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焦裕禄（下）：重回地方，在兰考的1年零5月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出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吹响了向焦裕禄学习的号角，一转眼到今天已经过去60周年了，焦裕禄这面旗帜依然高高飘扬着。谁能想到，曾经的兰考和开封，竟然有个别人放言：“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个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
既然有人那么讲了，这条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焦裕禄，这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在兰考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又干成了些什么?
首先要知道，焦裕禄是怎样到的兰考县。1962年6月，焦裕禄离开了工作9年多的洛阳矿山机械厂，离开了工业战线，回到了曾经工作过5年多的开封地区尉氏县，位列第一书记之后。其背景是，在大跃进期间，河南浮夸风、瞎指挥等五风盛行，造成了严重后果，七千人大会后为迅速恢复经济，河南急需一批优秀干部，最终决定从洛阳(当时全国的八大工业城市之一)的各大厂矿企业，抽调25名干部配属25个重点县，去充实地方，焦裕禄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在开封尉氏县的出色表现，仅仅半年多之后，上级就调他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去啃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兰考地处豫东平原，位居黄河十八弯的最后一道弯。兰考绝大多数的灾害都与黄河有关，1477-1885年的400多年间，黄河在兰考境内就决口29次，改道3次，大堤漫水8次，大小废堤和黄河故道交织全境，天灾频发。正因如此，全县形成了坡坡相连，沙岗起伏的特殊地形，风沙、盐碱和内涝这三害肆虐成灾。
1962年，是兰考遭受三害最严重的一年，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大雨又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粮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全县36万人，灾民就有一半多。在这危难关头，当年12月，焦裕禄来了。他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扭转最严重的局面”。历史证明，焦裕禄做到了。
焦裕禄到兰考报到当天，12月6日，县里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第二天他就到灾情严重的城关区调研了。还是他此前在地方工作时的老办法，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就这样，他和老饲养员萧位芬越聊越投机，白天在别的村调研回来后，焦裕禄干脆住到萧位芬的牛屋，向他请教。萧位芬告诉焦裕禄，沙土窝里能种泡桐树，它挡风、压沙，木材用处大。俺村50多亩地才有一头牲口，多养牲口，才能种好地。经过5天的调研，焦裕禄写出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的报告，报告里就吸收了萧位芬和其他老农的经验。
连年受灾的兰考，县里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救济棉衣等工作所淹没，有人说县委机关简直成了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救济，部分干部则对改变兰考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深夜，想问题想得睡不着的焦裕禄去找县里领导之一的张钦礼谈心去了。焦裕禄问，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张钦礼答，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接着说，对，但应该在思想前加上领导两字，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两人谈了很久，达成共识，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必须得转变。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到齐后他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当时，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看着国家运送救济物资的专列、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的灾民，焦裕禄沉痛地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后来，焦裕禄又带着大家学习老三篇，重温兰考的斗争史，这样从上到下树立起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在给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郑重的加上了：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正是有了焦裕禄的决心和干劲，兰考的阻止人逃荒的“劝阻办公室”被撤下，换上了“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
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带领由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当时他正患慢性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风雨中奔波，会加重病情，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冒雨涉水，观察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就这样，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县里终于掌握了三害的第一手详尽的系统的资料，并且对各地灾害如何治理，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这就为下一步的统筹规划，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一直有学习伟人著作的习惯。他曾给县里的同志们介绍，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伟人的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所谓过电影，其实就是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
正是在深入调查中，在人民群众中，焦裕禄发现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更看到了群众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和无穷的智慧。这里头就有鼎鼎大名的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四个典型。焦裕禄将其总结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号召全县向它们学习。
焦裕禄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到各村调研走访的时候，践行的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三同，可以说贫农身上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
焦裕禄心里装着兰考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64年春，正当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胜利前进之时，他的肝病越来越重。焦裕禄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区;他棉袄的二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为的是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有时，他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椅子右边被顶出个大窟窿。他暗中忍受了多少痛苦，连他的亲人都不清楚，他是全身心投入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啊!
1964年3月，兰考除三害运动到了高潮，他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焦裕禄本想写篇《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刚拟了四个小题目，文章才开了个头，病魔就逼得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县里不再听他的了，将他送到了开封的医院，开封又给转郑州，后转到北京，最终确诊肝癌已经扩散，他时日无多了。最后又转回郑州，县里不少同志，一有机会就去看他。他见面从来不谈自己的病情，总是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1964年5月初，焦裕禄病情恶化，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匆匆赶来看他，他除了像往常一样问兰考的情况，难得问起了自己的病情，张钦礼迟迟不肯作答，再三追问之下，张不得不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明白了一切的焦裕禄说：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的离开了他所挚爱的人民和土地，年仅42岁。在生命最后一刻，他对守在自己床前的上级党组织代表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他的枕下，还有一本经常翻看的伟人选集。
焦裕禄的遗愿，由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带领着兰考人民完成了。1965年，兰考这个历史上一直缺粮的地方，初步实现粮食自给;这一年，兰考连旱68天，冬春之交，刮了72次大风，没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19万亩沙区的林带把风沙锁住了;秋天下了384毫米暴雨，没有一个大队受灾。后来，经过1967-1970，1973-1977，前后断续7年多的系统治理，兰考人民完成了焦裕禄的遗愿，终于彻底根治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
是的，焦裕禄只在兰考待了一年多时间，但是他的到来，促使当地干部思想、行动和作风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他的带领下，经过细致的调查，找到了根治三害的办法，制定了除三害的规划，并挖掘了蕴含在群众中的伟力，形成了有效的组织，锤炼出了一支过得硬的队伍，他眼里只有工作，只有灾区，只有群众，他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他的精神激励着无数的兰考人，他的到来，是从零到一的转变，这不是质的飞跃是什么?那些阴阳怪气，说什么不过一年多时间，“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的人，除了当老爷，冷嘲热讽，还能干些什么?当然，他们也历史留名了，只不过就像秦桧之于岳飞一样，是作为焦裕禄们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如今，当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那棵泡桐树，依然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兰考人民亲切地称它为焦桐。这棵焦桐的许多根生树苗，还被引种到各地，继续为人民服务。这不就是焦裕禄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