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如果要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应该从更早说起。为了节省篇幅，本文选择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为考察的起点。
为什么选择1935年最后几个月作为考察的起点？那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要把华北纳入它的直接控制之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沉痛呼声便是在这时喊出来的；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刺激下，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浪潮蓬勃兴起，民众广泛觉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人们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由于自身统治遭受严重威胁，开始酝酿改变对日政策；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不久，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已经发表。这些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离开这个大背景，什么问题都无法说清楚。
本文准备着重考察的是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演变，自然不能不先来看一看中共中央当时的具体处境。
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一直遭受着处于优势地位的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多次从千钧一发的险境中冲出来。它所面对的首先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如果不能生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时，它同外界的联系又几乎全被切断，能够得到的国内外信息很少。在这种状况下，中共中央没有可能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刻提到重要的实际工作日程上来。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曾先后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确定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但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局势陡然发生逆转。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被迫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组成陕甘支队，人数只有不多的几千人，先行北上。下一步到哪里去才能站定脚跟，一时并没有把握。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南部的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他说：“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所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会上也说：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较少可能。“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
俄界会议这个决定很值得注意。变更原定在川陕甘创造根据的战略方针，准备“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当然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情势是多么险恶。
但出乎意外，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乘虚抢占天险腊子口，突入甘南开阔地带。18日，红军到达宕昌县。在这里， 收集到一批天津《大公报》和《山西日报》等，得知在陕北已有徐海东、刘志丹等很有战斗力的红军和大片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事情需要作新的考虑。27日，陕甘支队继续前进到通渭县榜罗镇。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常委会议，改变俄界会议的决定，把落脚点确定在陕北。毛泽东在二十多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榜罗镇的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改变了，因为那里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毛泽东曾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既是对徐海东的赞扬，也是对整个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赞扬，他们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立下的，确实是“大功”。
10月19日，北上的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随后同陕北红军会合。这两支红军合组后，恢复了第一方面军番号。2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宣告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胜利结束，二是提出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口号。张闻天在会上说：“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到达某一苏区，长途行军就是完结了。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说：“现在形势环境均已改变，我们应接受新的形势来工作。”“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我们追击堵击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而我们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他又说：“日本帝国(主义) 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昨日捉到东北军俘虏，发二元钱回家，(他)说东三省、热河失去，回什么家！于学忠发宣言，声明退出东三省是上级命令。反帝革命是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围(剿)的客观条件。”
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一个大变化是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有这样一个根据地和没有这样一个根据地是大不一样的。如果连生存都没有保障，其他自然都顾不上。而他们能在这时提出抗日民族战争的新口号，又同他们来到接近抗日前线的北方地区、能得到更多信息直接有关。从此，“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二 瓦窑堡会议
1935年最后两个月，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加紧侵略华北又跨出新的重大步伐，国难更加深重；另一件是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这次大会的精神。
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独占华北，蓄谋已久，早已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深深刺痛着中国人的心。这年11月中旬，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日本军方导演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谁都明白，所谓“自治”其实就是要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政府，建立亲日政府，处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限他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武力攻占河北和山东。宋哲元等在19日密电蒋介石报告：“北方情势，已甚明显，似非少数日本军人自由之行动。日来应付极感困难，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24日，土肥原策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两天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华北上空阴云密布，仿佛又重现九一八事变前夜那种浓烈的战争气氛。
民族生存比什么都重要。人们对国民党当局一再对日屈服退让极为不满。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它像燎原的烈火那样，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迅猛地向全国各地展开。民众的觉醒和行动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抗日救亡的任务自然地被提到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张浩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到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的，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这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浩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了这次大会。针对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日益猖獗，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大会着重讨论的是欧洲问题，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也说道：中国共产党要“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为了尽快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之间在红军长征期间中断的联系，不等会议结束，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就派张浩回国。他经过长途跋涉，在11月18日或19日到达瓦窑堡，凭记忆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共产国际的意见，对中共中央产生重大影响。它同中共中央在实际生活中强烈感受到的必须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要求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机关11月7日从吴起镇迁到瓦窑堡。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这时张浩还没有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宣言》还写道：“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法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我们也无法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宣言》虽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要求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显然已包含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中国实际情况所要求的。
