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周恩来何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0年春至1913年夏，少年周恩来在东北就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名言，即他在一堂修身课上，对老师“为何而读书”的提问所作的回答。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又赴辽宁铁岭银冈书院旧址和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旧址及日俄战争遗址进行了寻访，对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诞生与时代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儒家思想强调个人修身如何影响了少年周恩来的学习动机。
少年周恩来赴东北读书的历史大背景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从出生地江苏淮安到东北读书。当时，他的三伯父周济渠、四伯父周贻赓和自己的父亲周劭纲都在东北谋职。
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校学习时的周恩来(1911—1913)
周家三兄弟为什么会到东北谋职?这与当时东北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一个人有密切关系。1910年的东北，处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空前劫难后难得的战后发展期。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日签署《马关条约》，辽东半岛被割让给日本。因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的反对，日本不得不有条件地(巨额赎金)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从此，日本对俄国十分记恨。为争夺在东北的利益，日本于1904年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向俄国军队发动攻击，即被称为20世纪“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中，从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到清朝陪都奉天，再到辽北重镇铁岭都成为战场。而清政府荒谬绝伦地采取“局外中立”态度，生灵涂炭。
1905年，日俄战争在美国的调停下结束，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重新瓜分了两国在东北的利益。两国均撤兵，长春以南归日本势力范围，长春以北归俄国势力范围，中国“准允”两国设租界、保留铁路筑路管理权，同意开放十余个东北城市为商埠。铁岭，就是开埠的城市之一。
已成为侵略战争铁证的日俄战争“战绩碑”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筹划重建满目疮痍的东北，史称“东北新政”，设东三省总督，对东北这一清朝的“龙兴之地”给予高于一般行省的管理权限。清末重臣徐世昌担任第一任总督。他的左膀右臂、进士钱能训便是东北这轮发展计划的操盘者之一。而钱能训，即周恩来三伯母钱馥兰(周济渠夫人)的哥哥。
正是日俄战争后东北的这一轮发展期，带给周家兄弟谋职的机会。1908年，先是周恩来四伯父周贻赓经友人介绍到了奉天(今沈阳)度支司(主要功能似各地财政局)任科员;1909年淮安大水后，在衙门失业的三伯父周济渠也举家迁至东北，周济渠任铁岭税捐局主任，兼办矿务。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也在铁岭做一位前任官员的幕僚。
推行“新学”，国耻教育进课堂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在亲人的护送下来到铁岭，插班进入铁岭银冈书院的银冈学堂初小三年级。
银冈书院
银冈书院，是当时东北最负盛名的传统教育机构，创立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被贬谪到铁岭的顺治年间进士、湖广道御史郝浴创立。郝浴深感本地文化教育落后、人才匮乏，倡导“温故知新，致知格物”，简单说来，即注重历史和新知两不误，要从故纸堆中抬眼感知周遭的世界，倡导不脱离实际的教育。
1900年“庚子之变”后，清廷在各方压力下宣布“新政”，其中教育改革是真正推进而且富有成效的。自1902年废八股取士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各地创办新学步入快车道。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在清末推行新学大背景下，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将史称《癸卯学制》的新学学制“著即次第推行”。这一学制规定，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五年共计十四年，其中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国家不收学费，以示国民教育国家任为义务之本意。”初小先后开设修身、国文、算术、体育、音乐、图画、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等，高年级设数理课程，还开设国情教育和国家体制等政法知识的讲座。顺应时势，1904年，银冈书院内设立了银冈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学务骎骎日进”。官学、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传统模式被改变，西方现代教育方式和学科得以引进。
银冈学堂带给少年周恩来新知。查阅1915年编纂的《铁岭县志》刊载的教育科目，“国耻演说”赫然在列。在老师们营造的求新求变的氛围中，“守旧必落后，落后即挨打”的意识在少年心中觉醒了。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抽象概念的灌输远不如用音乐、图画、地图、野外探索这些直接的感知方式更能给成长中的孩子留下深刻印象。在银冈学堂，少年周恩来学会了《何日醒》这首歌曲。歌中唱道：
风波蓦地潮流动，扶桑杀气生;三韩初告警，舰队横飞陆队行;牙山黄海平壤经，烽烟辽海盟;金州旅顺威海荣成纷纷一掷轻，一日辽东并，强俄德法猝帝盟，谁应吾请?谁为吾争?吾党何日醒?
