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与长沙小组的特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已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日本也由在国内入党的同志建立起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没有统一的名称，上海组叫“共产党”，北京组称“共产党支部”，长沙组根本未发现有何称呼。后来便于表述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有的组办了刊物，发了宣言，有的组还有文字报告，然而，长沙组尚未见到。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否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观点、论著。本文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进一步认识长沙小组的客观存在；又从长沙小组活动的环境和特色进一步阐述长沙小组为什么没有正式名称、宣言、报刊等文献存在。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都与“南陈北李”有联系。李大钊欢送陈独秀南下，相约建党开始，他们就与各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联系。上海小组成立后，陈独秀的通讯活动更是频繁，他与北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湖南毛泽东，山东王烬美，都有书信往来。甚至一师附小学生张文亮向他写信请教，他也每信有复。他还派遣了刘伯垂前往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联系。郑凯卿是陈独秀在武昌文华大学讲学时结识的一位工人，受陈独秀的的委托，对武汉工人生活状况进行过调查。在1920年5至7月初，毛泽东第二次寄居上海时，曾与陈独秀多次商讨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自此后，毛泽东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与陈独秀建立了密切联系。陈独秀致信毛泽东，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党、团，毛泽东曾赞扬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曾应毛泽东邀请，拟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赴粤未果。陈独秀到广州后，同米涅尔、别斯林、谭平山等联系，在1921年1月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二）各地小组成员都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李大钊是五四运动正确方向的旗手；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邓中夏是五四期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典范；董必武是老同盟会会员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活动他是亲身经历者；陈潭秋是五四运动中武汉地区的杰出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则是五四运动在山东济南的积极组织者；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杰出鼓动者、组织者。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高举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他们把湖南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发展为驱逐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斗争，并获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这是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结合得最好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