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四个关键史实
在军史研究、著述中，一些颠覆历史的作品也大量引用历史文献，表面看，似乎有根有据而非空谈，但背后的本质问题是，所引用的历史文献是通过片面选择被肢解出来的，其结果，必然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歧路。正确的史学研究是要下苦功的。双石(本名周军)下苦功夫研究西路军史，拨云见日，是我们的榜样。
厘清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四个关键史实
双石研究西路军史，先下苦功做了两项“功课”：其一，在收集上千份史料的基础上，编辑《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汇辑》;其二，在分析研究敌我双方电文的基础上，绘制了二三十张敌我态势图、西路军行军路线图和作战经过图。
在此基础上，双石通过对历史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思索，在著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大风出版社2013年版)中，厘清了辨析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四个关键史实：
其一，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违背中革军委的作战意图。
根据共产国际1936年9月11日关于“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的指示，中革军委作战意图是：要“打通国际”，必须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沙漠北上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取得共产国际援助的物资。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当务之急是“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
1936年10月24日至25日，红三十军西渡黄河。虽然，红三十军渡河符合中革军委意图，在渡河成功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同意，但随后红四方面军首长先斩后奏，率红五军、红九军及总部机关直属队跟进渡河，就违背了中央“先南后北”的作战意图，破坏了中央先“打击南敌”的兵力部署，导致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与河东红军主力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濒临流产，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
其二，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的核心意图，并非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获取国际援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之后，虽然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却在11月2日致电中央(即“11·2”电报)，提出了与北上定远营背道而驰的西进方向——“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
是“11·2”电报的次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将交货地点由北面的定远营改为西面的新疆哈密，才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的西进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