29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因为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没有能回来参加这次会议。张浩已来到瓦窑堡。张闻天在会上的报告中，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国面对的现实，着重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紧了。”“在目前形势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不仅有工农群众、大学教授以及某些派别的资本家，就是在军阀中间也有人对日本侵略不满意。广大阶层参加到民族战线中，许多人持同情态度或守善意中立，反日的基本力量更加广泛。”他强调：“甚至对上层统一战线，我们都要争取。”过去，中国共产党看重的只是“下层统一战线”，这时提出对“上层统一战线”也要争取，是一个重要变化。在结论中，张闻天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作了更多的阐述，说：“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团结起来向革命进攻，小资产阶级消极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力量散了些。在这些条件下，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我们的工作集中于工农群众中团结和巩固自己的力量。现在情形不同，整个小资产阶级动摇及同情我们，在军阀中也有分化，有的动摇、中立或对我们同情，我们有坚强的苏维埃、红军及广大的群众拥护，党的力量也比以前加强了。在全国提出的两条道路问题更清楚的提到群众的前面。这样，就更迫切的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这个策略是可以实现的，抗日反蒋必须很好的运用这一策略。”刘少奇在会上说：“统一战线问题，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上层领导同志甚至都犯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中国群众反日运动在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
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瓦窑堡。从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十分重要的会议， 后来被称为瓦窑堡会议。会议开始后，先由张闻天作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23日，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军事问题，由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行动上，他主张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陕西，包括扩大红军、完成渡河准备等；第二步是在山西，准备用六个月(2—7月)，依情况延长或缩短之；第三步在绥远，时机看战争情况及日本对绥远进攻情形决定。
为什么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突出课题的时候，要讨论东征的军事行动？那是现实的需要。第一，它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需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虽然已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但陕北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又遭受国民党重兵的封锁和围困，如果不积极向外发展，只是消极地坐待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很容易陷入难以持久的不利处境。要向外发展，山西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比驻在陕北以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弱，打起来较有把握；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比陕北以西和以北都要富裕，便于红军的发展；晋绥部队还有一部分已进驻陕北的吴堡、葭县、绥德、清涧一带，进攻山西可以迫使阎锡山将这部分军队调回山西，扩大并巩固陕北苏区。第二，它又便于红军投入抗日的实际行动。那时日本已在河北增兵，并策动伪蒙军向绥远侵袭。东征山西，可以东入河北或北转绥远，“对日直接作战”。张闻天在讨论时说：“我同意先向山西方向发展。”“我们到了山西，就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以便来组织抗日的民族战争。山西环境与陕北亦有不同，更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我们高举抗日旗帜，肯定会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群众更会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
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在这种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而和民族资产阶级有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进一步分析道：“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这篇讲话，更透辟地阐述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明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预见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还需要提到，它又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出决定。只有到了这时，才有可能进一步系统地说明党的政治策略。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还只有两个多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并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东征山西的部署和准备；并且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作出通盘分析，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强调发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对关门主义，在政治策略上实现了大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极不容易的。
自然也要看到，中共中央当时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甚至上层统一战线，都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主要的口号是“抗日反蒋”，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头子”。这并不奇怪，且不说十年来国共之间的生死搏斗留下的深重伤痕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而且在此前他们看到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放弃热河和签订塘沽协定，再到所谓“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对日本侵略者一直是步步屈辱退让，而看不到国民党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奋起抗日的决心；蒋介石又正在继续调集重兵，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举消灭在陕北一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就能提出“联蒋”的口号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些问题，从双方来看，都需要再经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才能得到解决。
三 东征和晋西会议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瓦窑堡会议的决定，突然强渡黄河，进入山西。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凯丰、张浩等都随军东征，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东征红军进入山西后取得重大胜利。他们使用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表布告：“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体现。
在这期间，整个局势进一步变化，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出现重要而微妙的变动。
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对华侵略，力图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1936年1月13日，日本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提出《第一次北支(华北)处理要纲》， 宣称：“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2月26日，日本部分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兵变，事后由广田弘毅担任首相，蛮横而不可一世的军部牢牢控制了日本中央政府，战争气氛更加浓重。