辽东半岛风云紧，强俄未撤兵;呜呼东三省，第二波兰错铸成，哥萨克队肆蹂躏，户无鸡犬宁，日本三岛顿起雄心新仇旧恨并，舰队连樯进，黄金山外炮声声，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
1898年，俄国“得借地修路权以二十五年交还”染指铁岭。此后，正如《何日醒》中所唱，正是这条中东铁路“引狼入室、揖盗开门”。1900年义和团兴起后，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之名占领沈阳和周边地区，“哥萨克队肆蹂躏，户无鸡犬宁”。《铁岭县志》载，1901年“秋闰八月，俄军南来，……俄军政署严禁民间私放火器，违者立斩，人人屏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巨额赔款，但“强俄未撤兵”，3年后更在东北大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铁岭百姓接连遭遇战争的蹂躏。日俄战争结束后，铁岭因地处长春以南，俄国所筑中东铁路南满支线铁路及附属权益被转让给日本，铁岭又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在遭遇过“强俄”蹂躏之后，又来了“扶桑杀气生”。铁岭再次坠入似“第二波兰”的亡国境遇。
少年周恩来1911—1913年多次去到的日俄战争沙河战役战场遗址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曾给他讲过古代英雄保家卫国、疾恶如仇的动人故事，带他走过淮安镇淮楼周围的忠节公祠、韩侯祠，关天培虎门殉国、韩信忍辱奋进、梁红玉击鼓抗金、岳少保朱仙镇大捷……这在童年周恩来的心里种下了爱国、忠诚、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种子。当他赴东北读书时，日俄战争仅过去5年。在铁岭，校董曾宪文带着周恩来和同学们攀登日俄军队曾交战的龙首山，几年前真实发生的战争使国难意识、国耻意识在少年周恩来心中觉醒。
周恩来在银冈书院读书时，曾宪文44岁，他不仅担任银冈书院总董，而且是铁岭的官方教育机构——劝学所的所长，类似于教育局局长，还兼银冈书院的国文课。曾宪文给少年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弟媳、周恩寿夫人王士琴女士在访问银冈书院时曾证实：“周总理生前说过，他少年时期在银冈书院读书时，有位姓曾的老师向他讲述革命道理，是早期的革命思想……”
20世纪的新学校，一名小学生的视野
在奉天度支司工作的四伯父对于新式教育有着极高的期盼。他很清楚，后科举时代的子侄辈只能仰仗于新式教育，这是潮流所向。
1910年秋天，12岁的周恩来从铁岭转学到奉天，进入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所学校是日俄战争后清政府“东北新政”的产物，周恩来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学生。
这所新学校拥有现代学校的“标配”——大操场。孩子们在操场上做团体操，自由地奔跑、玩耍、做游戏、踢球。虽然这在今天看来是一所小学的标准配置，但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为解放孩子们的思想，学校还为老师、学生、社会各界来校人士提供了大型公共空间——大礼堂，这在传媒业仅限于报纸的晚清是新式的、新兴的。大礼堂最吸引学生的往往是演说，各种思想的交汇、碰撞，让学校的气氛常常是热烈的。具有启蒙新思想、希望国家变革的老师受聘进校，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高弋吾老师。周恩来曾回忆说，到东关模范小学的时候，自己是拖着一条辫子进去的，但是他的老师高弋吾已经剪掉了辫子，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勇气，也是冒风险的事。
在老师的指导下，周恩来开始通过进步报刊了解时政。他先后阅读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并订阅《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
在奉天，少年周恩来学习生活了3年。如果说，故乡淮安带给他传统文化的熏陶;在铁岭，中外世界以刚刚过去的日俄战争这种残酷的方式向他打开大门;而在奉天，少年周恩来第一次思考时代、国家、个人的选择这样的大问题。
一堂让魏校长刻骨难忘的修身课
1910年秋冬的某一天，校长魏邦栋亲自来上“修身”课程。《癸卯学制》首次为小学生开设了专门的“修身科”(即修身课程)，每周一节，“内容主要包括对人、对己、对家庭、对国家、对国际几个方面，既有对传统德目的表述(如诚实、忠恕、孝悌等)，也增加了富有进步性的新德目的表述(如爱国、公德、权利、义务、责任、自由等)，呈现出向近代德育转型的明显标示”。
关于这堂修身课上发生的一幕，顾波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来同志在沈阳读书生活片段》一文中写道：“在课堂上，魏校长问大家为什么上学，有的说是为了寻求出路。有的说是为了发财致富。当问到周恩来同志时，他庄重地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南方口音，魏校长一下没有听清，于是他又沉静、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当时兼修身课，1958年去世，生前曾对子女多次谈及此事。
在至今使用的人教版小学四年级(上)的同名课文中，增添了课堂上同学们不同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为光耀门楣而读书”。还增添了校长听到周恩来回答后的反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连声赞叹：“好哇!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这个令魏校长终其一生都牢记的场景，也许让他真正体会到孟子所说的“君子三乐”之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真谛。
