强盛的历史,但都未让他产生坚定的信仰。

  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日本。

  相较于日本富强之后,就开始侵略邻国,布尔什维克带领无产阶级进行的俄国革命,对于彭湃而言,更符合其从小形成的公平正义的道德观。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搜寻和研读马列主义著作。

  在个人思想成型的关键时期,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

  1918年5月,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是继“二十一条”之后的又一个卖国条约。

  留日学生奋起反对,发起废约运动。彭湃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借巴黎和会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此引爆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

  留日学生决定集会游行进行响应。当队伍在公园集中时,遭到日本军警的野蛮镇压,彭湃也被打伤。

  经过这件事,彭湃意识到不可能通过和平行动实现救国,必须唤起民众,发动革命。

  于是他愤然咬破手指,在一块白绢上写下“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寄给海丰学生联合会。并将自己的名字从彭汉育改为彭湃,以示决心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之中。

  彭湃更加迫切地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并加入了由早稻田大学激进青年成立的“建设者同盟会”。

  该会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同时因成员多数来自农村,很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

  之后,他又发起或参加多个社团组织,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

  通过这些活动,彭湃的革命思想逐渐成型。他认识到要实现救国就不能仅止于狭隘的排日行动,而是要让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条路就是像俄国人那样,依靠工农群众进行底层革命。

  至此,彭湃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救国理想。

  所有的革命者最初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因受到理想的感召而激动不已,从而开始行动。但是,当理想真正与现实发生碰撞以后,却并非所有理想主义者都能为革命坚定不移。

  理想的选择只是第一步,经受住现实的考验才是最重要的一关。

  彭湃是如何闯过这一关呢?

  第四阶段,“从自己开始革命”使彭湃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1921年5月,彭湃毕业回国,不久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回到家乡海丰后,彭湃担任了县教育局长。他利用该职务大力进行改革,并亲自到学校讲课,向学生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地主豪绅对彭湃的做法十分惊恐和仇恨,大肆污蔑举报,一定要把彭湃赶走。

  次年5月,彭湃被免去教育局长的职务。彭湃教育救国的尝试因此失败。

  但是,彭湃并未气馁,而是转向直接发动农民。

  为了缩小与农民的距离,彭湃换上与农民一样的粗布衣,头戴竹笠,赤着脚在农村的空地发表演讲。

  他向农民讲述地主剥削压迫的种种手段,提出农民们要团结起来,组织农会与地主豪绅作斗争。起初只有少数人听他演说,后来听众越来越多。

  彭湃的“不务正业”,让彭家人彻底失望。本来家里花了大价钱供他出国留学,是指望他回来走上仕途,成为家族的保护者。

  没成想回国刚一年,不仅丢了官,还整天跟农民打成一片,要革地主家的命,这不就是活脱脱的“败家儿”吗?

  此时,祖父已经去世,在大哥的主持下,彭家子弟进行了“分家”。彭湃分到了一大笔田产。

  分家既是为了避免彭湃闹出乱子以后祸及家人,也是希望他在获得家产之后,不再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再去折腾。毕竟比起革命的遥不可及,手中的这份家产才是一世无忧的保证。

  这是一次现实对理想的严重考验。

  当一个人宣扬“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时,自己名下的这些田产又该如何处理?

  大家都在看彭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彭湃毫不犹豫,他决定将田契一张张送给正在每份田地上耕种的佃农。

  但是这些佃农哪敢相信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根本没人敢收。

  接下来彭湃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把佃农召集起来,当场一把火烧掉了手中的所有田契。

  看到田契化成飞舞的火焰,佃农的心瞬间被点燃了,他们先是震惊,然后是狂喜与欢呼。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个昔日的彭家少爷是真心来帮助他们的,他是“自己人”!

  而彭湃看着火焰也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从此告别自己出身的阶级,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终于能为了自己的理想毫无顾忌地奋斗了。

  02

  烧田契的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有5位青年农民首先响应了彭湃成立农会的主张。

  1922年7月29日,中国第一个农会——只有6名成员的农会成立了。

  “六人农会”的成员分头到农民中去串连,扩大组织。一个多月后,会员增至30余人。

  有了会员数量的基础,农会的组织威力就能显露出来。

  地主加重对农民盘剥的主要手段是“加租”。如果佃户不交,地主就收回田地,改租给他人耕种,这叫“易佃”。

  农会斗争首先针对的就是加租和易佃。

  当地主收回土地时,农民组织会员搞“同盟非耕”,这样就没有其他农民续租。地主易佃不成,只能乖乖把田还给原来佃户,自然也就不再敢加租。

  农会还带领农民对抗各种名目的捐费。

  其中最荒唐的是“码头捐”“粪船捐”,就是在农民驾船到县城卸货装粪肥时,船只一靠岸就得向恶霸交费,否则不仅收缴船桨,还要数倍罚款。

  农会有样学样,设卡向往来的豪绅车船收取过路费,城里的恶霸迫于压力便不再敢收捐。

  坚决而且富有创意的斗争手段,让农民出了压在心头多年的恶气,也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好处。