全国范围内的爱国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群情日趋激昂，上海和许多城市相继成立起各界救国联合会。国民党上层的政治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有了更多可能。
驻军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部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家乡沦陷，强烈地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时访问东北军后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于逼迫他们打自己同胞的命令，日益不满，而打回老家的决心也日益加强，至少也得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战斗到死。”一个四十多岁的团长对他说：“当我们全体都希望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红军呢？”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中共中央在实际接触中逐渐看清了这一点，便把“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首先放在张学良和东北军身上。他们让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去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秘密商谈合作，取得很好的效果。驻在关中地区的杨虎城部同中国共产党也早有联系。
这时，蒋介石的态度同样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实在太大，已超出南京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程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正如蒋介石不久后所说：华北一旦成为东北第二，南京又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社会各阶层强烈要求抗日，也对它形成巨大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不能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蒋介石以后有一段话，把他这种内心变化刻画得十分清楚：“广田内阁成立之后，把他们侵华的计划，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开始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他加强同苏联的接触，在国内也通过多种渠道设法找寻中共的关系。陈立夫的亲信曾养甫先后找到同中共北方局有联系的吕振羽和上海地下党派出的张子华会晤，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最早将这个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找到有着牧师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董健吾，要他送一封信到陕北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这显然是得到南京政府同意的。张子华与董同行。2月27日，董、张两人到达瓦窑堡，会见博古。3月4日，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报中向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高层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推动下接通了。当然，这种联系只是初步的。双方都在相互试探，彼此都还不清楚对方的底细。
3月间，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由刘长胜带回国内，送交中共中央。董健吾返回南京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同南京当局接触中的重要情况。这两件事都是牵动战略全局的大事，需要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及时作出决断。
3月20—27日，中共中央接连举行六次政治局会议，被称为晋西会议。会议有两项议事日程：一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二是研究目前战略方针。很可注意的是：第一，这些会议是在紧张的行军过程中进行的，几乎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点：20日在交口县大枣郊上贤村，23日在隰县石口，24、25日在罗村，26日在四江村，27日在石楼附近。第二，参加会议的，除在山西前线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外，原来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博古等也赶来参加。从这两点，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多么重要。
前三次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首先由张闻天作报告。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这就把那次政治局会议的主题点明白了。
讨论中，大家同意这个报告。毛泽东发言中表示：瓦窑堡会议决议是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他说：“要提出停止内战”，“‘争取对日作战的时机’应改为‘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在革命策略上，“我们的任务，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多数。”“我们要谨防扒手，但第一是应开大门。”“政权问题，主张苏维埃当然是对的，但(哪一个)对全国更好，就用那一个。在华北，一般的用抗日政府较好。”谈到“联俄问题”时，他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故(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张浩说：瓦窑堡会议时，政治局并没有因为我传达不充分而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不了解，反而能具体讨论了问题，与国际决议精神符合。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他主张：“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好听而做不到。只打一个，就使主要敌人孤立。”彭德怀说：“十二月决议在现在事实证明正确。未过黄河之前，对山西群众的估计不如现在。这里比(中央苏区的)广昌、石城之间还好。学生运动之激烈，刊物之左倾，表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开展着。”“怎样促成抗日反卖国贼统一战线的实现？要定出具体口号，站在领导地位。统一战线的成功，首先要分裂统治阶级的力量。统治者有一部分同情我们，一部分反对我们，要分裂他们，才能促成统一战线。”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已更趋明朗化和具体化，“停止内战”的口号已经提出，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各种力量开始按照是否赞同抗日而区别对待，原来的苏维埃政权也可考虑改称抗日政府。
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说明党的战略决策仍处在逐步形成的过渡阶段。
第一个问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尽管蒋介石通过多种渠道在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政治试探，董健吾、张子华还拿着南京政府的证件来到瓦窑堡，但这毕竟只是接触的开始，对南京政府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何况蒋介石又在3月24日委派陈诚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率领关麟征、汤恩伯等部重兵进入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企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黄河以东。因此，这次会议自然不可能把蒋介石立刻列入联合对象之内。会上“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提法，特别标出“人民”二字，也表明这种保留态度。但会议没有提“抗日反蒋”，而是提“抗日反卖国贼”，包含着一层意思：如果蒋介石决心抗日，那就不是“卖国贼”了，不再是反对的对象；如果他采取相反的态度，“反卖国贼”自然也成为“反蒋”的同义语。张浩在讲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后又说了一句：“打蒋介石，现改为‘打卖国贼’”，表明这里是有意识地留有余地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董、张接触后在口号上的调整。张闻天在作结论时说：“有反动派来谈判，我们应说你抗起日来，苏联会帮助。全中国群众看到苏联是好的。故恩来说讲此问题时，要他们表示抗日诚意，这是对的。”这也说明此时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关键是看他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抗日诚意”，他的下一步行动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是否要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十年内战时期中共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它涉及同广大农民的关系，因此，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容易很快下决心是很自然的。特别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真正形成时，更不可能轻言改变。张闻天在报告中笼统地谈道：“土地革命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的方式应随环境而异。这种联系也不是公式，是要根据环境而采取的。”讨论中，许多人都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大家更多倾向于不宜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以免脱离农民群众。博古说：“土地问题的解决不违背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土地革命服从民族革命？如了解为‘低一点’则不对的、不适合的。”“有人以为‘着重土(地)革(命)，将使我们与反帝群众脱离’。他未想‘群众’是谁。我们恰恰是在群众中依照民众的程度与力量，领导到土地革命。当然土革不是在任何地方简单化，但我们的立场应坚持。”周恩来说：“现在土地革命的开展，正是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农民总是要走上土革，是否推迟之使会利于民族革命？党不是勉强制造，亦不是做尾巴。我们的统一战线不是要地主资本家全部而不要农民。对于抗日地主可以优待，而不是不动其土地。”王稼祥说：“不发动土地革命，主要人口之农民不能吸收到抗日的战线上去。”会议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
