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党是如何骗取城乡小资产阶级支持的
在1930年9月14日德国国会选举中，希特勒纳粹党获得选票640万张，占全部选票的18.3%，获国会席位107席。1932年7月31日国会举行选举，纳粹党选票又增加1倍，达1370万张，占全部选票的37.3%，国会席位增至230席。尽管纳粹党在1932年11月选举中失掉200万张选票，但它仍然得到1/3德国选民——1100万人[1]的拥护，其中主要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
纳粹党1919年初建立后的头10年内，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党，1928年国会选举仅获选票2.6%，共81万张。此后两三年内，纳粹党迅速发展，1930年成为国会第二大党，1932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纳粹党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一跃而为德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呢？本文试图从1929—1932年经济危机[2]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以及纳粹党怎样利用这场危机赢得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进行一些探讨。
一
希特勒纳粹运动的参加者和追随者相当广泛，上自垄断巨头，下至流氓无产者，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它的基本群众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企业主、小商人、农民(中、小农)、中下层官吏、职员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以1932年选举为例，纳粹党在独立劳动者、小资产阶级上层和下层中所占选票的比例如下：[3]
纳粹党自1929年以后发展异常迅速。1928年9月党员人数为8万人，1929年9月15万人，1930年11月35万人，1931年12月80万人，1932年4月达到100万人。[4]纳粹党员的阶级成分主要是小资产者，约占2/3，工人不到1/3，比例如下：[5]
从纳粹党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看，小资产者也占绝对优势。据1925—1932年统计：
5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纳粹党运动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乡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德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蔡特金当时指出，贫困化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和知识分子有投向法西斯阵营的趋势。她说：“成千上万名群众拥向法西斯阵营，它成为政治上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很显然，按照法西斯大军的社会成分，他们是社会上丧失立足之地的人、丧失生存能力的人和失望的人，其中也包括使资本主义社会极不舒服、对它相当危险的人。” [6]
参加希特勒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此之多，与德国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很大有关。德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小资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40%以上。据1907年统计，德国有小企业主、商人以及中小农524.7万人，职员和官吏677.5万人。[7]
造成庞大的小资产阶级队伍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工业垄断的高级形式康采恩集中在重工业部门，轻工业和食品加工部门虽然也出现了垄断组织，但主要是在生产上保持独立性、由中小企业联合起来的较低级的垄断形式卡特尔。在纺织、食品加工、造纸、皮革等部门，历来存在着数量很大的中小企业，包括早期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传统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据统计，1882—1895年间，德国食品加工业中(50人以上)的大企业由1125家增加到1826家，职工由148512人增加到246490人；中小企业(职工不超过5人为小企业)由244161家增加到268145家，职工由595369人增加到775000人。[8]在德国农村，由于普鲁士道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在存在容克地主大庄园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中、小农经济。据1925年统计，经营20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庄园有3046302个，占农业经营总面积的47.2%；经营20—100公顷土地的大农庄园有199825个，占农业经营总面积的26.4%；经营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容克地主大庄园有18671个，占农业经营总面积的20.2%。[9]
然而，城乡大量小资产阶级分子涌向纳粹运动，还是1928年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因为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给德国小资产者带来严重影响，这种影响被纳粹党充分地利用了。
二
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到来时，德国受到沉重打击。1923—1928年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工业生产上升的趋势是以美国提供的短期贷款为基础的。此时，这笔约200亿马克的贷款被美国收回，由此触发了德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经济危机。
危机期间，工业生产直线下降。1929—1932年，煤产量下降32.7%，生铁产量下降70.3%，钢产量下降64.9%，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62.1%，发电量下降23.4%。工业生产总值下降约40%，生产资料生产减少53%，消费品生产下降25.3%，出口总额减少69.1%，进口总额减少70.8%，国库黄金储备锐减4/5。[10]与此同时，劳动时间平均削减约47%，在建筑业中劳动时数减少约66%。各行业职工人数大大减少，其中钢铁、机械和电力工业的职工减少约64%，硬煤开采业职工减少约47%。[11]
