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新：周总理在中国核潜艇研制中的历史功勋

　　在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8周年之际，特撰写此文缅怀他在中国核潜艇研制中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建立的历史功绩。

　　周总理是研制中国核潜艇全过程的决策者和推动者，从核潜艇启动到研制成功，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在研制的每一个重要环节和关键步骤，他都亲力亲为，或召集会议集体做出决定，或作批示，或面授机宜，或“穿针引线”或督促催办……准确引导核潜艇研制的大方向。

　　1958年，中国决定研制核潜艇；1974年，成功造出第一艘核潜艇交付海军；1976年周总理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中国核潜艇驶向大海。据初步统计，在核潜艇研制的16年里，总理对核潜艇的直接批示和指示多达30余次。正因为有周总理的精心筹划、严密组织、悉心指挥、果断呵护，才更加调动起广大核潜艇工程研制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才使核潜艇工程在统一指挥下，协调一致，排除干扰，顶风破浪，砥砺前行。

　　一、快速批转研制核潜艇的“绝密报告”

　　1950年代，中国刚从战火中摆脱不久，几百年来被列强欺辱的伤口还隐隐作痛。中国最高领导层知道，只有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缩小与他国的差距，才能够有效地保卫国家安全。而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国外的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核电站等核技术迅猛发展起来，核技术崛起并大量用于军事目的，极大地震撼了世界，同时也激发了中国尽快建造核潜艇、研制原子弹、发展核工业的强烈愿望。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1956年4月，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到：热核子应用方面应与原子能和平利用相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的研究。6月，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的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书再次明确指出：“在潜艇研究方面首先应解决大功率的水下动力问题，即研究并制造艇用原子动力装置，原子动力是潜艇的理想动力，也是国际科学技术最新成就之一”，设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建立潜艇用试验性原子反应堆，争取在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原子动力潜艇的建造成功。”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的有关指示精神，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指示，海军积极抓紧制定导弹核潜艇的研制规划。

　　核潜艇的研制被列入国家和军队远景规划后，周总理还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参与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科学家。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的远景发展规划，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呈送周总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研制原子潜艇的报告》。第二天，周总理就在这个绝密报告上作了“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退聂办。周恩来六.廿八”的批示。可见周总理对中国尽快研制核潜艇的急迫心情。随后，其他有关中央领导也都进行了快速传阅，最后由毛主席圈阅批准，从此迈出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第一步。

　　《绝密报告》是党中央鸣响研制核潜艇的发号令。以罗舜初为组长，张连奎为副组长，刘杰、王诤为组员的中央四人小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随后正式成立，筹划和组织有关中国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1958年7月，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潜艇总体设计组”；8月，我国第一个核潜艇建造厂批准上马；9月，二机部设计院和原子能所联合组建了首个“核动力设计组”；1959年10月，毛泽东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这句气势如虹的名言，传遍了全国有关工厂、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各项工作快马加鞭地展开了。

　　二、亲自担任“中央专委”主任，决定暂缓核潜艇的研制

　　1962年3月，前身为“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的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09”研究室提交了《原子导弹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经过对全艇、反应堆和关键配套设备的初步设计后，已经探索到关键技术157项，试验课题254项。然而，从1962年开始，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技术力量不足等原因，国家对核工业的发展做了战略调整，决定首先研制“两弹”（原子弹、导弹），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

　　1962年7月20日，海军党委和二机部党组联合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原子潜艇核动力装置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认为：中国核潜艇通过三年多的研究设计工作，体会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提出4点建议：

　　1.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停止进行;

　　2.设备制造和新材料试制工作基本停止,但对几项技术复杂、研究周期很长的关键项目，并且已投资大半取得一定成绩的（如反应堆压力容器等）适当保留，继续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

　　3.二机部动力堆的设计机构人员适当精简，七院也将相应地保留一定的机构人员；

　　4.科学院和高等学校要继续保留少数必要的研究项目。

　　为了有效集中使用国家核技术力量，统筹协调国家核工业和核武器发展规划，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成立了“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中央专委”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根据研制工作的需要，及时调度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

　　周恩来与“中央专委”成员贺龙、聂荣臻和张爱萍

　　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担任“中央专委”主任，成员有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中央军委、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专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划、部署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1963年8月，周总理主持第6次“中央专委”会议，研究决定核潜艇技术班子的人数和体制问题。决定将二机部保留的55名技术人员合并到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同年10月，以此为基础正式成立了潜艇原子能动力工程研究所（代号“七院十五所”）。