大革命失败时，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十年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个总方针，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人们的思想总容易有惯性。因此，新形势下，在处理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如何对待土地革命这两个问题上实行大的转格外慎重，是可以理解的。
晋西会议的接着两次会，是讨论目前战略方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方针应该是：“以发展求巩固，反对巩固的向前发展。”“现在应进攻，围剿来时则防御，围剿打破则应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他批评李德，因为李德不久前写了一个《意见书》，里面说：“转到战略的进攻，我们还非常之弱。我们的转入进攻是过早的，且在将来行动区域中的政治准备不充分，应当注意这两点。”《意见书》还提出：“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迎外蒙的条文”，他担心的是“(苏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讨论中，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周恩来说：“发展问题：迅速直接作战之下规定计划，以华北为抗日战场，现在进行山西第一时期的计划。以后计划看形势来定，现在是进行山西作战。”他也批评李德《意见书》：“其整个估计，右倾出发。过去错误根源的未认识，及对红军此次行动政治任务与军事上进攻不认识，是保守主义。这不但是单纯防御，而且丧失进攻机会，引到失败，必须批评之。”
晋西会议最后一天，讨论外交(统一战线)问题，仍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对情况的估计，第一条就是“国民党破裂”：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大革命失败时起的反动路线，现在与将来暂不改变”(说“暂不改变”，多少留了余地)；民族革命派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是“昨天的民族反革命，而由于日本之压迫与民众的压迫，开始变成民族改良主义”，左翼如宋庆龄、中小工商业、中小资产阶级、《大众生活》等，“诚意联俄联共，自信能打日本，在我们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革命”。他特别指出东北军的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其策略：借助我们与苏联回东三省去。这种情形将来向两极分化。”报告提出的方针：“不但要把‘民改’与‘民反’区别，在外交进行中亦应区别。而且要把‘民改’之左右派区别。”对报告中几次提到的“民族改良主义”，中共中央曾有一个解释：“民族改良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主义”，“在某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让步与利益，或斗争更进一步深入时，他们就会动摇，妥协以至投降叛变，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实质。”
晋西会议后，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已回瓦窑堡的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10日，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取得良好的效果。
5月2日，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对红军大举进攻，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红一方面主力开始西渡黄河，至5日全部渡完，结束了历时75天的东征。
四 对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反应
红军结束东征返回陕北后，又发动了西征。为什么要发动西征？只要看一看陕甘革命根据地四周的形势，就可以明白。那时，陕甘革命根据地需要巩固和发展。在它的南面，中国共产党同驻防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已建立起比较密切的秘密联系，两部官兵都不愿同红军作战；东面的阎锡山同蒋介石之间也存在矛盾，不再以大量兵力进入陕北“剿共”；因此，这两个方向的战线比较稳定，而西面和北面是国民党军队兵力较为薄弱的方向。5月18日，中共西北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的命令，由彭德怀率领红军1.3万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向西北方向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进攻。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一是巩固并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二是争取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三是策应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但和东征不同，中共中央没有随西征军行动。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发展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两件事：第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新的严重步骤，一是增兵，二是走私。他们“借口保侨，增兵华北。于5月1日宣布以田代皖一郎为日本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增加兵额约六千名，连同原有驻军达八千余众，于沿平津铁路之杨村、马厂等地分建营房，并设旅团司令部于北平，违反‘辛丑条约’限制驻军员额之规定，严重侵犯我国之主权。”在日军控制冀东地区后，走私活动日趋猖獗。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间，中国关税损失达2500万元以上；而1936年4月一个月的损失就达800万元，相当全国关税收入的1/3。华北风云更加险恶。南京政府除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本提出交涉，并由外交部提出抗议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第二，南京政府再度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他们把红军西渡黄河视为已“遭受重创”，可以乘势“进剿”。中央红军主力又已出动西征。5月26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指挥。28日，中央军关麟征、汤恩伯等部由山西渡河，进入陕北的清涧、绥德，准备大举进扑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一时险象环生。这也是中共中央一时难以下决心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的一个重要原因。
挽救更加危急的民族危机，打破南京政府企图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图谋，成为放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刻，爆发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打起“抗日”旗号的两广事变。6月2日，他们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突然发出通电称：“时危势亟，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4日，陈、李等通电“北上抗日”，桂军四个师开入湖南境内，矛头实际上对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两广事变的发生很突然，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所掌握的信息更十分有限，但局势却要求它必须很快作出反应。两广事变的旗号是“北上抗日”。在南京政府正准备对陕北大举进攻的时候，两广事变迫使它不能不分兵南顾，这多少减轻了陕北的压力，自然容易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起初，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曾作出比较乐观的估计，抱有较大的希望。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他说：“陈济棠自己称抗日革命军，并电蒋北上抗日，总的口号表现抗日的、革命的，这是我们应有之估计。”“全国抗日运动将因此而推动，可以利用这次事变将运动推动到广大范围及更彻底道路上去。”毛泽东说：“西北是抗日大本营，西南发动对西北起了大作用。”“前途：蒋是否能战胜两广？在政治、军事上不能压倒广东，这次内战带若干革命性质，但两广压倒蒋，暂时亦难做到。”博古说：“广东事变是日本更进一步并吞华北所引起人民抗日的一个标志，表现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张闻天说：“两广是人民武装抗日的开端，左倾分子到两广是人民阵线的开端。”但政治局会议也多少注意到两广事变的消极方面。王稼祥说：“西南行动政纲我们不清楚，但内部有左的及右的，同两广要联合，但也要善意批评及建议。”张闻天说：“两广事件发动有很大弱点，弱点在发动领袖。”周恩来在作结论时也讲道：“西南事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的发端，但运动不发展扩大，有可能妥协软弱下去。”同一天，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对两广事变作了充分肯定。
两天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时，态度更冷静一些。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西南事变，发动是抗日革命军，故系进步的。第二，它因受帝国主义之操纵及阻止群众斗争，我们立场应该是以进步的革命的建议批评，使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力量。”也就是说，已经多少觉察到对两广事变还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能把它看作已是“真正抗日的力量”。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加上共产国际对两广事变并不肯定，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又有新的估计，并且把原来的态度作为教训来总结。9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报告中说：“对蒋(向陕北)的进攻，我们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进攻。对西南问题，他发表抗日宣言，我们拥护是对的；但在他挑拨内战上并没有严厉的批评是不对的；对于他没有在广东、在军队中发动群众，我们也没有严厉的批评，也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好象袒护了西南，丧失了我们的立场。在发动西北抗日战争上，我们应接受这一教训。”
