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如何正确看待义和团？

　　很多人看待历史，总是喜欢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缺乏唯物主义史观。

　　比如说“义和团”，一直以来网络上都认为这是个落后的、愚昧、盲目排外的群众运动，实际上，这是因为大家没有考虑到当时中国人民所处的内外环境。

　　义和团其实就是全世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一个典型罢了。一个世纪前可以是义和团，半个世纪前可以是阿拉伯世界独立，现在可以是非洲中亚第三世界弱小国家反对剥削他们的外资帝国主义。

　　举个例子，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美国人抗税闹事，杀英国税务官，烧英国货船，算不算义和团?美国民兵打不过英国军队，只能拿自己身边的保王党邻居初期，给邻居身上浇满沥青，粘上羽毛，游街示众，算不算义和团?

　　美国人的做法也不文明吧?也算粗暴排外吧?但是怎么样?这体现了美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体现了美国人民反抗压迫反抗殖民统治的勃勃生机，从此以后，美国人不再是五月花病夫，而是不屈不挠的红脖子英雄，美国人民站起来了。

　　然后，在现代网络世界中，义和团是贬义词，代表的是“愚昧”、“盲目”、“易煽动”、“不会独立思考”，而红脖子是褒义词 ，意味着“武德充沛”、“民族主义”，饱受许多精神美国人的追捧。

　　讲实话，美国是最喜欢排外，最喜欢打砸烧洋货、抢劫外国人的国家，哪怕在20世纪下半叶，他们也打砸烧过日货，哪怕在现在，他们也抵制过中国货，歧视骚扰抢劫亚裔，天天喊着“XXX滚回去。”可是并没有人说美国人是“义和团”。

　　所以，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双重标准，一个时代，就只能讲一个时代的精神，义和团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气衰弱，对外屈辱，从政府到民众，对外来侵略和殖民扩张都是一退再退，传教士、冒险家们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无忌，而官府一味媚外，偏袒洋人，百姓有怨不能申，有气无处吐，怎么办?就只能“武器的批判”了。

　　这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开天窗不会，掀屋顶可还行?”

　　这个过程中，有愚昧，有盲目，有无知，有被煽动和利用，但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做到这样了，当时孙文也在组织会党搞起义，水平也差不多，前几次起义，也都有大量的帮会手工业者城市游民参与，甚至也使用了一些封建迷信和帮会教会的手段，真打起来也都是“乌合之众”。

　　历史发明家们从各种犄角旮旯里编出段子，讽刺清末义和团的团众们愚昧、无知、盲目排外。说他们是“愚民”、“乌合之众”、“迷信”，被“洗脑”、被利用的一群人。

　　确实，我们唯物主义者承认，义和团确实不高明，包括太平天国也不高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张角、到黄巢、再到张献忠李自成，都不高明，这叫“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很多人攻击义和团，主要攻击他们“以落后排斥文明”，断铁路、断电线、砸洋货、攻击“文明开化”的西方传教士。

　　但是你要考虑到——他们为什么会诞生?义和团确实存在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毛病，但万事都有个缘由，好端端的温和怕事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拼命？

　　我们历史教科书如此评价：“......朴素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将清政府的卖国投降面目暴露于国人面前，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义和团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我再说得透彻一些，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着一句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什么说是“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呢?因为自1840年，清政府在列强面前一败再败，不断退让，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后，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深入中国内陆，各处设立教堂，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传教喜欢深入基层，扎根到农村，凡有人聚居处，就要建教堂，主动传教，步步扩张。

　　建教堂，传教义，发展教众，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农民争夺土地和各种权益。教堂的选址，大都是传教士巧取豪夺的村社土地，而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外国人，一味护短，双重标准，使得传教士们有恃无恐，在地方上仗势欺人。而很多西方国家的冒险家、流氓、强盗、不法之徒，也借着“传教”的名义，深入中国内陆，横行无忌。

　　中国本土的不法之徒、恶棍流氓看到清朝地方官员在洋人传教士面前的软弱无能，妥协退让，于是纷纷加入基督教，只要入了教，就获得了特权，为虎作伥，变本加厉欺压中国百姓，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仍不得不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吸纳的“教民”入教后，就不再受地方政府管辖，不再向地方政府纳税;传教士和当地的“教民”、土匪勾结，强占土地、干涉司法、放贷催债，在地方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教势力，并且强势插手地方经济、政治、宗族问题。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不敢问，听之任之。你想想，大批大批的“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国无视司法，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还能拥有“超国民待遇”，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愤怒?

