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我们的主席与总理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中国革命史上的伟人，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有如此独特的崇高地位，以致于“我们的主席”、“我们的总理”，成为他们两位在人们心目中和言谈中的专有名词。

　　这两位伟人的政治生涯，同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端的“五四”运动，同终于“文革”结束的1976年；首次正式相识于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之后共事长达40多年，始终都处于革命斗争的关键岗位。因此，他们的相互关系，互动与合作，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核心内容。在他们逝世之后，对毛周关系的研究，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视角，各自得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些对中国革命抱敌对立场的人，为了诋毁革命领袖毛泽东，势必抹黑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周恩来。他们攻击毛是“暴君”，周则是“帮凶”，给周恩来套上“助纣为虐”的罪名。这种直接伤害广大群众对两位伟人感情的恶意中伤，理所当然地遭到民意舆论场的痛击，很快就没了市场。

　　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两位伟人共同具备的优秀品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群众的热爱，无私的奉献精神，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如此深入人心，铸成了不可动摇的英雄形象。出于对两位伟人的崇敬，也出于良好的愿望，人们总是愿意把毛周二人的关系看成始终一致，“亲密无间”的“珠联璧合”。

　　然而，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全党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与战火的锤炼与考验，付出鲜血与无数战士牺牲的代价，才做出的生死攸关的正确选择。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是天然就“亲密无间”的，而是经历了长期共同战斗中的相互了解，相互磨合，进而互相选择的过程，才有了“珠联璧合”的合作。

　　中国革命史上发生过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左”倾，一次是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前一次错误造成三十万红军，剩下不到三万，全国的根据地几乎丢光的惨痛失败；后一次错误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差一点把领导权拱手交给蒋介石。在这两次路线错误中，周恩来都有过一个早期认识不清站错队，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路线的危害性，转而坚决地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过程。

　　作为一名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对周恩来做出客观与公允的评论，说“不能全怪总理，他组织观念强，说是执行王明路线，实际是服从莫斯科的指挥棒”。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成立的，王明路线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现的，当时中共领导层中多数人都把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作为一条组织纪律的原则，周恩来也不例外，而且他素来对自己党性要求极严，所以出现那种情况并不奇怪。

　　周恩来在他的晚年回顾当年的错误，在作自我批评时，坦诚自己那时是怀着“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

　　“照顾大局，相忍为党”，这确实是周恩来个性的一大特点。许多评论文章都指出，这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政治品格，是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的个性化特征。这种特点既可以表现为一种优点——忍辱负重，不争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有时——在原则斗争中——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弱点：委曲求全，忍让调和。

　　恰恰在这种个性上，毛泽东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与周恩来各具特色。那就是——为了认定的真理，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态度鲜明，绝不妥协。他的言行准则是：“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他认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他不屑于“庸俗的谦虚”，主张做一个“有棱角的”革命者。

　　以发生于1932年10月“左”倾路线错误批判毛泽东的“宁都会议”为例，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会议。他内心其实不赞成对毛泽东的错误批判，但为了尊重和维护中央的领导，采取了模糊的态度。在面对“左”倾路线决意撤销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他煞费苦心地提出挽留毛泽东与他共同承担军事领导的建议。结果，周恩来的这种态度既招来持错误路线者的不满，被指责为犯了严重的“调和主义”错误，也不为毛泽东所接受。毛泽东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他坚决不接受那些违背实际的批评，态度鲜明地据理反驳，而且也不接受周恩来的建议，表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的全权信任，就不干，决不委曲求全。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对军事作战的总负责人，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是军事顾问。李德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瞎指挥。周恩来明明了解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在前四次反围剿中的成功实践，也意识到李德瞎指挥的不当，但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他在提出建议被李德拒绝后就顺从了李德的指挥。对于周恩来的这种态度，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按毛泽东的看法，李德“不过是个顾问嘛，顾问顾问，顾而问之，你可问可不问，他的意见可听也可不听嘛。”以毛泽东的个性，他决不会因为对方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就盲目服从而放弃自己的正确意见。