这里所说引起中共中央态度变化的“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指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蒋介石公开表明对日政策有明显转变。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是蒋介石在两广事变发生后决定召开的。召开的原因，一是日本在华北大举增兵等事实直接威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更使他感到难以容忍，觉得需要加紧应对的准备；二是两广事变反映出国内以至国民党内部对他的对日政策的强烈不满，民众的抗日呼声更加高涨，在国民党内也需要统一认识。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上表示：“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应付当前的事势”，是“一个国家根本大计的决定”，“不但我们任何个人不敢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随便决定，就是中央常会所有负责的同志也不敢随便来断定”，所以需要召开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对以后的方针有一个决定和指示。在此困难严重的时期，这个会议关系国家前途甚为重要”。可见，蒋介石对这次全会相当看重。
本来，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宣言中已曾提出：“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这里已表露出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某些变化，但话毕竟说得很笼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隔了半年多，到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话就说得明白多了。他在会议第一天讲话，表示要把“所谓最低限度的解决明白说明一下”。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日本对中国实在欺侮得太狠了。像这样的硬话，蒋介石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更没有在如此重要场合公开说过，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极大关注，感到蒋介石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时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中共中央稍后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重要由来。
五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但真要把一直被称为“卖国贼头子”的蒋介石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决心仍不好下，有些事情一时还没有完全看清楚，何况国民党当局仍在策划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用武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有极大可能在解决西南问题后，腾出手来，又大举进攻陕北，并且一直强调抗日的先决条件是实行军政军令的统一，也就是以强势姿态要迫使国内一切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听从他的指挥，稍不小心就会跌入他设下的陷阱。但总的趋势确实已发生明显变化。为此，中共中央进行了多次讨论。
8月10日，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确定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外交两个报告。他首先提出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在看起来基本战略没有变中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准备抗日、国防会议以至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大部变了。然而战术既大变，将来革命发展更大，将来影响他的战略动摇，也有可能。”“关于南京往来，对我们提出五条件，他们第一种答复说我们分散力量，再对恩来同志的来信，要我们出去，领袖到南京，改组国民政府，促进联俄，从此可看出蒋有动摇的可能。还有一件事，蒋在苏联大使馆谈话，表示还好。”毛泽东着重指出：“明显可以看出蒋的策略：过去是让出东三省等，尽量镇压全国革命，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在今天，我们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我们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经过这种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但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他强调：在新形势下，当前党的各项任务中，“统一战线应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报告后，列席会议的潘汉年(潘刚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不久)报告了在苏联同国民党方面的邓文仪、回国后同曾养甫和张冲接触的情况。讨论中，周恩来说：“过去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现在不适合，现在应以抗日联合战线为中心，抗日联俄联红为中心。”“与南京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张闻天说：“从南京方面所提出四个条件，虽然我们不能满意，但从他容纳各派一点，共产党从此有取得公开活动的可能；从他集中全国人才一点，可说我们可以到南京去。所以我们说，可以与南京谈判。”“我们不一定先抗日后统一，这样不能得到群众拥护，我们应该在抗日原则下来统一。”他还谈到一直有争议的土地革命问题，说：“现在民族革命是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
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对南京问题，现在民主的抗日已冲破蒋的压迫，但并没有冲破蒋的最高界限。他同我们的往来，我们是有半公开活动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与他们来往，重心是争取群众。先抗日后统一问题，蒋总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只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抗日必须反蒋，不适合。”“对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应有新的变动。这是为得争取群众，是有利的。我们应公开宣言，专门送一封信给南京。”这里说到的那些变动，都是党的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变动。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发表一个公开宣言，发一个秘密指示。公开宣言就是《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秘密指示就是《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会后半个多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8月15日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得悉你们1935年12月25日决议与电报内容后，我们基本同意你们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同意你们的看法，即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应该对过去的经济政策作一些重大改变：停止不必要的没收，特别是不再没收出租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再没收积极参加抗日的官兵的土地，允许自由贸易。”“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它的基本精神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看法是一致的，也使中共中央的一些提法比原来更明确了。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在8月25日发出，是毛泽东写的。信中一开始就强烈呼吁：“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信中提到蒋介石时都称为“蒋委员长”，这在中共以往文件中从来没有过。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最低限度所作的解释”，信中说：“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对蒋介石接着所说“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提出了批评。信中对蒋介石把“集中统一”说成抗日的“先决条件”称为“本末倒置”。信中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信中最后呼吁：“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里正式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主张，并且公开发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张闻天起草的秘密文件《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前面，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确实是抗战前夜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从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新阶段。
为了落实“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在9月15、16日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者有34人，这在以往很少有。
