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却失去农民海——库恩贝拉（010）

　　就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第二天的3月23日，库恩贝拉向列宁拍去电报之后，两人通过电波进行了一番交流：

　　“列宁:库恩同志，请告诉我，我们最后一次谈论的是什么?

　　库恩:我们谈了许多次，列宁同志指的是哪一次?

　　列宁:请告诉我，我们最后一次谈论的是什么。

　　库恩:现在我记不确切了。

　　列宁:请您想一想，在您去匈牙利前，在我这儿--克里姆林宫谈的什么问题。

　　库恩:是的，现在我记起来了，列宁同志，您谈了农民问题”

　　工厂，军队，好歹是库恩贝拉经久战斗的地方。而农村工作却让他最最苦恼。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紫苑革命之后，地主们的土地非但没有再分配，反而是被宪兵保护起来，广大贫农雇农依旧没有分到土地，只得以合作社的方式暂时过渡，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以小农的小生产方式经营土地。就是说，列宁也利用这种方式提醒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注意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同时间，季诺维耶夫也提醒了他们要注意农村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成或者说前提条件需要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卡罗伊政府的倒台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以上所说的土地分配的失败。或者说，留给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分配成果几乎为0，农村的阶级关系还是和1918，甚至1914年大致相同，但是苏维埃占据的土地减少了，大约不过是战前的1/3。那么在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地区，900万居民中有450万人从事农业。只占土地所有者1%、人数不到8千的地主(拥有100霍尔特土地以上的)，所掌握的土地比占土地所有者99%的农民的土地还多。此外，匈牙利还有近100万农业无产者，其中长年在大庄园(包括富农庄园)劳动的有22万5千人，75万人从事短工劳动。贫农有70万，大约是匈牙利全体农户的4/5。还有10万中农和7万富农。

　　富农阶级已经因为连续两次革命而朝惕夕惕，暂时还不敢造次。农业工人本身就没有土地，所以他们也乐见于集体农场的建立或者任何形式的再分配。而对于人数众多的贫农，以及剩下土地的分配和改造则成了最关键的问题。3月25日，社民党人马扎尔·拉约什在《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生产合作社还是十霍尔特》的文章，要求地产全面社会化。自此，完成民主革命土地分配的路线和立即进行生产合作化的路线开始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过“左”的生产合作化。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层之所以做出这种决策，有诸多的原因。他们首先是意识到了包产到户是根本无法使得农民富裕起来，也无法维持社会的长久发展。可以说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识，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里的纲领就写道：

　　“全部經济公有化的最初步骤必須包括:对現在領导着工业的大銀行机构实行公有化;占有一切国家資本主义經济机关，其办法就是把它們移交給无产阶級的国家政权掌握;占有一切公用企业;对辛迪加化的和托拉斯化的生产部門以及按資本积聚和集中的程度在技术上可以实行公有化的生产部門实行公有化;把农业庄园公有化把它們改造成为公共管理的农場。”

　　国际工人运动中流行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就是将土地给贫农雇农再分配会将农村无产者变成堕落的私有者和小生产者，进而将工农联盟对立了起来，而非组成联盟。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也公开指出：

　　“除非在具有科学知识的农艺师的指导下，由农业工人用最好的机器来共同耕种，否则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小块土地上从事经营，即使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劳动’，也不能摆脱可怕的危机和普遍的破坏，也不能拯救自己。”

　　可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把土地平均分配看作是一种妥协和倒退，忽视了列宁在革命战争时期下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列宁当然是希望达到集体化生产的目标，但是不能“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因为“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也就是依靠列宁的这种英明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战争才能在俄国的土地上成功。

　　除开一般性的原则问题，匈牙利苏维埃还有许多特殊的决策因素：

　　由于国家经济形式日益严峻，许多领导层认为强行推进土地分配会导致粮食产量不可避免的下降，会使得劳动者，军队和城市的供给愈发困难，而只有土地合作化的大生产农业托拉斯才能保障。比如经历过俄国内战的库恩贝拉等人就见识过内战时期的俄国通过粮食统购和生产社会化政策带来的后果，1919年1月到6月，俄国的粮食收购量是匈牙利的约4.5倍（这当然和资源丰富程度有关），俄鉴在前。

　　其次是1919年国内农业无产者的合作化运动影响力政府的判断。例如森特什一带的农业工人捎信到布达佩斯，说不要分地，而是应该开始多瑙一蒂萨运河工程。诸如此类的运动使得一些人认为匈牙利的农民希望生产合作化而非是分配土地。