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1929年9月，失业人数为130万，一年后达到300万，1931年9月上升为435万，[12] 1932年2月除几百万人临时做短工外，失业人数达800万。失业救济金波动于每周16.44马克(大城市)和13.14马克(小城市)之间。只有82%的失业登记者能够领取失业金。[13]
经济危机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打击也相当沉重。在经济危机期间，城市小工商业者、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动荡不定。许多工厂倒闭，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据德国官方统计，1928—1931年工厂年倒闭总数由10595家上升到19254家，几乎增长一倍。同时期内，工厂年合并总数由3147家上升到8628家，几乎增长2倍。其中，个体商贩的处境十分窘迫，1931年有6664家商店倒闭，3581家被迫合并。[14]
经济危机期间，德国的官吏、职员和知识分子的收入及退休金大大减少。1931年12月8日德国政府颁布《保障经济和财政金融第4号紧急法令》，规定自1932年1月起减少工资10%—15%。[15]与1913年比较，德国人均生活水平降低28%。据官方统计，有两个子女的家庭，每周生活费用需要39.05马克，而1932年实际费用还不到21.75马克。当时，一套两居室住房的房租约25.50马克，50公斤土豆至少要3.30马克，4磅面包至少64芬尼。[16]1932年5月，工业部门只能容纳原有职员的61.7%，绝大多数在职官吏的工资也削减20%—30%。[17]1932年，70%的德国医生每月收入不到170马克。同年，普鲁士师范院校毕业的23000名新教师中，只有990人找到了工作。[18]大学毕业生很少有就业机会。他们绝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失业危险。德国政府在危机期间不断削减社会保险费和补助金期限，由原来的26周缩短为6周。1930年春天，有68万人不能得到失业救济金或补助费，他们只能依靠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的少得可怜的资助度日，而1932年靠救济生活者上升到200万人。[19]
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推行一种损害小资产阶级和维护大垄断资本利益的政策。垄断公司在中、小企业大量破产的基础上获得巨额利润。据德国股份公司手册记载，1930年杜塞尔多夫钢铁联合工厂的股东获股息4800万马克。1930年3月31日，爱森格尔森科尔希矿场获纯利26105432马克，由康采恩支付的股息计8%。西里西亚鲍伊腾矿山联合企业同年分给股东股息10%。在危机中，垄断资本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产品垄断价格，而中小企业产品的自由价格在危机的冲击下不断下跌。垄断资本家以此将危机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并攫取中小企业者的一部分利润。
在经济危机中，德国农民的状况大大恶化。1932—1933年间，农业收入降至1913年以来的最低数额。农业收入总数为64.63亿马克，较之大战以后最低的一年(1924—1925年)仅多10亿马克。[20]农业危机首先表现为农产品销售特别困难。由于工人失业和削减工资，中小企业主大量破产，群众消费水平大大低于正常水平。1930年德国国内黑麦储备约有300万吨卖不出去，在国际市场上有1000万吨小麦不能出售。1928—1932年，农业产品出售利润由102亿马克下降到74亿马克，同期地租税由9.1%上升到13.7%。农业债务急剧增加。1928—1929年，农村债务总额为108亿马克，1931—1932年上升到124亿马克。
在农业危机的冲击下，大小农户都受到影响。就连有田250公顷以上的大地主也都负债，其他大农和中、小农更是如此。在债务的重压之下，农民被迫出卖地产。据德国当局统计，1932年比1931年多拍卖农林牧场1262个，增加18%。92%被拍卖的农场在20公顷以下，这反映了农村中、小农贫困化的严重程度。
农业工人的处境更为悲惨。危机期间农业工人约有300万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德国东部的大地主庄园做工。据德国劳动局1930年的登记表明，农业工人失业数为103787人，1931年163841人，1932年猛增到222830人。两年中失业人数增加119043人，即增长114.7%。农业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1930—1932年，每月平均工资一般在200马克左右。除支付房租和伙食费之外，每月仅剩15—20马克用于衣服鞋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德国政府推行维护容克地主利益的政策，损害了中、小农的利益。德国2/3以上的畜产品在农民的农场中生产。饲养家畜和生产畜产品主要由中小农经营。而大地主庄园一般种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危机期间，德国政府实行粮价补贴政策。相对说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比畜产品价格高得多。如以1913年的价格为100%，[21]1931年4月17日主要农畜产品价格指数的涨落如下：
在社会地位方面，小资产阶级处在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面对垄断资本的强大竞争，他们处于受排斥地位，有反对垄断资本的情绪。然而他们留恋私有制，惧怕取消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危机期间，小资产阶级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他们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对下降为无产者的前景不寒而。城乡小资产阶级对现状十分愤懑，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情绪剧增。纳粹党的领导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看到了这种情况，指出：目前95%的德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是……人民对一种堕落经济的抗议！”
城市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强烈地希望，在大垄断资本竞争面前得到国家的保护，限制大工厂、大企业的势力，以求生存，进而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小农希望政府推行保护关税政策，降低地租，调整农产品价格，禁止拍卖地产，保持乡村风格。官吏、职员和大学生希望保证就业，保持社会地位的稳定性。总之，自1930年起，小资产阶级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希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政府。
