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激荡往事”

　　沈鼓是一个老国有企业，它在自主创新道路上的技术突破过程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交织在一起。

　　19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普遍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业绩低迷、亏损普遍，而中国社会关于“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率”的说法或理论就起源于此。多年来，在政策上主导了国企改革讨论的理论视角是“外部的”或“自上而下的”视角，即站在企业之外或之上，从经济体制的基本关系及其对企业影响的角度来讨论如何让国企发生变化。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人认为只要把所有制改变，企业就会变好。

　　沈鼓经历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反而证明，全盘改变所有制并非国企改革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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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看到不同的世界

　　沈鼓以及许许多多国有企业的经历证明，认定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为什么这种不符合经验证据的说法依然“流行”？问题出在从外部自上而下看待企业的视角，这种说法的根本特征是，把企业看成被动响应外部力量或信号的实体，无视其复杂的组织内容、管理层的战略作用以及使团队积累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机制。

　　尤为奇怪的是，这种外部视角在注重所有制等因素时，却忽略那些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政策变化和市场变化，原因大概是，这种视角更多地是来自诸如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而疏于从企业实际运行的语境中去理解企业的行为。

　　事实上，即使承认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结构性缺陷，我们也能很容易识别出那些在1990年代影响了国有企业绩效的其他因素，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素。

　　例如，由于从1992年开始经济过热并出现通货膨胀，中央政府在1993-1996年实施了以紧缩为主的“宏观调控”，不久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于是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末经历了一个通货紧缩的阶段。

　　本文还揭示出，机械工业的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到1990年代中期就陷入困境（亏损面超过40%）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规模购买外国设备而使这些企业的市场不振。

　　忽略掉这些因素的影响，仅从企业的业绩去判断问题的根源是国有制，显然是开错了药方。此外，所有认为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率的人都回避的是，1980年代实施“拨改贷”改革后，国有企业再无资本金投入，这大大加重了它们重构资源的困难，尤其是在市场萧条阶段。

　　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制度必须改革，国有企业也必须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转变成为竞争性企业，但企业的转变需要组织内生的力量。

　　的确，宏观层次上的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转变的起点和条件，但由于企业一刻都不能停止生产，所以企业可能发生的实质变化不是外部力量和关系——如市场竞争压力和股权变化等——能够直接决定的，而是必须通过一个由管理层领导的组织过程才能实现，否则就无以实现在战略、资源条件、组织模式和职能活动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这个转变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试错，是一个演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