  农会还开办农民教育学校,传授实用知识,学费以学生家长替学校帮耕租地的方式交付;

  农民门诊也成立了,会员看病不收诊金,药费仅收一半……

  这些行动让农民看到,农会真能用组织的力量切实为自己谋取利益。大家争先恐后加入农会。

  当年9月,农会会员发展到500余人,10月25日成立了赤山约农会(赤山约是海丰县城郊区的村子,这是彭湃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地方)。

  在赤山约农会的影响下,农会很快遍及海丰全境,共有98个乡,成员达16590人。

  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当选会长。

  总农会成立后,不仅大力保护农民的利益,还为农民调解诉讼纠纷,介入乡村政治。

  以前农民通过官府打官司花费巨大,即使赢了官司也会输了钱,以至倾家荡产。而找农会调解,根本无需交纳费用,只需双方放一挂鞭炮为农会扬威即可。

  从此乡绅等封建势力不敢为所欲为,乡村的政治权力逐渐转至农会。农会威信越来越高,海丰农民运动达到了极盛时期。

  海丰县总农会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证明彭湃将农民组织起来的设想完全可行,而且农会已经超越了经济组织的界限,向乡村基层政权转变。

  农会给海丰带来的巨大变化,让农民革命热情高涨,周边各县纷纷响应建立农会。

  为了适应农会组织的迅速扩大,同年5月,彭湃将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将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

  但是由于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引发了他们的反扑。

  8月16日海丰农会突然遭到反动军警的袭击,农会骨干25人被捕,彭湃机智脱逃,幸免于难。

  虽然在1924年3月海丰农会短暂恢复,但不久又遭取缔,彭湃被迫离开海丰去香港。

  但是反动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不断的逼迫彭湃是多么愚蠢。彭湃被赶下教育局长的位子,搞不成教育,就去搞农民运动;彭湃被赶出海丰,他将把农民运动推向全中国……

  此时的彭湃早已是一位成熟的革命家,在广泛的天地里他的理想火种将到处落地,延烧起不可阻挡的革命烈火,毁灭一切黑暗。

  03

  1924年国共确立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开始快速发展,更加主动地吸收青年革命者加入。

  彭湃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派人专程去香港邀彭湃去广州。

  4月上旬,彭湃来到广州,由谭平山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时谭平山已经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他的安排下,彭湃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

  这是将农民运动推向全国的契机。

  彭湃亲自前往广州周边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并提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大批培训农运干部。

  7月3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

  彭湃担任了农讲所第一届和第五届主任,负责农讲所整体培训工作,还亲自给学员讲课。

  因为吸取海丰农会被反动军警取缔的教训,彭湃在课程中加入了短期军事训练,以建立农民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敏锐与远见。

  到1925年6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主任时,招收到来自20个省的327名学员,成为人数最多的一届。

  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了约800名毕业生。

  这就是800多个革命火种,通过他们,彭湃的理想与经验以广州为原点向周边地区、相邻省份,直至全国扩散。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城市组织工人运动,但是许多党内重要人物已经开始关注农民运动。当他们纷纷开始投入农运时,彭湃实践得出的农会模式成为绝佳母版。

  正是因为彭湃的开拓,以及毛泽东、方志敏等人的接力发展,中共才在工人之外找到了农民这一中国革命的更大的力量来源。

  而正是因为有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农村作为新的革命基地,中共才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不至于完全失败,转入农村积蓄力量,重新崛起并最终取得胜利。

  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彭湃在海丰一无别国先例可循,二无组织指导(他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下,仅凭着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以及对平等正义理想的孜孜以求,引导农民并坚定地依靠农民,完全独立闯出来的道路。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回忆彭湃时,高度赞扬他的开辟之功,称他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从单打独斗,到依托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农运事业,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经受住现实的种种磨炼,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彭湃坚决主张进行武装斗争。

  1927年彭湃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湃返回海丰。同年10月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

  1928年7月,在中共六大上彭湃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核心领导成员。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

  周恩来组织多次营救,但均遭失败。他后来搜集到彭湃在狱中的英勇行为:

  “彭同志慷慨而谈,……向审问官司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

  彭湃始终对革命理想坚定不移,他说: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就可以过着和苏俄一样幸福的生活。”

  “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

  1929年8月30日,是彭湃就义的日子。

  临刑前,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们作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

  这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殉道时年仅33岁。

  04

  彭湃的革命经历能给今天的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启发。

  作为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少爷,他只要躺平就可以安稳富足地过完一生。那么他毁掉自己的财产,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此坚定干革命,为的是什么?

  他的代价是如此之大:

  彭家在他的带动下多人参加革命,包括他在内共有6位烈士。

  老母亲因被波及,解放前只能借住在远房亲戚的草房中,靠糊纸盒、做鞭炮艰难度日。

  而他的儿子彭士禄更是从小坐牢,颠沛流离。

  一个富足的家庭,遭受这样的磨难,值得吗?

  这其实是革命者的源动力问题。

  陶叔看过许多革命者的经历,发现他们投身革命最初的原因,都是痛恨社会的不公平。

  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而有的人饥寒交迫?