会议一开始，由张闻天作题为《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说：“现在全国一致要求抗日，停止内战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蒋介石正在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部分“修改我们的部分口号”。他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联合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是十二月决议提出来的，但根据目前的形势，部分口号应有修改。“第一，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对南京政府的估计，说他完全是与冀察政权一样的，这也是错误的；说蒋的力量削弱了，但没有估计蒋仍是抗日的大的力量，这也是错误的。”“第二，我们所主张的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应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如从前给上海指示信所说的同情反蒋战争。”这里，自然不包括当蒋介石发动进攻时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争。“第三，我们还主张建立‘和平统一的国家’。因为全国人民要求的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过去说国防政府是各阶级的联盟，但现在看来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赞成建立民主共和国，应宣布苏维埃愿成为它组成的一部分。”
会上的讨论十分活跃，对报告中一些问题的认识又深化和发展了。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动摇性，怕帝国主义，又怕民众，表现在国民党方面很明显。”“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现在问题，国民党说要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于轨道，虽然没有明说要取消红军，但要改编红军。我们要保持独立，不在乎名义上，主要在政治上的独立。”“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是一条统一战线，不是两条统一战线。对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指出自九一八以来是提出了，然而我们是犯了错误的，我们没有实际进行。在与十九路军虽做了些，但仍是有错误。我们应老实承认这一错误。”周恩来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联蒋抗日”的问题。他说：“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南京是否全部或大部可参加到抗日方面来，我们应有正确的估计。过去把蒋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要改变过来。”“过去蒋是投降的，但自五全大会后是有变动的，近半年来有更多的变动。蒋对帝国主义关系上，认蒋是完全投日的，也是不对的。实际，英美对南京是支持的，英美与日是有矛盾的，蒋是利用这一矛盾来与日讲价钱的。”“蒋的本身，如果完全投到日本是不利的。事实因为蒋还没有完全降日，所以他还能维持他的统治，他的本身力量是加强了，这就是由于他没有公开投日，并且利用一些以前不敢用的口号，如停止内战等。不管他的欺骗作用怎样，都说明他在动摇着。察看向着哪个方向动摇，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是要实现走到抗日，还是要从斗争中来使它实现。”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这些分析是很实在的、切合实际的。他还谈到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广大群众已起来抗日，但未接受土地革命。”毛泽东在第二次发言中说：“联蒋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联，现在还没有实行联。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他和我们联合是可能的，但哪天可实现联合，是说不定的。我们的方针应如此，那方面的事情要由他自己去决定。”
会后，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张闻天、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所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由于希望谈判能取得成果，先派潘汉年作为初步谈判代表，到上海同陈立夫、张冲会谈，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却完全是收编条件，同时又调胡宗南等部进逼陕甘根据地，企图形成城下之盟。毛泽东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说：“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这样，周恩来就无法前去谈判。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曾到南京同他进行谈判，并非事实，可能是他年老记忆失误。
从“逼蒋抗日”到实现“联蒋抗日”，这一步实在相当艰难。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独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和步步紧逼面前，从1935年下半年起，蒋介石逐渐下决心加紧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是事实。中国要实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确实离不开蒋介石这个掌握着全国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并受到国际承认的最大的政治力量。联蒋抗日是必需的，为此而作出某些重大让步也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尽管他派人同共产党联系和谈判，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希望先用武力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再来抗日，继续以很大力量来作这种准备和部署。他对包括救国会在内的民众运动同样十分疑忌，仍采取压制的态度，不久还逮捕了救国会“七君子”。而且他的抗日决心并不是不再存在摇摆。这些也是事实。事情就是那样复杂，这两个方面同时都在起作用。蒋介石和国民党这种两面性，给中共中央出了相当大的难题：既要力争同它联合，又要对它保持高度警戒；既要看到实现联合的可能性，又要作好应对一切不测事件的准备。必须以两手来对付对方的两手，其中还有许多变数。这样，局势只能在一波三折中前进，不可能那样直捷和顺当。
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如果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别人就容易轻视你，难以团结和带领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支柱”，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便有可能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正在同国民党方面接触的张子华：“甲，请告陈委员、曾市长(指陈立夫、曾养甫——引者注)，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我方切望南京当局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赞助，万不可作任何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以符蒋介石先生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之诺言。乙，当此国难严重关头，我方正式宣言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以此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静待南京当局回答，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方攻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方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
11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在新形势下党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作了红军行动方向和外交问题的报告，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态度都作了冷静而中肯的分析，提出明确的方针，说：“张的改变，不完全是表面上的，而是带有根本性的而有内容的改变。我们的方针应更争取他根本改变。”“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他是要签字才作算的。我们应用很大的力量，要群众的力量。”“张学良向蒋说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阎亦来西安要问蒋，蒋不给他讲话的机会。然而蒋不一定始终是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问题，焦点在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除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是表面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虽然穿件白军衣服，但更便于进行与白军接洽，便于改白为红。”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我们的战略基础应在促成统一战线的成功，不管所遇的困难怎样，每个行动都要在这个基础出发。”“我们应估计蒋有可能利用形势，利用抗日力量控制在他手里，有与我们一面妥协，一方面利用可能向我们进攻。蒋是代表资产阶级，即使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他是始终是动摇的。”“两广事件妥协后，他就积极派兵来，他是要封锁黄河，阻止我们抗日，逼我们就范，剥夺我们的政治资本。”“他对我们的妥协，现在主要是军队问题，想把红军控制在他的下面。逼蒋抗日，是要有很大的力量的，现在力量还不大，他现在只能控制，我们应使他控制不住。”“停战运动生了效力，红军的胜利更要推动全国力量。假使我们与全国见面，我们的影响更扩大。红军改名字是不要紧的，是更有利的，不仅包括主力，应包括全国各地红军与游击队。这四种力量(指英美、群众、南京统治集团的其他各派力量、红军的力量——引者注)的范围，是使蒋走到抗日方面来的重要条件，应在这一前途上来实现我们的战略计划。”
这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夜中共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各方面的情况已逐渐明朗，中共中央充分估计到局势发展中多种可能的复杂性，特别是充分估计到蒋介石政治态度的两面性，甚至还会“利用可能向我们进攻”，但仍判断在各方面压力下，蒋有走到抗日方面来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已考虑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让步达成协议，以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稍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决断，也不是主要因为共产国际因素的影响，而是基于对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冷静分析，经过一年多对战略决策的深思熟虑和逐步演变的必然结果。