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城乡小资产阶级对它寄予希望。1919年8月11日颁布的魏玛宪法第164条规定：“国家从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促进农村独立经营的中产等级的发展，促进城市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反对加重赋税和吞并。”可是，共和国并没有采取保护与拯救中小企业和改善中小农境遇的措施，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共和国使他们得到的是屈辱的凡尔赛和约，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1美元等于6亿马克[22]的通货膨胀，1930年1月“杨格计划”中规定的1160亿金马克的巨额赔款(至1988年，每年赔款20亿金马克)。尤其严重的是，1929—1932年猛烈的危机竟使他们成批地破产，从而处于失业的边缘。
共和国对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竞争者工商业巨头却全力资助。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国家对莱茵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大实业家的所谓损失补助费达700万金马克。[23]1929—1932年危机期间，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润虽然减少一些，但是他们却借助国家的税收和政府资助政策，通过国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把主要负担转嫁到领取工资者、小企业主、工人以及农村中、小农和农业工人身上。例如，在此期间，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收入减少了50%，即减少300亿马克。[24]魏玛共和国的这些措施使得小资产阶级对它寄予的希望完全破灭。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是维护大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利益的，共和国是社会不安定和“民族耻辱”的同义词。作为十一月革命成果的魏玛共和国要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失败、战后接受凡尔赛和约、当前的通货膨胀以及整个经济危机负责。
在垄断资本的吞并和控制面前，小资产者经常被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因此可以被争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但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背叛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执政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人民群众的贫困，却执行了一种敌视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其中1929年和1930年这两年中，由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曼·米勒领导的政府新增加群众捐税达124500万马克。[25]这使小资产阶级最后失去了对社会民主党仅有的信任。
德国共产党虽然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和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但是在党的联盟政策上，党内仍然残存着宗派主义。党的主要矛头既针对德国纳粹党，也针对社会民主党，没有切实地把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贯彻到实际中去，没有集中精力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保卫已经残破的民主和反对法西斯主义。1931年5月，台尔曼指出：德国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及农民所做的“群众工作太少，而议会工作做得太多”。[26]同时，德国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当时德国的革命形势，提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口号，引起维护私有财产的小资产阶级的恐惧。
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小资产阶级曾追随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德意志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国家党、经济党和其他资产阶级党派。这些政党只是许诺，并未提出解决小资产阶级困境的具体措施。它们甚至在组阁时向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生活福利进攻，颁布削减社会福利基金、失业救济金和削减工资的条例。1930年天主教中央党领袖布鲁宁领导的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规定增加啤酒税和零售税，即增加群众捐税75000万马克，同年6月，政府征收人头税，规定每个居民必须缴纳附加税。同年12月，又征收其他群众捐税，使人民群众增加了8亿马克的负担。这些措施都直接危害濒临困境的官吏、职员、知识分子及失业者的利益。因此，他们逐渐脱离了这些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
德国小资产阶级在苦闷、彷徨中寻找出路，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新时代的信仰”，“我们要改造社会”。[27]他们渴望一种进行改良、改善自己政治、经济处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19世纪的德国颇为流行。当时，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对于在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之下的无可幸免的灭亡胆战心惊，因此期待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主张社会“恢复到可靠的前资本主义和与行会类似的生产关系”时期，保存小资产阶级，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的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28]