　　那时候，“教案”频发，冲突不断，当地官府只听“教民”的陈述，不给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会让矛盾愈演愈烈。比如“涞水县教案”，涞水县当地的村民传统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庆祝过年，基督教的“教民”们冲到彩棚里辱骂当地百姓，打砸过年的彩棚。教民转头还诬告百姓，传教士给官府发文，要求官府“严肃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府让当地百姓道歉，还要他们“宴请教民”，甚至逼村民们跪在宴席前认错，最后还要“赔偿一万两白银”。此后，教民更加横行不法，甚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最后，当事人阎老福一怒之下，加入义和团，打死当事教民三十多家。

　　残暴吗?残暴!愚昧吗?愚昧!文明吗?不文明!以暴易暴，简直是个法盲!但是他还有什么办法?他只是一个农民，被逼到绝境里，他只能想到这种报复的方法。

　　义和团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冠县蒋家庄，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没有现代化的理论，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每次和洋人打完，想的还是回家种地;慈禧太后曾经想要赏赐义和团领袖10万两白银，结果他们断然拒绝了，“某等自备资斧，欲图报效，不受国恩”。他们是——“自带干粮的爱国者”啊。

　　他们有着朴素到简单粗暴的爱国思想，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过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他们不聪明，不文明，组织不先进，没有科学理论指导，也有很多不法之徒混进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也不懂得清理队伍、分辨战友和敌人，当时，为了污蔑、丑化义和团，很多“教民”都混进了义和团。“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由于他们失败了，而且是屈辱地惨败，所以，所有的帽子，都被扣到了他们头上，他们被残酷地屠杀在自己地国土上，英国记者辛普生记载了他目击的情况：“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联军斩杀被俘的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

　　当年，庚子国难后，清政府和八国联军一起屠杀义和团，把无辜的老弱妇孺都当义和团一起杀害;如今，高高在上的“历史发明家”、“键盘政治家”们，占着道德制高点，骂他们是“乌合之众”。可怜啊可怜。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句话叫做“逼上梁山”，重点在于“逼”字，晁里正好好做着里正，鲁提辖好端端做着提辖，武都头好端端当着都头，林教头好好做着教头，基层公务员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上梁山呢?那你就要问一问西门大官人、蒋门神、张都监、黄通判、高太尉、梁中书这些乡贤、豪强、大佬们给不给活路了。如果不给，那有什么办法?等死吗?

　　日本电影《七武士》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台词：“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义和团确实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文明，不进步，他们搞迷信，挖铁路，断电线，喝纸灰，自以为神仙保佑、刀枪不入，他们打仗也不行，遇到洋人一触即溃，根本没有太多的贡献，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他们也曾不分好歹、滥杀无辜，无知的他们也曾被清政府利用，最后又被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出卖。

　　但那又怎样?你还想要他们怎样?他们只是一群想着好好在家种地，好好在家做生意，好好养家糊口、传宗接代的普通中国农民，有些人连这点安宁都不给他们，请教，他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办，才能又文明又礼貌地给自己争取利益、给自己求个公道?

　　如今，“历史发明家”和公知们污名化义和团，抹黑中国农民所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努力。但是，当年义和团的敌人，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却如此评价义和团：

　　“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诸位，我们是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接受过科学、系统的现代教育，我们懂得数学、物理、化学，学过马列思想，唯物主义，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宽容，什么是人性，我们见识过先进、高效、如臂使指的社会组织，我们还有着发达的生产力，还有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护着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高谈阔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其实，异地而处，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现代人，真的比他们高明，比他们聪慧，比他们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办法救中国吗?

　　兄弟，你拿得起斧头，挥得动镰刀吗，听得懂口号和指令吗，面对欺凌压迫，枪炮刺刀，迈得动腿吗?你有本事对强盗讲宽容、仁爱、人权、善良吗?何不食肉糜啊!

　　事情是要一步一步做的，伟大的革命者和先进的组织，不是一开始就能出现的，先有太平天国、义和团，后才有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CCP。万事开头难，因为第一次，谁也不知道这么做才是对的，但一定要先有人做起来。

　　所以，后来的伟人们，对义和团评价都不低，对他们的“排外”都很能理解。

　　孙中山先生说：“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导师列宁说：“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