六 西安事变前后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去西安，是为了督责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全力“进剿”陕甘红军。为什么蒋介石一方面已开始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和谈判，一方面仍要坚持“剿共”？这种矛盾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其实，蒋介石原来所提“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不过是要中共向他投诚，受他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在他看来依然是“上策”，还要想试一试。他在动身去西安前的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月局势，察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而陕甘边区残匪企图渡河西窜，局势甚不清也。且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争而动摇，而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他带了大批高级将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万耀煌等同去，显然准备取张、杨而代之。张、杨向他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苦谏不从，最后只得出以“兵谏”。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很多，这里不复赘言，只准备集中考察一下中共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着重看看在这个时期举行的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国共产党事先并未与闻。张学良扣留蒋介石后，在当天寅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周亥时复电，除对军事部署提出建议外，并称：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发生得很突然，内外各方面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当时最急迫要求立刻回答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所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由于苏联对张学良一向持怀疑态度，中国共产党更需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提出明确的主张：“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蒋最近的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他把西安事变同两广事变作了比较，指出：“这次事变与西南事变是显然不同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而且他完全站(在)反对剿匪立场上的。同时，他同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我们对西安事变说明是革命，但不是共产党干的，是他们自己的英勇。这对于争取蒋的内部与资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们暂不即发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做。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并且这一地区又很巩固，应抓紧这一环去做。”“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周恩来接着说：“在西北的联合是三个力量(指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引者注)，应使它更巩固，更成为抗日的中心力量，我们应有相当的努力，给他以帮助。在全国力量团结上，首先要注意的是阎锡山，援绥应成为政治的宣传中心。”这里说的“援绥”，是指日本指使伪蒙军侵入绥远东部，傅作义部晋绥军奇袭百灵庙，取得重大胜利，在全国民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对它声援。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多年来坚持“剿共”的蒋介石突然被扣，很多人都很兴奋。而发言表现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提出的具体主张是：“我们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讨论中，没有人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周恩来说：“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但在实际上应取领导作用，用团结名义，如抗日救国会等，不取发号施令形式。欢迎各方面派代表来参加。”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的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博古说：“我们对西安事件，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为的要争取群众，我们发言要不轻易的。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的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我们对这一事变要领导，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14日，毛泽东等10人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由张任总司令，下编3个集团军，以张、杨和朱德分任总司令，并主张在联军三部分中提出10个口号，这10个口号没有提到反对蒋介石。15日，毛泽东等15人又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负责人，说明中共一直“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要求他们“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17日，到达西安并已同张学良进行会谈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他所了解的内外各方面情况，报告“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成推动全中国”，并提出“答应保蒋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次日，又续电报告：“蒋态度开始强硬，现在亦转取调和。”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要求，并明白提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由于对西安和全国的情况比以前更清楚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就能提出更明确的方针，那就是和平解决。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他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客观上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揭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报纸上毫无根据地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策动的，不承认它的革命意义。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博古说：“这一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方面是一些蒋的部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而进行更大的内战，一方面是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我们应争取成为抗日战争的前途，我们应反对转为内战。”张闻天说：“一、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这一立场得到全国的同情，这是完全正确的。二、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张国焘也改变了说法，称：“这几天事变与消息，我们应采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是对的。”毛泽东在结论中说：“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的战争。”“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有可能使内战结束。”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讲道：“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停两天再发。”本来，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当天中午就把事变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以后几天又连续多次将情况的发展电告国际，但国际在16日才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又因密码差错，无法译出。中共中央在18日去电要求重发。因此，毛泽东在19日的会上说：“国际指示还未到”。原来他讲通电“或者要停两天再发”，由于局势紧急，需要中共立刻表明态度，领导层内部又已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仍在19日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公开发出通电，并由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公开发出的通电要求由南京召开和平会议，西安、中共等各方参加，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内部指示中更明确地说：“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及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并且指出事变发展有两个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同一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这很清楚，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19日这一天已正式确定下来，并且依此同南京政府接洽。第二天，也就是20日，共产国际的来电也到了，电报中说：“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中共中央当天把共产国际的电报全文立刻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它同中共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