正当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对共和制感到失望，并逐渐脱离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寻找出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充满憧憬时，希特勒的纳粹党抓住了时机。它有针对性地对小资产阶级展开了蛊惑性煽动，把他们拉到纳粹运动中来，成为纳粹运动的主要的社会基础。
三
纳粹党充分利用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愤懑情绪，采取以下几种手段对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欺骗和拉拢。
（一）制定符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
纳粹党声称：“中等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危机期间，该党任命退役的康斯坦丁上校为负责经济工作的第二组织部（1929年成立，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总管）部长。他手下有两名得力助手。一个是H. C.威廉·奥托·瓦格纳博士，前总参谋部军官，在经济困难时期沦为小缝衣机厂厂主，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企业主的境况颇为了解。另一个是精通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阿德生安·范楞特尔博士。由他们负责纳粹党经济政策的制定。
第二组织部提出一份备忘录，确定了经济政策的总方针。备忘录强调“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高原则是社会主义”，“要求提供充分的工作岗位；使在劳动岗位的劳动者能过富裕的生活；保障工作和赢利（基本上让无产者得到产业）”；[29]“保护中等阶层”，“限制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来源”。[30]
在这个总方针指导下，纳粹党在口头上以及起草的法令、文稿中，反复强调尽量照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1930年后制定的《商店—分店税收法草案》规定，“保护日益受到大企业严重威胁”的个体商贩。[31]同时提出的产品《订货法草案》中规定，“国家或地方的订货，国防军的订货，以及私人企业的大批订货，尽可能由手工业和中小工商业承担”。[32]
1932年5月10日提出的《迅速提供就业——战胜危机纲领》中指出：“开拓土地；建立独户住宅；修筑公路，以减少失业”；“由国家资助，使中、小企业继续生存”；“以大地产为代价，增加中、小农数量”。[33]
为了拉拢成百万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纳粹党于1932年还成立了“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提出接管大百货公司、统一商店和消费合作社价格的主张。
为了骗取农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农业专家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党农业部部长，由他负责制定农业方面的政策。希特勒亲自对他说：“要放手大干，把农民给我组织起来！”[34]授权他只要能笼络农民，可以随意开空头支票。
达雷在他写的《农民是北方种族的生命之源》和《血与土地产生新贵族》两本书中，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血与土地”的原则。他说：农民是血，是生命的源泉，生命滋生不已，祖国乃得昌盛。土地为农民耕种，生产人们的衣、食之需。他主张在不改变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贷款，帮助农民建立“世袭田园”，农民将变成“血与土地”的新贵族。他说：“血与土地”是德国的基础，农民是国家的柱石，在国家中应居首位，德国应该成为“农业国家”。
1930年3月6日，达雷宣布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民纲领》。它宣扬“供养民族的农民阶级对于民族有极大的作用”，农民是“全体人民中最纯洁的分子，民族的新的生命的源泉，我们军事力量的骨干”。“一个坚强的农民阶级的存在，乃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点之一。”纲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在土地交易中国家享有优先权。纲领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的放款”。[35]
纳粹党通过上述纲领和政策，在口头上提高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用一套空头许诺骗取他们的信任。许多小资产者和农民把这些纲领和政策条文视为自身利益的体现和可靠保证。这成为他们盲目追随纳粹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进行争取民心的反资本主义、反魏玛共和制和民族沙文主义蛊惑宣传
纳粹党十分重视宣传的作用。戈培尔写道：“选民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36]在危机期间，纳粹党针对小资产阶级反垄断资本主义的心理，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和失望以及战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绪，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宣扬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
1930年10月14日，纳粹党的107名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银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犹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及其亲属的财产，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机会增加的一切财产，应无条件没收，归公所有。各大银行应立即收归国家管理”。[37]戈培尔在由他主编的柏林《进攻报》上宣称：“同寄生性进行无情的斗争！向掠夺者开战！给劳动者和平！取消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对人民政治生活的影响！”[38]