　　于是要着手准备立法，将观念和讨论的结果上升为国家意志，可这又是个繁琐的工作。

　　3月27日，农业人民委员会领导人汉布尔格尔在会议上介绍了将大地产收归公有的第一个法令草案。大家一致同意要去收缴大地主土地，但还有两个问题，什么时候颁布法令，土地归谁所有。对于前者，库恩贝拉要求立即颁布法令将“农业领域彻底革命”，而万图什却希望建立苏维埃之后再颁布。

　　而后一个问题则更为关键，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列宁的土地法都认为要把土地私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党内也都支持这一点。库恩主张苏维埃政府也宣布把土地收归公有，关于土地的所有权以后再采取调整措施。瓦尔加也认为有必要取消土地私有制，但是为了使中农放心起见，他认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仍属原来的主人所有较为理想。其他许多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如果把所有的土地都收归公有，就会使广大农民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

　　库恩在辩论时强调:要农民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或采取中立态度是不够的，应该让他们站到革命一边来。但是库恩也没有说出，怎样才能使这一法令为这种革命化服务。最后，农业人民委员会3月28日向苏维埃政府提交新的建议，从而把草案从议程上撤消了。不过28号的会议依旧没有结果，委员们对草案还有意见，只得委托罗奈伊·佐坦尔和汉布尔格尔制定最后的法令。直到4月4日，法案才正式颁布，这份草案明确了土地所有权归社会，大、中地产归国家农庄，而小中地产又承认私人所有，而且中地产的具体划分之后再确认。

　　这个法案一方面是承认了小地产的个体所有，确认了土地分配政策，使得许多小农安心，又规定了社会化大生产，保障社会主义土地革命。这则法案出来的太迟缓了，距离苏维埃政权建立过去了十余天，而就在这十余天中，劳动人民的不安心就被地主，贵族和其代理人利用，开始向贫下中农散布谣言，说苏维埃政府要将所有的土地从农民手中剥夺。法案出来之后，这种恫吓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但是这个集体化和个体生产的矛盾依旧残留在农民，特别是中农的脑中。

　　紫苑革命时期，已经有一些农民自发地组织起了生产合作社。法案颁布后，全国范围的集体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开来，到了1919年6月，全国有700多万霍尔特土地被国有化，占全国土地的55%，11000个合作化农庄在这些土地上被建立起来。土地和生产委员会也开始工作，这个机构负责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财产。领导合作社经济的就是生产人民委员，他们是由州的工农兵苏维埃或者农业生产委员会任命的。由于干部的缺少，以及为了保证生产的持续性，许多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旧地主，管家，或者富农被选为生产人民委员。库恩·贝拉曾经说:

　　“大笔一挥，把那些老的管事、经理人、农艺师撵走，那很容易。可是从哪里去找既内行又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的新专家呢?当然，在贫雇农中间会有不少聪明、有能力的人，一旦接触现代化农业就会领导好从大地主庄园改造的国营农场的。拉丁卡等在绍莫吉州就做到了这点。但是这样做需要时间。”

　　合作社也有农业工人的工人委员会，对生产委员起监督的职责。但这个委员会往往起不到作用，在合作社中，决策高度集中于生产人民委员，许多农业工人对其感到畏惧。因为土地的集体化和合作化，是有苏维埃政府一手包办代替的，而许多农业工人根本没有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被压缩到最小限度，也没有对旧地主大程度的批斗，诉苦大会，阶级意识没有被完全的形成。或许他们根本察觉不到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是地主老爷的生产人民委员现在在过去自己所有的房屋内办公，手下的农业无产阶级依旧喊着“老爷。”剥夺仅仅停留在法令的形式上，而在社会结构，物质生产关系，和阶级意识中，并不存在。

　　生产合作社社员原则上根据他们参加集体劳动的多少从合作社收入中得到相应报酬。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做，因为在收成还没有下来之前也要保证新成立的集体农场的工人的生活。因此，暂时从中央预算中拨款给这些社员支付工资(根据集体合同上的规定，工资多少稍有差别)，也就是城市工人的劳动成果。与此同时，由于苏维埃的法令规定一年劳动120天以上才能加入合作社，而许多中贫农达不到，根本加入不了合作社经济。匈牙利的工农因而没有紧密的结成如俄国内战时期的同盟和国家支柱。

　　富农的破坏无处不在。苏维埃政府试图取消农业税，但被富农地主污蔑成是要完全国有化小地产的前兆，或者歪曲成小生产只是暂时的。为了供给城市和军队粮食，又因为感觉到和农民关系的不牢固不稳定性，为了不使得城乡矛盾尖锐化，苏维埃政府没有使用征收而是日用品交换的方式来收购农民的余粮。农村上层阶层再次一边抵制“白面票”，一边对余粮的掌控尽收了日用品，使得贫农相当愤怒，认为政权依旧属于富人。

