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与追忆——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梅行伯伯诞辰107周年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一年一度具有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又到来了。千百年来，这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感仪式。细雨纷纷，陵前拜祭，一束鲜花、一杯清酒，都是对逝去亲人最深切的思念。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达，唯有细水长流的惦念，那些难忘的叮嘱、相伴的温暖，并未随时光消散，而是化作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每每涌上心头。古人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于是，笔者在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又一次来到万寿路某地原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梅行伯伯家。面对挂在书房墙上的梅行伯伯地遗像，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我们来到此处，最重要的功课是“不忘”——不忘那成长路上的庇护并伸出求助之手的深深情谊。正是这“不忘”，让我们懂得“不负”——不负先辈传下的善良品行与坚韧风骨，将好家风化作前行的灯塔。

　　记得在1997年1月20日时，梅行伯伯曾为了给我这位名不转经传的来自于陕西省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村女孩子推荐一份颇为体面的某部委的研究工作，亲自来到与他住所不远的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的秘书、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伯伯家，为了减少我的工作量，还给李成瑞伯伯家带来了他们家冷冻在冰箱里的小混沌，供我和李成瑞伯伯及李伯伯的老伴王阿姨一起煮着吃，而今梅行伯伯已经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6年了，李成瑞伯伯和李伯伯的老伴王阿姨也分别于2017年和2008年相继离笔者而去了，留给笔者的只有暗淡的人间，茫茫的世路，就只丢下我踽踽独行。三位老人要是现在还健在的话，梅行伯伯已经107岁了，李成瑞伯伯也105岁了，而李成瑞伯伯的老伴王阿姨也有104岁了啊。现在这三位老人也许已经在阴间见面了，并且在一起畅谈他们在世时的丰功伟绩吧。

　　如今我再次站在梅行伯伯的遗像前，抚摸着他曾经借我看过的铺满尘土的《布哈林全集》和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教授撰写的《西方经济学专题研究》、《评萨缪尔逊经济学》等，眼泪不知不觉掉了下来。尊敬的梅行伯伯，我永远也忘不了您是怎样鼓励我要努力学习，勤奋好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又是怎样告诫我要以成功而努力，要以目标而奋斗，要从小事做起，从社会与人和睦相处，共同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为家庭争光，为自己的荣誉争光，您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您的一言一行，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并将不断激励我们继续往前走。

　　从认识梅行伯伯时起，我就经常到他家向他请教有关西方经济学如何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可资借鉴作用的问题。例如，对于庇古以及包括梅行伯伯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并不建议完全禁止污染，因为这可能使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可能得不偿失；而是根据单位污染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污染征收污染税。这并不会使污染减少到零的极端，而是使污染减少到其边际利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社会最优点。由于科斯只比较全有与全无的两个极端，使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在自由污染的情形，最后一个单位的污染量，对污染者而言，其边际利益是无穷小的，而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却是好大的。这个不对称性使能够减少污染的庇古税是有利的。如果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污染的利益与危害大致是对称的。由于科斯只做这个全有或全无的比较，使他以及其支持者忽视上述不对称性，而得出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结论。科斯的错误，一方面是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芝加哥学派过分强调市场的功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地方，让市场工作，这是对的。然而，污染或环保问题，单单市场本身是不能有效处理的，必须政府的辅助，甚至世界各国合作来进行。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观点，在中国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学者张维迎教授在内。谁也没想到，在梅行伯伯去世26年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加快构建“双碳”政策体系，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增强推进“双碳”工作的信心。这从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梅行伯伯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环境问题的先知先觉性和敏锐的经济眼光。

　　梅行伯伯曾经对我讲，他是1919年9月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泗港镇，自幼非常酷爱学习，先后就读于泗港小学、梁丰中学和江阴征存中学。1935年考进苏州工业专科学校。1937年日寇进攻上海，未再就学，在江阴县夏港镇小学教书。1938年2月赴安徽六安，经介绍到望江县动员委员会任总干事。5月考入冀察游击司令部教导大队训练班学习。一个多用后由革命先辈林伯渠同志介绍去延安，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梅行伯伯对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革命斗争怀有必胜信念。无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险恶，他都坚信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这在中国革命几次低潮时表现得尤为突出。1941年下半年，梅行伯伯担任鲁艺文学部助教和研究员，并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艺术学校兼课；曾主编过绥德分区的《抗战报》；解放战争中，曾经保卫延安，转战陕北……。他还担任过中共绥德地委宣传部科长，绥德地委秘书，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梅行伯伯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国家经委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周总理经济工作秘书等职。同时他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期间，梅行伯伯曾遭受迫害，并被关押了7年半之久。1979年平反后，梅行伯伯担任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国家计委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95年为中央组织部副部级离休干部。梅行伯伯退休之后，为了发挥余热，他创办了《真理的追求》杂志，直到他于2000年9月不幸逝世，他一直担任该杂志的总编辑工作。