周恩来到西安后，和张、杨同蒋介石以及随后到西安的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谈判紧张地进行着，其中经过多次反复。最近在海外公布的宋子文12月22日日记中记录了当晚蒋介石同他的谈话：“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恩来)同意废除：(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阶级斗争；(四)愿意接受委员长之领导。去告知周，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一)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他们服从总理；(二)抗日，容共，联俄；(三)同时他愿意给汉卿(即张学良——引者注)收编共产党的手令，而收编进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宋子文25日的日记又记载，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对蒋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几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他要蒋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委员长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虽然剿共之事常萦绕于心，但是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他以前的部下，如果他能以宽大胸怀对待广西，当然也能以宽容态度对待他们。他已经把纳编的共产党军队委托张学良。如果他们对他是忠诚的，他将像对待胡宗南的军队一样对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宋子文还对周恩来说：身为委员长的旧部属，应该知道委员长是重然诺之人。
当天下午，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就送蒋介石回南京，并且自己陪去。蒋介石在机场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他还把答应的条件重申了一遍。蒋介石一离西安，态度就发生变化，扣留了张学良，调集中央军直逼西安，并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分化。但“剿共”的内战毕竟停止了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
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对西安事变的意义，用斩钉截铁的肯定语言，作出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结束了他的动摇。西安事变，开始了这些任务的完成。”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刚两天、政治局势还显得有些扑朔迷离的时候，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就说得这样明白和肯定，真是难得。
为什么西安事变能促成这个转变的实现？毛泽东接着指出：“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地进攻和全国汹涌澎湃的民众抗日救国热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已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对转变政策、团结国内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但这个决心一时仍下不了，“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继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之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中竟采取如此激烈的“兵谏”手段，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极深的印象，感到自己阵营内部的抗日要求也已很难压抑得住，这就“结束了他的动摇”。周恩来同蒋介石直接接触，使他多少感受到中共的诚意。事实也使他看到中共力量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消灭的。这一切推动并促使他终于下了决心。历史就是在这样充满矛盾的运动中前进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林伯渠在发言中说：“党对这次事变的处置，所采取的策略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国民党十年错误政策的转变，我同意毛(所说)是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他又说：“国际对西安事件总的分析是对的，但有些没有顾到中国实际情形，应多多供给他们实际材料。”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能这样说，而且出于林伯渠这样的长者之口，可见共产国际的意见虽仍受到尊重，但已不再都被看作金科玉律。张闻天说：“现在一般的说，结束内战的前途是占了优势，但是我们应估计到这中间一些可能发生的障碍。我们应争取把中派的动摇最后的结束。”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
这三次政治局会议，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在局势仿佛仍在千变万化的进程中，能如此当机立断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实在极不容易。
为了调整政策，国民党决定在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是西安事变后举行的第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刚接管的延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报告谈判问题。他说：“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现在困难问题，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张闻天说：“照现在看，蒋一般的是想和平的，蒋开始结束他的动摇。”他提出：“关于三中全会，还有二十天要开，这是国民党转变关键。我们的方针应争取国民党彻底的转变。我们不能希望他立刻宣布对日作战，但停止内战是可能做到的。”“我们要发表宣言：第一要表白我们在西安事变和平的决心。第二，要坚决拥护和平统一，拥护能够和平统一的中央政府。第三，应表示我们愿意改变红军的番号与苏维埃名称，红军应改什么名称，可以考虑。我们表示忠于和平统一。在苏维埃区域可以实现普选的制度。我们要声明停止没收豪绅地主。”朱德说：“我们过去如果条件苛刻，我们就觉得有些投降的样子。现在看清楚只要于抗日有利，无论条件怎样都好的，因为真要抗日，群众和我们是一定要发展的。”张浩说：“在国际国内的情势上，我们在某些地方让步，在别的地方获得胜利是策略上需要的。我们愿意改变红军番号，改苏区为特别区域，多给面子与蒋。”他又说：“我们与国际指示有一点不同，就是逼蒋抗日。国际也是主张用群众的逼，但我们还主张利用张、杨、陈、李、白、刘(湘)逼他。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对。”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张浩这样说，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已不只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做，而是努力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了。毛泽东再次发言说：“对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问题。”“我们并不主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我们要张学良去与蒋介石说和，但蒋不要他去，蒋要派兵来消灭我们，要说我们是汉奸。当时我们对内是动员抵抗，但对外还是积极表示和平的。至于蒋扣留起来，我们还是主张和平。至于放了蒋，我们开去，还是为着和平。”他坦率地指出在这过程中的一点教训：“西安事变后，那宣言上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张闻天最后说：“关于和平谈判，是表示双方让步，实际上所说到的，我们是大的胜利。”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通电。通电在第二天发出，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1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因为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问题。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事实确实如此：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比它属于地主还是属于农民更加重要。当时要团结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一起抗日，只能限制地主的剥削，还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这样，晋西会议上没有解决的怎样对待蒋介石和土地革命这两大问题都得到了解决。3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国内矛盾放在次要地位。在早我已提出，在十二月决议上还没有明显的规定。”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该处在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便把党在战略决策上的大转变，“从理论上说清楚”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始终有一条明确的指导原则，不致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现象偏离大的方向。
正确的战略决策，来自主观认识能符合不断变动着的客观实际。经过一年多在实践中的艰难探索，包括过程中的若干反复和曲折，抗战前夜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大体形成，开始进入实际准备抗日的阶段。尽管前进中仍不断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总的发展趋势已不可逆转。再过三个多月，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便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