　　由此可见，在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处于“下马”状态的那几年，并没有完全停止研制的步伐，而是保存实力，抓紧学习，厚积薄发，以利再战，特别是核动力的一些关键研制项目仍在秘密进行中。

　　经初步统计，从“中央专委”成立到1974年核潜艇服役的10余年中，周总理至少主持了12次“中央专委”会议，专题研究中国核潜艇研制中的重大问题，一切工作都是按照“中央专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有序进行的。

　　“中央十五人专委会”成员

　　三、及时启动核潜艇工程

　　1964年6月，我国第一枚改进设计后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同年10月，我国首次圆满进行了一枚原子弹试验。“两弹”的试验成功，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非常兴奋，他高兴地在人民大会堂举起双臂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特大喜讯。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我国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

　　“两弹”的试验成功，使国防科技的重点向核潜艇倾斜。启动核潜艇的研制已经具备条件：首先，核潜艇总体和核动力装置经过六七年的方案论证和预研工作，已经有了较多的技术积累；第二，1965年初，仿制的“03”型、“33”型和“31”型常规潜艇或服役、或下水，摸索出了大量设计、建造、管理潜艇的经验；第三，我国的核潜艇研究设计机构也渐趋完善，主要有国防科委舰艇研究院所属的潜艇核动力工程研究所，以及二机部反应堆工程研究所等，具备了较雄厚的科研实力；第四，国民经济好转，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已经淡去。

　　周总理认为，全面进行核潜艇研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尽快启动核潜艇工程。为此，1965年3月20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第11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将核潜艇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全面开展研制工作，并要求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作为研制潜艇核动力的阶梯，先经陆上模式堆试验、验证后，再建造潜艇用核动力装置。

　　1965年8月15日，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准六机部《关于研究制造核潜艇的请示报告》和二机部《关于原子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和协调问题的报告》，具体研究了核潜艇工程有关问题，明确核潜艇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第二步再搞弹道导弹核潜艇。会议开始，周恩来首先说：“这两份《报告》，我看了三遍，基本同意。但是，核潜艇研制工作一旦上马，各项工程必须紧紧跟上，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发表意见，摆问题，想得更周到一些。”短短几句话，把与会人员的思想、精力一下牵动起来，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懈怠。会上，大家对二机部、六机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逐条进行了研究。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有情况补充，又有中肯的建议。周总理不断插话，询问一些情况和问题。当有的工业部门领导对如何按计划完成任务做一般表态时，周恩来严肃地插话说：希望你们少表态，多谈谈具体落实措施，比如说，你们分担的任务什么时候能完成，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如何采取措施解决，需要我们专委做些什么工作。

　　周总理的这些话，既亲切，又严肃，体现了他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严格要求和求实作风。

　　最后，周总理做了总结性讲话。他强调指出：今后，在具体执行中，你们要多开动脑筋，充分发挥创造精神；研制核潜艇是高、精、尖科学技术，不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是难以完成的……专委会的作用，在于促进，群策群力。

　　周总理的精神风貌和严肃、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给与会同志很大的教育与激励。他们既感到责任重大，内心又充满了欣喜与自信，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登攀核潜艇技术的高峰。

　　这次会议后“中央专委”还连续向有关工业部门发送了7个通知，一一做了详细部署。从此，核潜艇工程正式步入型号研制，一场历经十年之久的核潜艇“大会战”在中国大地上正式拉开了序幕。从这七个《通知》中，也可以看到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委”在全国的权威性，看到“中央专委”工作的严谨科学态度和迅速、细致、扎实的作风。这一年，我国还成立了以陆上模式堆为主的潜艇核动力研究试验基地、成立了核潜艇总体研究所、确定了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次年新成立了以六机部部长方强为组长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海军派军事代表进驻核潜艇建造厂……。可见，1965年是中国核潜艇研制道路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自从1965年“中央专委”召开两次重要的会议后，周总理又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亲自主持研究核潜艇研制中的经费问题、进度问题、数量问题、核潜艇水下兵器试验场建设问题、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问题、核潜艇与弹道导弹的协调问题、核潜艇重要设备和仪器制造问题、各单位协作问题、成立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问题等等，特别是两次亲自听取第一线人员汇报核潜艇陆上模式反应堆启堆前的准备工作和中国首艘核潜艇试验工作。