　　其实，梅行伯伯算得上一个“大人物”。他长期在中央领导机关从事党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他主持编制了大部分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参与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不过，梅行伯伯却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与国家领导人接触频繁，尤其是他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工作。但是每逢遇到有与周恩来总理合影照相、摄像的时候，他总是争取回避。所以，他的照片中几乎找不到“值得显摆”的工作照。

　　梅行伯伯从不张扬，很少提自己的过去，以至于子女在他去世后，才得知他担任了很多重要职务，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文革”以后，梅行伯伯在中南海上班。不过，十多年里，他从不用单位的车上班。不论刮风下雨，他总是提着公文包，步行三站地，用40分钟时间走到单位。而且每天不办完当天的事决不离开单位。梅行伯伯对自己子女的要求同样非常严格。他的儿子梅疾风患病多年，却没有与父亲住在一起。他提的要求是，只要他不想孩子们，孩子们就不要回来；他想孩子们，孩子们就乘公交车回家看他。梅疾风告诉我说：“几年来，我很少去看望我的父亲，原因非常简单，他不想为私事多烧公家的汽油，不想麻烦专车司机来接我这个残疾人。”

　　梅行伯伯有三个子女，女儿是一般退休干部；大儿子病退在家，其妻下岗；小儿子在外地当工人。梅行伯伯的老伴聂眉初同志去世后，远在外地的小儿子希望调回北京，他不同意。他认为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要用它为人民服务。所以，大儿子在多年前要和一个朋友合作搞经营，梅行伯伯坚决反对。

　　梅行伯伯在教育子女方面不仅“严”，而且能正确引导。他认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真才实学。他不断告诫孙女要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学成后要报效祖国和人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离职休养后，他在支付饮食、房租、水电费用及保姆工资等固定开销之后，工资已所剩不多。因为儿子身有残疾，工资有限，梅行伯伯就压低生活标准，减少一切开销。日常生活中，他只吃些便宜的杂粮、豆腐、青菜。后来，梅行伯伯还卖掉了仅存的古印谱，加上节衣缩食和积攒的钱，为孙女交学费，一直供她大学毕业，并鼓励支持出国深造。 梅行伯伯对自己、对家人严格，但是对待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十分宽厚。一名干部在“反右倾”中受到委屈，梅行伯伯得知后，到处帮其联系工作。看到一些干部的待遇有问题，他就向有关部门反映。家中的保姆老家遇到困难，他马上拿钱救济。机关一位工人生活窘迫，每逢节日，梅行爷爷都要解囊相助。不图回报，宽以待人，扶危济困，为人热情，这是他留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

　　记得1997年5月，我去梅行伯伯家中探望他，谈及自己的工作和学习问题，梅行伯伯非常关心。他说传道，对应现在的教育是研究生、博士生的教育阶段，主要是学科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的研究，强调的是求异创新，引领进步。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任何阶段的知识性学习都是解惑，任何阶段的方法性学习都有掌握规律的要求，不过各有侧重，力求兼顾。因此他鼓励我一定要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学习基础上，更要在培养自己的思维方式上下一定的功夫，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接着梅行伯伯还给我讲述了一个他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身边做秘书时的一个非常难忘的故事。梅行伯伯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总理和所有的副总理几乎都处于“日理万机”当中。为此中央决定建立总理办公室。1956年时，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有近20人。他说，周恩来总理与秘书们在工作上都是直线联系。他的秘书们也是最忙的。每天总理办公室收到各部门、地方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情况简报、统计报表等不计其数。当时，总理办公室办公地点在西花厅，秘书们就把西花厅叫“家”。梅行伯伯就是其中之一。梅行伯伯曾一度接受采访回忆周恩来1958年提出辞职时的光景：“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这段话被很多报道和文章所刊载。梅行伯伯还说，总理做报告一般都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草拟简要的提纲。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前，他对别人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子不太满意，就自己写稿，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当发现下面的来文或我们起草的文稿中有差错时，他当即批评，并指出：“发现做错了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嘛！”在文稿中有文字不通顺或错别字时，他总是认真地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总让我当你们的语文教员啊！”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给他，一经他发现，常常是把文件退回来重办，有时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正是由于老一辈革命家的认真负责精神在时时鼓励着我，鞭策着我，才使得我从他们身上真正地领悟到怎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对得起这一撇一捺这个字，是啊，生而为人就要活的潇洒、活的认真、活的精彩。所以，当我现在再此来到梅行伯伯的住所时，虽然现在已变了模样，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萦绕在我的脑际，仿佛他一直没有离我们远去，他就像一颗挺拔的大树，屹立在那片他曾经参加过革命战争的革命热土，他的精神一直未曾消散......现在我们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家里什么都不缺，而且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蒸蒸日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高兴的吗？记得有一首歌曲曾经这样唱到：我和2035有个约会，2035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时间往往弹指一挥，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趁着年轻，趁着还有一丝活力，活在当下，为自己的明天添上一抹鲜艳的色彩！