　　苏维埃政府不是没有成果，政权颇大程度地改善了农民群众的法权状况和物质条件。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农业工人的劳动日缩短了，工资增加了一倍，有时甚至两倍，他们的居住条件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实行了对农业工人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国家免费保险。在地主和资本家统治时期无权的被压迫者一-农业无产者，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获得了政治权利和提高文化的广阔机会。至于劳动农民，苏维埃政权除了折磨他们的一切高利贷和抵押债务。劳动农民摆脫了容克和富农的压迫而更大程度参与到国家政权的管理当中。对于个别地区，比如外喀尔巴阡，共产党领导的畜牧业生产的个体化保障了战时粮食的供给，即使遭受到封锁，还是能保证足够的耕地面积。可是在共产党没有和农民组成强有力的组织联系，使得农民在理论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的同盟军却对苏维埃心灰意冷。

　　苏维埃政权的农业政策为何会如此？努力，纠结，而又差强人意？

　　以库恩贝拉为代表的匈牙利共产党的路线错误是农业政策失败的内因，他们是组织农业政策的主体，应当为之承担起历史责任。

　　库恩贝拉没能将农村问题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阶级关系的问题，一个工农联盟的问题而是当作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给城市和军队供应粮食的问题。他们考虑到生产的持续性，却没有考虑到在农民切身参与到革命之中也没有彻底的改变农村的阶级关系，更没有满足即时的农民利益。

　　农村的阶级结构虽然在法令上完成了合作化为主小生产并存的状态，但是这完全是依靠脆弱的，人数在农村不够多的党组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划分下去。农民没有完成揭批查，公审，诉苦，分田等诸多流程，如同做一块橡皮泥强行捏成一坨圆形，而不等干透就开始弹压。对于列宁灌输论的说法，“工人自发性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农民的自发性也不过是小农平均主义的延续。但是没有使得自发性不能被充分引导的农民，没有在农民自发运动中养成阶级意识，更无法有效成为革命的实践主体。匈牙利共产党在这里用法而非运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是错误的。但是在农村匈牙利共产党也没有足够的组织基础。

　　我们当然知道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之中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的论述，简而言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和因为这个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思想，政治等上层建筑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但是这个法权即使存在，无法一蹴而就的消灭，也要被逐步的限制，而不是扩大。匈牙利共产党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看到农村社会之中残留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他们为了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力图降低对生产水平的振荡，将过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几乎完整的复制到了苏维埃时期。而农民也因为缺乏阶级意识和组织反抗手段，只剩下了愤懑，甚至于屈服。

　　小农渴求分配土地，这是紫苑革命应许下的时期，可是就这样进行了粗暴的合作化。这是其一。而工业理应反哺农业的日用品，又落入了“管理者”而非生产者手中。农民为城市供应粮食却既没有获得政权也没有获得经济利益。“大多数农民的意愿”没有被满足。甚至土地法案的出台都因为争论讨论延后了两个礼拜才出台，两个礼拜的时间是巨大的不安稳心理，原先就脆弱的阶级同盟意识收到了漫长的凌迟。要知道，东方革命者在获得全国全国政权后第一个出台的就是《土地改革法》，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农业国。

　　在物质现实建构层面之对立，思想的缺点是另一个抓手。

　　过往的研究者认为“大生产优越论”是最主要的，认为集体经济从来不能，也不会可能真是激发农村群众的积极性，大锅饭养懒汉的指责我们从1917年听到了1978年。

　　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对时局判断的错误使得理论被不恰当的使用。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维埃政府的高级干部们对农民意愿几乎不清楚，除开少数先进的积极农业无产阶级向苏维埃反映要建立集体农庄，甚至是修建“多瑙-蒂萨运河”，这些积极分子之外，广大的雇农只是默默的参与，把集体农庄当作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贫农更不肖说，迫切的分得不错的土地。这种思想的存在，使得农村即便在建立了集体农庄之后，农民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精打细算的和老实劳动的，隐匿数据的等等，再加上原先的“生产人民委员”，农村又出现了两极分化。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功绩在于成功地避免了土地的零碎分割。他们在把大土地占有制转入社会主义轨道时，认为就可以避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而最主要的是不致使农业无产者变成小私有者、变成资本主义的信徒。汉布尔格尔在全匈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实行的土地改革比俄国更有远见，更为合理。在俄国，大土地分成了小块，拿走了农具，牵走了牲口，这样一来就破坏了精耕农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现在面临着重新改造这种经济的问题”。