　　四、要求陆上模式堆试验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为了使核潜艇核动力装置装艇一次成功，根据“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在陆上先建造一座模式反应堆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和成果后再装到核潜艇上。所以，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和试验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核潜艇研制的重中之重。周总理十分关心陆上模式堆的建设，以“中央专委”的名义发文对陆上模式堆的设备安装进度、满负荷运载时间等做了硬性要求。

　　1968年，陆上模式堆开工；1970年5月装堆完毕，进入冷热动态试验；同年6月30日，达到热态临界，准备启动反应堆。在这一关键节点，周总理于7月10日在启堆报告上批示：“先向专委汇报，科委和09领导小组派人领导这次启动。”

　　为了确保启堆的安全和成功，周总理于1970年7月15日和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亲自听取了陆上模式堆现场领导和技术人员的汇报（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科技处处长昝云龙主汇报）。总理在会上详尽了解了反应堆启动准备工作的细节，并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他语重心长地说，陆上模式堆经过了设计、设备安装、调试、操作四关，还有试验关。要注意，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了，哪个环节不注意都会出问题。要好好听听，好好设想，再开始联动，注意测试数据，慢一些，细一些。不要一开始试成功了就满足，到处报喜，不要知足，知足是保守。完全试成了，是你们的成绩。还要有各种设想，有各种设计，要扎扎实实地试验。试成了下水，还要长期可靠运行，运行中一定会遇到问题，还要改进。现在要求你们要做好各种预想，考虑周到，要做各种设想，考虑各种可能。工作要好好检查，如有问题，晚一点也没有关系，一定要搞好。要做好政治挂帅的工作。首先要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这是第一；第二要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要搞三结合。你们说存在的问题，有设计、设备生产、安装、调试操作都有原因，这是客观的，这样很好，不要只说某一方面。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会议快结束时，总理特别指示空军领导安排一架专机，送参加启堆试验的领导、专家和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的同志一起回基地。可见，总理对陆上模式堆的试验非常重视，无比关怀。1970年7月16日中午，天空晴朗。一架银色客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还在回想早上总理说的话：“晚上睡不着，昨天刮风，我起来看了看天气。”

　　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的领导同志回去后，及时组织传达贯彻总理指示；到各主要试验研究室检查了解工程建设、设施状况、核燃料组装和试验工作等情况。

　　在反应堆安装过程中，周总理两次晚上打长途电话到试验现场，了解试验情况：

　　第一次：7月l7日陆上模式堆开始升温升压。7月18日到达预定参数，不久发现已修补过的一组反应堆热工测量管破裂。午夜12时，周总理对试验工作电话指示：“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第二次：7月20日，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要求“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参数。”国防科委值班室通知：周恩来总理和军委办事组批准陆上模式堆7月23日20时35分第二次升温升压。

　　7月25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正式提升功率；次日，高功率运行，两台发电机组发电并网，这在我国是首次实现核能发电并实现模拟核推进。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陆上模式堆的启动试验大获成功。

　　五、密切关注核潜艇的安全和总体建造、试验

　　1.强调“核潜艇比两弹还复杂”

　　周总理深知核潜艇技术和协调的难度极为复杂，经常提醒有关方面要大力协同。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召集罗舜初、刘西尧、陈右铭及中国科学院几位专家研究关于研制原子钟和无线电导航方面的问题时指示：“……听你们说的情况，（原子钟）技术上还是很复杂的，核潜艇就更复杂了，比两弹还复杂，核潜艇就包括两弹。罗舜初、刘西尧同志你们把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一起干，不要各干各的，要像毛主席指示的那样，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不要互相保密，要互相支援。”

　　核潜艇的技术确实非常复杂，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艘核潜艇相当于一座小型发电站、一座微型城市、一座海上移动的核弹发射基地。由于核潜艇长期在深海隐蔽航行，因此危险程度高于其他武器装备，比如人员要在承受高压的潜艇里生活，潜艇存在核辐射，如果不慎可能对人员造成伤害；潜艇发生事故后的危害程度更严重（比如核事故、沉艇事故）；事故涉及到的人员更多（每艘核潜艇编制100多人），救援难度更大，影响也更广泛；在核潜艇工程建设、试验训练中，都可能面临对人员的伤害危险，关键时刻还要舍身抢修排险。

