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当年的“谎报军情”该负多大责任？

　　据逄先知的《毛泽东传》，在1961年六月十二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掌握客观规律的重要性。作为那几年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他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如果违背客观规律，那么“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谈到这里，毛泽东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

　　河南出这种事不是第一次，毛泽东说过：“1959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多估了210亿斤。出现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这个省就是河南省。看来毛泽东讲话中举河南那个例子，是对当时河南某些人的弄虚作假行为印象太深了。

　　伟人也会受骗!从《毛泽东年谱》所披露的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到这类受骗上当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1960年4月30日，毛泽东同正在天津举行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廖鲁言(时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毛泽东：国内国际的形势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是不是好一点?

　　谭震林：好得多。

　　毛泽东：怎么好得多?

　　谭震林：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九两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的大名县也是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

　　毛泽东：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

　　谭震林：现在我们发现有些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

　　毛泽东：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这是穷的结果，因为穷，穷则瞒嘛。河南统销面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哪有那个事呢?我就不相信。

　　谭震林：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所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

　　毛泽东：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

　　廖鲁言：今年大概六千亿斤。

　　毛泽东：保收多少呢?

　　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

　　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

　　谭震林：超过。

　　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亩。

　　请注意这个谈话的时间，是1960年4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能否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对于战胜天灾，纠正工作失误，避免重大损失特别是农村饥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是正确作出决策的前提。作为农业的主要负责人，这些官员向最高统帅汇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军情”啊?!形势大好，人人“红光满面”，工业产值翻翻，农业保证大幅增产，真是莺歌燕舞，一派升平景象。可是，1959年由于天灾和人祸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500亿斤，许多地方已经显露饥荒迹象。毛泽东很担心而特别提出问题的河南省，已经发生信阳地区大面积饥荒的严重情况，可是这些官员的报告却是什么事也没有，反而解说为“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让满怀担忧的毛泽东松了一口气，“舒服一点”了。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安徽等地已经有基层向中央反映农村灾情，却被说成是“瞒产”，还以已派考察团实地考察为证据来否定基层的正确反映。这种农民“瞒产”的说法成为许多地方强征过头量以致造成农民无粮可吃的根据。众所周知，安徽后来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之一，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肯定是一大因素。

　　也许谭震林及廖鲁言等人并非有意蒙骗领导，他们或许是被他们派出去的“十几个考察团”所骗了。不管是谁骗的，最高决策者所得到的信息肯定是完全背离实际情况的。农业部及其他一些部门类似的“谎报军情”使毛泽东和中央对地方实情的掌握严重延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1960年上半年，国内粮食短缺的困难已很突出，但是由于农村灾情上报的严重滞后，国家粮食净出口仍达250万吨以上。直到1960年 11月，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李先念特别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毛泽东马上批示：“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在战争年代，人们都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点也不错。但被毛泽东视为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在其前头就有过一次失败。那是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实际领导地位，恢复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土城战役。战役失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报失误。据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按照当时敌军的编制，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一字之差，令战场力量对比瞬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给红军带来了重大挫折。

　　毛泽东是公认的伟人，但他不是神，不能指望他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他那超凡的洞察秋毫与高瞻远瞩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情的准确掌握上。作为一个鲜明对照的例子，毛泽东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以两万多的兵力挫败了国民党胡宗南二十多万大军，创造了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几百人的小队伍就在敌人大部队的眼皮底下穿行周旋而安然无恙。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胡宗南部队则由于失去了可靠的情报来源而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失去了独自活动的自由，他的出行必须有保卫人员的跟随，还必须服从保卫机关的安排。毛泽东曾对此大发脾气，但无济于事，因为这是党基于最高利益所规定的组织纪律。这样，毛泽东再也不能像在延安时那样与隔壁窑洞的老乡随便交谈，也几乎不可能随便走进菜市场去问个行情。再说，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家首脑日理万机，也无法做到事事躬亲。

　　那么，他怎么了解下情来做决策的呢?自然主要靠各级组织的下情上达。

　　以那个大跃进年代标志性的钢铁指标1070万吨来说吧，这个因严重脱离实际而备受批评的高指标是怎么出来的呢?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华东区报告仅华东地区1959年钢生产能力即可达到800万吨，冶金部报告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国家经委也报告1959年中国钢产量可以超过英国—也就是超过2500万吨。就是以这些报告为根据，毛泽东提出1958年钢产量能否在上一年535万吨的基础上达到1070万吨的设想，征询大会意见。可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却对这个指标不放心了。他担心“有完不成的危险”，就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来，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万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

　　时任冶金部办公厅主任主管建设和计划的袁宝华参加了这次谈话，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谈话的情况。

　　由于不放心，毛泽东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

　　毛泽东接着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太原，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毛泽东问到冶金部具体分管建设和计划的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回答：“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

　　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一波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次会谈，足足有两个钟头。随后，毛泽东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万吨，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陈云说：“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袁宝华按陈云的要求，根据现有的基础和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的生产能力打了折扣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陈云告诉毛泽东：“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为人谨慎，说话一向很慎重，有了他这句话，毛泽东就把1070万吨钢铁指标确定下来了。

　　这就像一个大战役前的预备会，面对一个个慷慨激昂求战心切而又胜利在握的将领，作为全军的统帅，满怀着强国梦的毛泽东除了发起冲锋的号令又能作出什么反应呢?这样一个过程，没有理由说领袖是独断专行、拍脑袋做决断，但是，他有没有想到，那些拍着胸脯说话的官员，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胸有成竹，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出于迎合上级的心理。多少年后，袁宝华回忆此事时很沉痛地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

　　工业如此，农业的高指标又何尝不是如此?1958年粮食丰收，但被严重高估，实际产量不到2500亿公斤，却估计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据《人民日报》算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要吃大约500斤，由此得出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结论，从而出现“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和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做法，埋下了日后严重缺粮的祸根。据资料，4250亿公斤的高估值就来自那两位负责农业的人所写的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正如毛泽东所说，建立在假情报上的决策必定要受到惩罚，那三年“受了大惩罚”，毛泽东对此自然是非常痛心的。他在1960年6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比如对于农业，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他无法得到实际情况准确信息的那种无奈心情。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把重板子打在部门主管人身上而是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并且以此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郑重地号召全党“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回顾新中国艰苦探索强国道路的历程，那种因“谎报军情”而造成高层决策失误的现象令人痛心。在我们这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体制下，最高层的决策是否正确关系到整个大局的生死成败，而最高层的决策是否正确又高度依赖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了解。如何防止这种“谎报军情”，特别是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如何保证正确的下情上达、如何让老百姓的声音能够畅通无阻地到达最高层，是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