　　在与梅行伯伯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大约是1999年3月的时候，我在与他的一次交谈中，他老人家曾经对我的一些观点产生了误解，于是向我大发雷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便与梅行伯伯的来往开始少了起来，一直到他去世我也未曾再去看望过他。

　　清明时节，梅行伯伯住过的院落里，依然绿树掩映，鸟语花香，两株白玉兰在暖风中竞相绽放。雪白的花朵，密密地簇拥在他住所的门前，仿佛在用它们的娇艳，深情地缅怀着这位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春风化雨般影响着我们的高风亮节老人，于是我便将这些小故事整理出来，供大家思考和学习。

　　啸风渐散梦惊起，方觉旧事若有时。愁恨天赐良辰短，醉欲复梦无处寻。衣衫恋露，日出东方。呜呼！清明踏山至子时，乍得桃源于人间。天露凉体恍惊变，唯见红日照清明。谨以此文纪念曾在自己前进道路上时刻帮助和鼓励自己努力前行的梅行伯伯，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不负人民交予的革命重任，他不负党和国家交于的重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祖国、为人民交予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要继续继承和发扬梅行伯伯的革命传统和爱国热情，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对得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注：本文系陈玉荣博士撰写）。

　　作者简介

　　陈玉荣，女，陕西蒲城人，九三学社社员，经济学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产业经济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蓝源民族产业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曾任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秘书、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教授私人助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研究所一带一路课题组中心主任；中国企业报主任记者、中国信息报副主编、中国投资促进杂志社副总编、中国高新科技杂志社副总编等，以及著名企业珍贝集团企划部长兼总裁助理，联想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国度投资集团产业整合网总编，北京中科软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党建推广部副主任等，兼任长虹集团、隆力奇集团、老舍茶馆、全聚德集团、雄安集团等品牌管理咨询顾问。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北京市优秀人才获得2万元的项目支助基金。

　　2002年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多维模型的构建的若干建议，受到了学术界5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

　　主要研究领域：自 1989 年开始研究经济学先后着重研究当代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新发展问题,国有企业发展问题非国有企业问题 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包括企业制度、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问题等。最近的研究方向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 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等。与上述研究方向相关的最近的著作为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资本经营论纲、现代产权制度辩析。

　　主要著作：《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理想与现实：社会主义的改革历程》、《企业品牌战略的最佳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一带一路：中国统筹发展大棋局》、《蓝色跨越：中国海洋经济的生态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基于化妆品安全政府智慧监管模式研究》、《微时代的危机公关》、《集聚正能量：反腐防腐廉政管理三步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政府反腐工作的加减法则》等20余部。

　　主要学术观点：主张企业创新与合规管理，并将传统文化融入现 代管理，如诚信文化与合规管理的结合，企业通过标准化流程设计提 升效率同时，强化道德准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工具，形成“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完整闭环。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核心在于多元主体协同，政府通过法治化手段整合 资源，企业承担主体责任，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治理格局。劳动关系与社会稳定，新就业群体蓬勃发展对治理提出新要求。通过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加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既能保障劳动者权益，又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例如广东等地推行“互联网+调解仲裁模式”实现劳动纠纷线上高效处理，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