纳粹党内的“施特拉塞派”[39]在“反资本主义”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该派要求大企业“社会主义化”和限制大地产，提供就业，战胜危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他们甚至主张回到前资本主义状态，即中世纪晚期的行会时期，回到“光荣”和“平静的时代”，使小资产阶级摆脱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受到的威胁境地。这种思想不仅迎合了小企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的愿望，而且符合那些战后留恋从前状态和地位的职员和学者们的心理。这一派别的反资本主义宣传，对小资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该派比较，希特勒在公众场合反资本主义的调子不高。他既要迎合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又要不得罪纳粹党的支持者和资助者垄断资产阶级，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许诺。他提出保证，如果他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他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解释为只反对犹太人的资本，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都以“犹太人资本”为代价解决，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由此引向疯狂的“反犹主义”。
纳粹党针对小资产阶级对魏玛共和国的失望心理，大肆攻击共和制，声称要由一个新的帝国取而代之。1932年希特勒在灌成唱片的《致民族呼吁书》中煽动说：“德国的农民贫困，中等阶层破产，几百万人的社会希望破灭了。德国三分之一的就业者没有工作。国家、地方和各邦负债累累，整个国家财政混乱，金库枯竭！”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共和制度。他说：“共和制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它们本身最终被取消的时候来到了！”[40]希特勒声明，他无意改变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只是反对共和制。他宣称：“我们不能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41]这种反共和制的宣传，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广大城乡小资产者把共和制视为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应该取缔频繁更替政府、疯狂滥印钞票和欺骗人们的魏玛共和体制。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地区，如巴伐利亚，重新恢复君主制的呼声很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被迫接受条件苛刻的凡尔赛条约，它成为压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和民族屈辱的象征。在德国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纳粹党便乘机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希特勒利用一切场合重复他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的复仇主义宣传，诱使德国人相信，要想使战败和混乱不堪的德国在阳光下占有比以前更加伟大的地位，就必须建立一个新帝国。这个帝国以日耳曼人种为基础，必须确立元首的绝对权威。这样有朝一日，德国一定成为“地球的主人”。他宣称，新帝国不只是要恢复1914年德国的疆界，而且要“扩大空间，开拓世界。必要时，使用刀剑，开辟道路。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42]这种民族侵略主义的狂热宣传，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恢复“民族强大”和“昔日光荣”的民族主义心理。
在进行“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同时，纳粹党还提出“民族社会主义”的口号，作为全民族追求的目标和信仰进行招摇撞骗。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下，“社会主义”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德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影响。战后德国各政党争相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纳粹党1919年初建立时取名“德国工人党”，1920年2月24日，改名“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此后十年中，希特勒一直鼓吹“民族社会主义”。在1929—1932年经济危机期间，他变本加厉地宣传这个口号。他对“民族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解释：“民族社会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个人为社会牺牲，这是民族主义；社会为个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这两点结合起来，便是民族社会主义。”[43]
上述宣传确实起了一定作用。那些不满现状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们，把“民族社会主义”看作是可追求的信仰、可改变国家面貌的希望和一种神圣的精神寄托。他们认为纳粹党正是这个信仰的体现者，于是大批涌向纳粹运动。
（三）组织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
1930年上半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的政治危机。3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内阁垮台之后，刚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中央党布鲁宁内阁也失去国会的信任。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决定1930年9月13日进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趁此机会发起一场选举战。
希特勒首先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中小城市，去争取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所到之处立即举行各种群众集会、演讲会、青年集会、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一般持续一周或十天，全国平均每天举行活动达25场次。