　　从危险程度来看，我总结出核潜艇具有“三性”特点，即：深海环境的危险性、水下作战的毁伤性以及核动力装置潜在的辐射危害性，所以，要求所有从事核潜艇的人员必须具有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核潜艇的协调难度也非常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全国之力，共有2000多家军地科研、生产、使用单位参与到核潜艇的研制试验中，涉及24个省、市、自治区和21个国家部、委，协作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

　　所以，周总理强调“核潜艇比两弹还复杂”就不难理解了。

　　2.关注超长波通信设施建设

　　1958年7月某天下午，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受周总理之托，带领海军司令部通信兵部陆建勋工程师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向总理汇报有关水下长波通信的情况。谈到超长波电台的建设，周恩来提出了一大串问题。诸如什么叫超长波，超长波电台和广播电台有什么不同，同在远洋航行的舰艇和船只联系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功率，为什么超长波才能穿透海水而超短波不能，为什么超短波能穿越电离层而超长波又不能，以及为什么一定要建长波台，为什么不建不成，我们建长波台要多大规模等等。这些问题，看起来是专业性的，但它关系到建设超长波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建设的问题。

　　陆建勋尽量用简明的语言，回答周总理的提问。罗舜初和陆建勋从周恩来的提问中，从他专心静听陆建勋的回答中，感受到了一位伟人的那颗炽热的心，是同他们的心一样在随着人民海军前进的步伐跳动。大约1个小时后，周恩来站了起来，对陆建勋说：好，我听懂了，谢谢你。

　　同年8月，苏联赫鲁晓夫到我国访问，要我国答复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妄图从军事上控制我国，遭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拒绝。苏方只好放弃了在中国建设超长波台由中苏“共同建设”和“共同使用”的主张，并由两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八三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规定：

　　(1)超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

　　(2)苏联在设计和建筑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

　　(3)苏联需要使用中国的超长波电台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

　　为了加强对这项工程的组织领导，1962年2月国家成立了超长波台建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海军、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参通信兵部人员组成。主任委员是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副主任委员有国家经委副主任谢北一、国家计委副主任范慕韩、海军工程部部长赵一萍和海司通信兵部主任徐明德。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与海军超长波台的建设和领导，是周恩来选定批准的。

　　超长波电台工程技术性强，要求高，难度大。为了确保质量，周恩来总理亲自选调精兵强将，让国务院建筑工程部设计院承担土建设计；中央广播事业局设备制造厂承担天线铁塔加工和架设；海军承担技术工艺、安装调试和地网的设计。为了加快工程速度，把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一个师集体转业，组建成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公司，承担土建施工。

　　1965年底，海军长波台竣工并开始工作。

　　3.批准核潜艇建造计划

　　为了加强中央对核潜艇的领导，1969年10月23日，我国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18人组成，成员由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计委、海军及有关工业部的领导组成。

　　周总理非常关心核潜艇的建造，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前夕，他指示六机部要根据生产实际情况调整核潜艇造船厂的年生产纲领；为了加速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1970年1月1日，周总理批准七机部四院总体部由外地迁到北京，归七机部一院建制，负责潜地导弹的技术抓总和协调工作。同年3月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的报告，“四五”期间建造x艘091攻击型核潜艇和x艘09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

　　1970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这一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胜利下水，将进入码头试验（含反应堆的启动试验）和航行试验。

　　第一艘核潜艇于1970年12月26日下水的留影

　　4.亲自过问、批准第一艘核潜艇的各阶段试验

　　周总理对核潜艇反应堆的启动安全十分关注。1971年6月20日，他接到“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关于码头启堆联试的报告后批示：“关于启动反应堆的试验计划，需在6月25日前开一次专委会议才能决定。”6月25日，周总理如期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听取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陈右铭、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和海军驻核潜艇总装厂总军事代表孟庆宁等人汇报核潜艇码头启堆试验准备情况。

　　周总理在会上指示：第一次搞核潜艇反应堆的启动试验，要稳当一些。先在码头试验，缺的设备、工具要把它搞齐，是试验阶段，不必急。搞武器试验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有时还可能有牺牲，但没有必要赶日子，要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几天时间进行试验，取得经验，这样的代价是应该花的。