　　阿尔巴利在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第四个月时写道，卡罗利政府想要进行旨在加强小私有者、即资本主义制度信徒这一阶层的土地改革，这种企图“因雇农和贫农的反抗而破灭了”。萨姆埃里·蒂波尔于5月飞往苏俄，他在与罗斯塔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中说:“组织公社的思想获得普遍的同情。匈牙利农民中沒有反对这种思想的集团。”

　　这一类的估计还可以找到很多。这种估计与现实多么不符，是无须证明的。造成这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把农业无产阶级，特别是劳动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理想化;另一方面，对工人阶级与私有者劳动农民联盟的可能性缺乏理解，对无产阶级领导个体劳动农民的能力估计不足。

　　当时对农民的立场估计比较正确的是鲁达什·拉·。他指出:“疑虑多端的贫农和中农在最好的场合也会以冷淡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但是，他也沒有揭示出这种冷淡的原因，却认为这是由于经济和历史关系形成的一种农民本性。鲁达什的观点带有卢森堡派错误观点的痕迹。完全清楚，这种“冷淡”，首先是贫农的“冷淡”，正如上面谈到的，是由匈牙利苏维埃政府错误的农民土地政策所引起的。

　　列宁在谈到单个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大经济时强调指出:“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阻滞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朵取各种使农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的办法来帮助农民，才能促进这种过渡。”

　　怎么会如此估计不足？归根到底是出于匈牙利共产党的解散，这个短短建立4个月的政党专注于工人运动，而对农村地区的组织建构过少，使得党无法嵌入农民组织和生产当中起到考察和领导，灌输的作用。

　　错误归因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共产党人对民主任务估计不足，因而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农民后备军的作用估计过低，对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联盟的意义认识不够;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反革命意图。

　　库恩·贝拉在土地问题上的左倾方针完全适合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心意。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们从来也沒有打算要建立工人阶级与农民的革命联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匈牙利爆发时，社会民主党领袖就站到了统治阶级的一边。他们组织讨伐队反对农民分取土地的革命运动。当农民运动采取了来势汹汹的形式时，社会民主党领袖就赞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然而，社会民主党领袖连这个实质上是地主的土地纲领也不愿意实行。卡罗伊后来写道，不仅会大公和其他地主，而且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都阻止他实行土地改革。这些被革命吓得惊慌万状的“革命家”千方百计拖延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们为一小撮资本家和地主的生命财产担心，胜过于对满足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关心。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民主党领袖主张把大土地占有制变成合作社土地占有制，其理由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认为这种办法首先可以防止“混乱”，“在镇定革命痉挛之后”(如维尔特奈尔写的)可以保证转入正常生活，也就是说，恢复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由此可知，他们全部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减少对旧制度的破坏。

　　列宁在其天才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强调指出:

　　“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当对农民始终贯彻以下基本政策路线，就是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农民和私有者农民，亦即把做工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种地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一-列宁强调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正确地运用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对待农民政策的这些极重要的原理，尤其是在像当时的匈牙利那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对于苏维埃匈牙利斗等的前途具有巨大的意义。

　　窃据重要职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继续执行其革命前几年的反农民的政策，他们千方百计掩盖农民中分化的事实，促使苏维埃政权笼统地对待所有农民阶层。仍然掌握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的《人民之声报》把白卫军官和牧师领导的富农的叛乱评述为一般的农民情绪，恶意地力图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以求达到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种干扰，进一步增大了共产党人对形式的误判。

　　这就是苏维埃面对的土地问题，这个问题使得库恩贝拉在1929纪念匈牙利革命十周年时候还在痛苦反思：

　　“在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总的来说共产党一-尽管它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在俄国革命中获得了经验一-并没有正确地看到党在革命中的作用。此外，共产党在它四个月的活动期内，几乎没有提出--更不用说在理论和政策上解决一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农民问题。

　　这两种情况产生了革命的两个根本性错误: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和教条式的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处理农民问题，后者使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失去了农民这个最重要的革命后备力量。这两个错误都是致命的错误。”

　　可是这场教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将为后来的革命者们提供一些借鉴，也是库恩贝拉一生所试图弥补的东西。他相信世界革命胜利终将到来，一如1848年匈牙利雅各宾派在监狱的墙上写的那样：

　　“LAETIUS EX TRUNCO FLOREBIT”——扎根土地，枝繁叶茂

　　【文/矮人和牡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