纳粹党的竞选大会独具特色。会场上排列着由右派青年组织成员、纨衤夸子弟和以失业青年及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冲锋队队员组成的仪仗队、吹奏乐队，装饰着元首旗。整个会场笼罩着一层宗教色彩和军国主义的气氛。冲锋队队员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希特勒在纳粹头目的簇拥之下出场，作滔滔不绝的演讲，为纳粹党各地的演说家定下调子。他们在各地举行的大会上随之仿效。据记载，在1930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纳粹党举行了3.4万次竞选大会，有2000—3000名在纳粹党演说学校培养的演说家，其中有1000名专门为竞选训练的宣传家登台表演。
在这些大会上，纳粹党还使用最新宣传技术，引起轰动的麦克风扩音器，放映带有希特勒和戈培尔竞选演说的电影，播放他们演说的唱片，以吸引选民。为了迅速收到宣传效果，希特勒租用了一架飞机，三次飞行全德国，抵达六十多个城市。仅1932年7月一次飞行，希特勒就在五十多场群众大会上讲话。充斥着希特勒照片、演说的纳粹党的各种报纸在全国铺天盖地。仅戈培尔在柏林创办的《进攻报》，每日发行量达6万多份。
纳粹党各级组织的积极分子在竞选运动和发展党员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通过非正规途径，在酒吧间、俱乐部和工作地点当面谈话，争取选票，吸收了很多党员。其人数和通过参加党的集会或阅读宣传品而入党的人数一样多。
（四）宣扬暴力方式的“主动行动”
希特勒声称：纳粹党不是一个普通政党，而是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应该完全超脱于政党之间的唇枪舌剑的斗争。它不是代表一个政党，而是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因此，它必须采取“主动行动”。
纳粹党提倡的“主动行动”，其实质是以永恒、全面的暴力和恐怖为其行动纲领。其他反动势力虽然也采取恐怖行动，然而只是偶尔实行。而纳粹党在上台之前，其恐怖行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
纳粹党“主动行动”的工具是1921年8月成立的冲锋队，简称为sa(sturmabteilung)，主要招募不能进入10万常备军的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人和必须解散的志愿团中的一些军人。恩斯特·罗姆担任冲锋队参谋长。1921年8月14日《人民观察家报》在一篇题为《致我们的德国青年》的文章中指出：“冲锋队……作为一支钢铁队伍，为我们为之冲锋陷阵的整个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44]冲锋队在“踏过墓地前进！”口号的指引下，冲入大商店，企图占领公共场所、政府机构和银行。他们在街头酗酒斗殴，扰乱其他党派的会场，镇压敌对者，恐吓竞争者，进行暗杀活动，以暴力和恐怖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武德”，不断扩大纳粹党在舆论界的影响。
联邦德国史学家马丁·布洛查特在《论纳粹运动的群众结构》一文中指出：这种“主动行动”“始终是——也超出1933年——纳粹运动万有引力的中心”。[45]这对于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德国民众来说，具有特别强烈、神奇的吸引力。
（五）施小恩小惠为诱饵
1933年之前，纳粹党并未成为执政党，很难采取直接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措施。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它并未忽视这方面的措施。纳粹党利用垄断资本资助的部分资金，向人们提供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例如，为失业者、复员军人和无家可归者建立“食物施舍所”，“提供住房，发放衣服和食品”。这种行动给小资产者和失业者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行动中确实代表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认为应同纳粹党一起为了一种共同的事业同舟共济。
由此可见，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危机期间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在于它了解民心，进行欺骗群众的煽惑活动。当小资产阶级深受危机的打击，面临落入无产者境地的威胁而彷徨沮丧，深感前途暗淡时，纳粹党向他们灌输“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迎合他们心愿的纲领和政策，并用欺骗性的宣传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唤起人们的热情；而法西斯暴力的“主动行动”又使追随者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希特勒的纳粹党冒充小资产阶级的“救星”和“民族革命运动”的旗手，而小资产阶级把纳粹党视作自己的“希望”。
通过上述手段，纳粹党得到迅速发展，在选举中赢得了重大成就。以农村为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1930年与1928年比较，资产阶级传统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选票比例由23%下降到6.7%，而纳粹党在同期由4%上升到27%。1932年7月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超过了50%。在汉诺威东部、法兰克福、利希尼茨、波希米亚和东普鲁士等选区的票数也都超过半数。[46]希特勒为此十分高兴。他在1933年4月5日说：“谢天谢地，如果我们不取得农村人口的一定比例数，那么，就不会兴起追随我们的这场运动！”[47]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也与农民的情况相类似，许多人追随纳粹运动。
四
西方资产阶级不少史学家以纳粹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小资产阶级而得出纳粹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或者是“中产阶级”运动，甚至是一场“人民”运动的结论。[48]英国史学家h.r.科德瓦特说：法西斯分子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第一条道路”。[49]
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并不由其成员的社会组成而确定，而是要看它本质上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纳粹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纳粹运动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它的参加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否意味着纳粹运动就是小资产阶级运动，或者是人民运动？这只有具体分析纳粹运动的本质，才能做出客观的回答。