不知读者是否有这种感觉，单看少年周恩来这句名言，它是志存高远的理想，令人心生憧憬，但不知从何着手去仿效学习。倘若能回到这堂修身课本身，对它的主题做一次追根溯源，或许对少年周恩来这个回答能多一个理解视角，多一点透彻认识。
辛亥革命后在东关模范小学校成立两周年纪念会上的周恩来(前排中)与同学们(下面为局部放大)
何以立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修身”课，在众多的新式课程中算传统课程。“修身”来自儒家经典，上溯到孔子、孟子的众多论述及身体力行的记载，至宋代朱熹整理“四书”，后世更把“修身”作为少年“初学入德之门”的必修课而贯穿在“四书”的学习中。用现在的话来说，修身课大体等同于人生观教育，不可谓不重要，为此校长亲自授课。
面对十二三岁的高年级小学生，魏校长把这堂课的主题停留在“立命”二字上。“立命”出自《孟子·尽心(上)》第一章：“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倘若我们了解孟子对“人性善”“天”(天命)高于人间帝王(天子)及“民为贵”的基本判断，那么对这段话的理解就贯通了。“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就是说，即便人有旦夕祸福，只要自我能以修身的方式，无限地靠近“仁和义”的儒家最高理想，也就是“道”，这样来等待天命的选择，那么人不论是短寿还是长寿，都会得以安身立命。
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校两栋教学楼(局部)与大礼堂原貌
巍巍如孟子，作为圣人孔子道统的继承者，他揭示的两点令人心灵震撼。用通俗的话来说，第一，天子上面有敬畏(即天命)，因此，人应该敬畏天命，而不仅仅敬畏君主;第二，民众的命也是命。不论长命短命，只要不放弃修身，执着地追求仁义道德，他的命就是正命，是顺乎天命的，此所谓安身立命。回到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大小诸侯国烽烟四起，生灵涂炭，人如蝼蚁，何以安身立命?这不是书斋玄学，而是切肤之痛、时代之痛。同样，清朝末年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甲午惨败到八国联军城下之盟，再到日俄对东北人民的残酷杀戮，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有识之士对自我、对下一代的人生境况有深深的悲愤与忧虑。
因此，“修身”，不是文人雅士附庸风雅的教程，“立命”之问，乃知耻而后勇，它唤起孩子们的觉醒，唤起人的“良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是觉醒(为吃穿、为挣钱、为做官)，知孝悌礼仪(为明理、为家父……)也是觉醒，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少年周恩来的回答与他的同学们的回答对立起来。
孟子认为人是可以教化的。普通人经过教化，可以培育为英才，英才有更深的觉醒，途径即修身，“求在我者”“万物皆备于我”，能“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拥有博大的胸怀。修身不仅仅是士大夫的事。普通人也能得道，以修身来面对天命的不确定性。
孟子关于向善的人性观和众人皆能修身养性以达仁义之道的实践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堂堂人格，极大地鼓舞了普通人担当使命、追求真理的信心。哪怕身为少年，一旦觉醒于国难家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格言自然回响于脑际。拥有极高灵性的少年周恩来，脑海里会闪过邹容《革命军》中“天地清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耳畔也回荡过“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的声声呐喊……
由此，我们更容易理解，少年周恩来复述给校长的两次回答(“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么沉着、自信，毫不犹疑，仿佛深思熟虑，直指一个确定的终极目的。
这是一个被打开的局面。少年周恩来把自己代入个人、国家、时代的大格局中，他为中华所经历着的磨难而痛惜，以中华的耻辱为耻辱，并对此作出回应—为中华能崛起于世界之林，愿意担当起自己的使命。
对于“立命”这个大题目，少年周恩来奉上的这份正解得到了魏校长的认同，甚至可以说，超出了魏校长的心理预期。于是，他才情不自禁地对全班同学说道：“有志者当效此生!”
校长以及校长身边的这位少年正处于千年历史巨变的前夜。随着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沈阳，周恩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剪掉了辫子，成为学校里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在剪刀落下的那一刻，他一定在心里下决心要和过去屈辱的时代、屈辱的历史划一个界限，来一个了断。他要做一名共和国的新少年。就在这次会后，少年周恩来用如椽之笔向全校同学发起呼吁：“吾全校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历史的惊人之处在于，这位少年后来果然负将来之国家责任、为中华的崛起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鸣谢：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梁刚)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3期)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陈菱 阮成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