  为什么会有人压迫人?

  为什么有的人即使蠢得像头猪,仍然能够占有大量社会资源,任意欺压别人?

  为什么有的人聪明且努力,却得不到任何机会,受尽欺凌,凄惨度日?

  只要认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就会从内心中产生改变它的强烈愿望。

  这种强烈愿望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无论人处于社会的哪个层级,感受都是相同的。

  这样的人性认知,来源于人作为群体性动物的本质。在无数代的自然选择中,只有有利于种群生存下的意识才会被继承下来,成为刻在DNA里不可磨灭的记忆。

  如果大家仔细回想一下自己接受过的道德教育,就会发现一条规律:所有的道德准则除要求自律之外,无一例外都是利他的。

  因此,可以得出:

  道德 = 自律 + 利他。

  但是道德并不能完全约束所有人。

  有人通过自私行为谋取了利益,从而占据了有利的社会地位,获取了资源,拥有了竞争优势。

  而这些自私者又会反过来宣扬人的本性就是自私,并且修改社会规则,保护自己以及后代已经获得的优势:最早是血缘,之后变为私人财富。

  增加了获得社会资源的门槛,就让人从出生以后处于不公平的状态,拉大阶层差距,让底层人民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痛苦的命运。

  而当底层人民的痛苦累积到一定程度,社会的不公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革命就会像火山一样以势不可挡的力量爆发。

  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对社会不公的总清算。而那些有良知的优秀个人,能预感到社会趋势,主动融入革命最终实现个人价值。

  彭湃基于朴素的平等理念,接受了革命理论,并坚信革命必将发生,胜利属于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他选择了革命,革命也成就了他。

  又有多少像彭家一样富甲一方甚至更富贵的大家族,并未参与革命,而是选择了安逸的生活。他们虽然没有主动毁家,最后不都在革命的岩浆迸发以后被摧毁,以致消失无踪了吗?

  不要只看到彭湃为家族带来的“灾难”,更要看到他带来的巨大飞跃——一个乡下的土财主家族消灭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庭诞生了。

  彭湃和他的家庭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彭湃的祖父并没有看错,这匹“千里驹”确实为家族带来了兴旺,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

  对于彭湃的儿子彭士禄,虽然他的父亲没有亲自养育他,没有留下财产。

  但是父亲对这片土地与人民付出的爱,是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也因此获得了人民最真诚的回报。

  彭士禄说,是人民把我养大的,我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了人民给我的恩情。为了报答人民的这份恩情,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将同样被人民所铭记。

  当曝光出江西的“周公子”事件以后,很多人非常气愤,对这些妄图以家族传承霸占国家资源,制造社会不公的行为深恶痛绝。

  对此,陶叔认为要对国家有充分的信心。

  近些年,有的人企图靠资本的优势加大对国人的剥削,已经被狠狠地收拾,不允许“资本无序扩张”。有的人想垄断教育资源,抬高人民获得教育机会的成本,已经被“双减”政策精准打击了整个产业。

  如果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政策不可能推出并得到实施。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追求的是社会公平,不允许各种贪婪的手伸向人民。

  某些既得利益者,如果通过互相勾连,想固化自己家族成为特权阶层,必然不容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原则,必将在制度的不断完善中被清理。

  社会的不公,带来的只会是封闭,是对优秀人才的排斥,最终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下降。这是绝对需要警惕的现象。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将完成的重要阶段,只能让社会更加公平,让每个人的活力充分释放,绝不允许产生趴在体制上吸血的蛀虫肆意滋长。

  很多人注重家族传承,希望后代能有好的发展,保持生活水准。

  这样的观念本身没有问题,但需要有更开阔的格局。

  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清个人与社会,家与国的关系。

  只靠个人的努力,无论采取什么方法,任何家族终将败落。总会在历史大潮的冲刷下,你方唱罢我登场。

  费尽心机的尔虞我诈,为人做事的锱铢必较,可以获得一时的兴旺发达,或保几世的荣华富贵,却终究不过是怀金悼玉一场梦。

  唯一能给所有人带来永久生存保证与人生尊严的,只能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发达。个人的命运,最终要建立在公平的社会基础之上。

  致力于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才是所有人应该努力的方向;致力于公平与正义,让真正优秀的人才能充分发光发热,才是社会应该推崇的价值观。

  天下为公,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前进的方向。

  许多人感到人生迷茫,是因为真实看到了善被恶欺压,自私的人堂而皇之大言不惭。

  革命者拼了命推翻的社会不公卷土重来,而革命理想却被嘲笑,革命精神被解构。

  面对这些丑恶,不需迷茫,更不需痛苦。只要明白公平是人性的必然追求,坚信理想终将胜利,那些宵小不过是历史车轮将会辗过的尘土,心中的方向与脚下的路将清晰而坚定。

  彭湃以及许许多多革命烈士,他们为了这个理想牺牲自己。他们的牺牲,印在历史的记忆中,也将永远光照后人追求公平、正义的革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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