　　第二次王明路线错误，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明明中共中央已经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可是，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批评洛川会议精神，风向就变了。出于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的崇敬心理（王明暗示他所说的主张是斯大林的意见），中共高层许多人，包括周恩来，都站到王明一边去了，毛泽东又一次孤立了。周恩来在王明讲话后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检讨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没有实行“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他的话实际上背离了洛川会议精神。在随后与王明在长江局共事期间，对于王明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作出指示，甚至拒绝刊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错误行为，周恩来也未加以抵制。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周恩来的这种处事态度，绝非出于私心。毛泽东的评论——“他组织观念强”是公允的，他自我剖析“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也是真诚的。这可以从周恩来一旦看到错误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实际危害时就很快转变过来，并且毫不留情地做自我批评，坚定站到正确路线一边来的事实就能看出来。

　　李德的错误在湘江战役中充分暴露之后，周恩来就转变了立场。在遵义会议上，他“流着眼泪作了检讨，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作战指挥上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随后，周恩来主动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毛主席晚年这样回忆这段往事：周恩来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我说要我来可以，但要给我全权。他说，就给你全权。我说，别人不服怎么办？他说，他去说服政治局。“总理主动提出由我取代他，担任军事作战全权负责人后，我们配合的也很好嘛。”

　　皖南事变以血的教训暴露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的危害性，像“一桶凉水从头顶泼下来，使大家清醒过来”。在随后开展的延安整风中，周恩来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从此，周恩来建立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再也没有动摇。周恩来成为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

　　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全军的高度统一，为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由此诞生的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是毛周两个伟人成功合作的辉煌成果。在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承担了总参谋长的职责。每天作战情况的电报总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等都了如指掌；有什么情况，他在仔细弄清并核对、在地图上标明、准备意见后，向毛泽东报告。几乎所有重大的军事问题都是两人商议，由毛泽东做出决策，周恩来付诸实施的。所以，毛主席说：“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

　　周恩来在这种“珠联璧合”的合作中表现出严谨精细，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力，和一丝不苟，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令人叹服。说到这里，有一件事是不能不提的。在毛泽东不惧蒋介石“鸿门宴”的危险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全程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除了跟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和毛泽东在一起，形影不离。毛泽东外出参加各项活动时，周恩来总是走在毛泽东的前面，观察周围的情况，充当毛泽东的贴身保镖；毛泽东出席宴会时，周恩来常常代替毛泽东与各方人士干杯，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毛泽东酒量有限，以免伤了身体，另一方面是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在酒里下毒，谋害毛泽东。与此同时，宴会上的饭菜总是周恩来先尝一下，觉得无异常情况才让毛泽东吃。在毛泽东体息时，周恩来在室内只穿袜子走路，还特别叮嘱工作人员要保持安静。这些细节充分体现出周恩来对人民领袖的忠诚，这种忠诚不是仅仅对于领袖个人，而是出于对领袖身系的革命大业的高度责任感。

　　在两人的合作中，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了毛泽东把握大方向的高瞻远瞩，心锐诚服地拥戴毛主席的领袖与统帅地位，而毛泽东也看到了周恩来对党的忠诚和卓越的办事才能，把他视为自己最可信任和依靠的得力助手，这就奠定了两个伟人此后紧密合作共创辉煌的基础。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新中国政府未来组成时，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泽东就单独谈到：“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直到毛主席的晚年，在评论周总理的功绩时，毛主席深情地说：“进城以后，总理的功劳大，内政外交，国民经济，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毛主席那一句“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传遍全国，深入人心。

　　新中国打开的崭新的历史画卷，把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推向政治舞台的前列。于是，在人民群众中就有了“我们的主席”和“我们的总理”这样的亲切称呼。

　　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群长期研究毛泽东与周恩来生平的资深党史学者，依据他们所掌握的丰富而详实的资料，饶有兴趣地讨论了毛周关系。在大家感叹周总理的高尚品德与人格魅力的议论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常务副主任，《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主要撰写者金冲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

　　这句话是非常中肯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革命还要长久在黑暗中摸索，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一大批开国元勋可能连胜利的那一天都看不到，更谈不上有如此光彩夺目的历史地位。从个人角度看，依周总理的个性特质，能不能成就大业，与是不是有正确路线的指引紧密相关，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正反经验一再证明了的。正如金冲及所总结的——“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