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运与我·我与钓运——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对老保钓龚忠武的访谈录

——纪念保钓运动50周年(增订稿，2020 12 12)

　　【受访者按：今年2020年是保钓运动五十周年，特以此文作为献礼。本文曾于今年3月9日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但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决定将老保钓的访谈稿汇集成书于明年初正式出版，所以特对原稿作了大幅增订，行文也作了润饰。特此声明】

　　访谈日期：2009年5月6日 下午3点

　　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8楼 团体室A

　　访谈人员：谢小芩馆长、李雅雯、蔡虹音

　　* 编者按：这是受访者于2020年03月11日提供的最新订正稿，其中对旧访谈稿作了大幅增订。

　　开场白

　　谢馆长(谢)：欢迎龚先生来到清华，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龚先生，当时你是在剑桥，你是怎么参加钓运的。

　　龚忠武(龚)：很荣幸，也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今天能够来到贵校接受采访。好的，那就先谈谈我是怎样在剑桥参加钓运的。这要从钓运前夕，也就是1968、69、70这几年

　　谈起，讲一下我当时参加钓运的大背景。

　　在进入访谈之前，先简单谈一下我个人的背景吧。我是抗战的一代，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两三个月在安徽滁县的一个农村出生。父亲当时在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任职(审计)，奉命随厂迁往重庆，把我们母子两人留在乡下。这几年的童年乡居生活，留下了众生难忘的几件事，一是由于家乡距离南京很近，所以小时候隐约记得曾经遭受汪伪政权地方部队夜间行军时的步伐声和枪支的抖动声;二是听到在村里(雨留龚村)老人们茶余饭后闲聊时窃窃私语分田地的议论(不就是中共的土改嚒);三是童年时候害了一场大病，半年躺在床上，乡下缺医少药，差点小命不保;四是村里的旱涝天灾不断，有一年大水竟然淹到村里的周边了，可见广大农村农民生活之不易，让我亲身体验了中国社会底层残酷的生活现实，在我稚幼的心灵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一别就是九年，直到1946年夏父亲才返回南京，然后回到家乡把我们母子带到南京，从此离开故乡，再没有回去过。这九年也即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我家世代务农，是自由农，薄有田产，仅足温饱，小时候还放过牛，拾过牛粪，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村劳动的文盲妇女，所以只有耕，没有读，完全没有享有家学书香熏陶的机会，文化的底子很薄，人生的起点很低。七岁启蒙，勉强读过两年起码的私塾，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现代教育，所以一身的土气，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当然，下意识里也就有了浓郁的乡土情感和中国意识。

　　1946年父亲返乡后全家搬到南京，我被送进兵工厂附设的小学，算是开始接受近代正规的小学教育了。刚刚踏进近代社会的门槛，1949年初一家又随父亲的兵工厂搬迁台湾高雄，在那里完成了小学、中学教育(高雄中学)。1956年进入台大哲学系、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6年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施华慈Benjamin I. Shiwartz，专攻中国近代史，1969年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开始进入自由撰写论文的阶段。我年轻时代的求学经历，套句中国古代科举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话说，就是「昔为牧牛童，今登洋殿堂」，差堪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