　　他还严肃地说，造一艘艇不容易，那么多设备，全国那么多单位花了很大力气搞出来的，出了事情就不好了。要在码头试验好了再开始航行试验，绝对不要出问题。试验的每一个阶段，你们都要向海军和军委报告，经批准后再搞下一阶段。试验时间要充分一些，不要急，急了漏洞很多。试验本身就是摸索，要摸清楚，像一个人生了病，要把病情摸清楚一样。要把工作做细，要取得全部必需的数据，要积累经验。领导小组的同志每次试验都要到现场去看看。再说一次，试验先码头、水面、浅水，然后再深水，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把试验工作做好，要组织好。不要以为船下水就没事了，要把码头、水面、浅水、深水四个阶段的试验做完，搞好了才能交船。

　　完成码头试验后，核潜艇在葫芦岛海区进行预试航、航渡到大连试验海区、正式进行航行试验、核潜艇定型生产等几个阶段，每次也是总理亲自审核批准的。

　　1972年3月22日,周总理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第44期简报上看到有关核潜艇某设备发生泄漏事故后批示大意：请注意海军091型核潜艇试制和出海试航中存在和发现以及可能发现的问题还很多，务请要求他们随时随地做总结，以便在出海试航后迅速做全面总结。同时也要告诉他们防止在试航中发生政治上、技术上事故，毁艇伤人。

　　1972年8月18日，周总理批准同意对某常规潜艇基地进行扩建，兼做核潜艇试航基地。

　　1974年4月12日，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组织了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他语重心长地嘱托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1974年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

　　遵照周总理的教诲，在各级领导、广大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圆满完成各项试验，于1974年8月1日建军节交付海军。核潜艇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全部采用国产设备、材料，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从此，我国成为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中国在世界的战略地位大大提升。

　　今年是中国核潜艇服役50周年。中国核潜艇经历了研制、建造、使用、维修、退役的全过程，核潜艇工程使我国科研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军还锤炼出一支训练有素、保障有力的核潜艇部队，为国家提供了坚实、可靠、有效的核反击力量。这些，都离不开周总理的远见卓识、非凡作用和卓著功绩。

　　六、永远铭记周总理对中国核潜艇的历史作用

　　1997年3月，原“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陈右铭，写过一首《如梦令》纪念周总理：

　　记周总理领导的两弹及核潜艇研制的功勋

　　总理丰功勋绩，领帅尖端神力。

　　两弹很成功，原子潜艇无敌。

　　今忆，今忆，饮水思源情激。

　　后来，陈右铭部长把这首词抄写在核潜艇部队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封上，这枚纪念封将会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永久存留。

　　陈右铭在核潜艇部队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封上抄写的《如梦令》

　　2018年，病重住院的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以一篇感言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他写到：“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组织、指挥、决策核潜艇研制的每一重要关键步骤和重大关键问题，他才是真正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总指挥。”

　　彭士禄院士感言的照片

　　2019年，陈右铭和顾汉祥合著的《大海不会忘记——记周恩来与新中国核潜艇》一书出版。这本书是珍贵的文献性纪实作品。书中系统、详尽地记录了周总理为中国核潜艇的研制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丰功伟绩。介绍了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在周总理的总导演下，核潜艇工程研制者们以身许国、自力更生、团结聚力、攻克维艰，使中国“巨鲨”在惊涛骇浪中诞生、潜行，奏响了一曲回荡云霄的英雄赞歌。

　　《大海不会忘记——记周恩来与新中国核潜艇》封面剪影

　　参考文献：

　　[1]陈右铭.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核潜艇工程的关怀[J].军事史林，1988.3.

　　[2]陈右铭.倾注心血育“奇鲸”——回忆周恩来总理对核潜艇工程的关怀和指导[N].中国船舶报，1991年1月4日，1月11日第四版.

　　[3]杨连新.见证中国核潜艇[M].海洋出版社，2013.1.

　　[4]陈右铭,顾汉祥.大海不会忘记——记周恩来与新中国核潜艇[M].中国当代教育出版社，2019.10.

　　[5]宋锐.陆建勋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M].人民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2020.5.

　　（作者系中国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