纳粹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垄断资本的政策密切相关。战后德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十一月革命”失败后，1923年德国部分地区又出现了革命运动的高涨。汉堡工人举行起义，萨克森、图林根等地成立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的政府。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德国相继遭到1921年经济危机、1923年货币贬值和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在革命和经济危机的夹击下，垄断资本的右派势力决定取消魏玛共和制，建立法西斯专政，以达到拯救自身的阶级统治，对内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和称霸世界的目的。
垄断资本的右派势力声称，魏玛共和制是从国外引进的制度，不适于德国国情，必须以专制政体取而代之。1923年的卡普暴动，就是右派势力建立军事专制的一次尝试，但由于工人群众声势浩大的罢工示威而遭到失败。垄断资本有远见的领导人从卡普暴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没有群众基础不行，“没有群众将一事无成”。[50]国防军将军施莱歇尔说：“只靠刺刀维持统治并不可取，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不能长期维持统治。”[51]因此，德国垄断资本迫切地需要一个既能忠实地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又能有效地吸引群众，并把群众纳入为垄断资本内外政策服务轨道的政党和政党领袖。垄断巨头胡果·施汀纳斯说：必须找一个独裁者，“这个人必须说人民的语言”，必须来自小资产阶级阶层。[52]垄断资本家在战后德国反动党派林立的情况下，终于选中了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
垄断资本的一位代言人赫尔曼·艾瑟尔早在1929年1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在意大利一小部分勇敢的男子汉们所能成就的事，在我们这里也能实现。我们也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53]希特勒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公开声明，敌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这是纳粹党的政治目的。他在该书中以歇斯底里的语言描述说，1914年他还是一个青年时就曾为战争爆发跪下感谢上帝，因为他是一个从寄宿收容所出来的没有希望的失败者，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这种明目张胆地要求战争的愿望，完全符合战后德国垄断资本着手准备侵略战争的目的。
希特勒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有煽动民众的演讲才能和欺骗民众的巧妙手法。他所领导的纳粹党公开发表“反资本主义”的纲领，以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和垄断资本的敌人面目出现，实际上，纳粹党并不准备对之实行，它与垄断资本在暗中已经作了交易。
1928年，希特勒在修改《25点纲领》中的“反资本主义”部分时对垄断资本家私下说，“党坚持私有财产的原则”。《纲领》中有关“托拉斯国有化”、“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商店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的经济目标“完全不能实现”。[54]1931年8月希特勒在基尔道夫的乡间别墅向工业家发表演说，1932年1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给三百多名工业家做重要报告，再次向他们保证，绝不触犯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的主权。他详细介绍了纳粹党未来的经济纲领，强调废除凡尔赛和约，将国防军由10万人扩大到30万人，“重建一个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大德国”。国家通过大批订货繁荣经济，“铺设高速公路，改善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促进汽车—飞机制造工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工业发展”。[55]希特勒宣称，工业界肩负着当政的责任，“有权进行领导”。[56]希特勒的演说在经济界受到热烈欢迎。
希特勒与垄断资本家的交往，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曾在私下向垄断巨头代表人物披露说：关于不实行“反资本主义”条文的意图，“我是不能在群众大会上讲的。有关私有财产的观点，我也不能像对你们说的那样在群众大会上讲”。[57]希特勒在这里向垄断资本家表明，纳粹党是彻头彻尾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他那公开的关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纲领条文，只是为了欺骗和争取群众。垄断资本家从纳粹党的真正目的中看透了该党的本质，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统治工具。纳粹党拥有群众基础这一点，足以对右翼政权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群众支持。这在垄断资本家看来，是纳粹党优于其他资产阶级党派的明显之处，也是纳粹党对于垄断资本的价值所在。因此，垄断资本从政治、经济和宣传方面对纳粹党进行大力支持。
在政治上，自20年代开始，希特勒的纳粹党就得到巴伐利亚军方的支持。纳粹党的领导人威廉·弗立克承认：“在1923年啤酒店事件中，对于巴伐利亚当局来说，取缔纳粹党非常容易”。[58]之所以让它保留下来，是因为巴伐利亚当局把这个运动视为“革新德国的萌芽”。司法部长和保守分子弗兰茨·居尔特纳明确地说，纳粹党是“我们身上的一块肉”。[59]这相当深刻地说明了纳粹党的发展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直接相关。
特别在经济危机期间，垄断资本对希特勒纳粹党政治上的支持更是全力以赴。1929年，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德意志人民党主席胡根堡、前线士兵同盟“钢盔团”的领导人弗兰茨·赛尔德特同希特勒三方结成了一个“反杨格计划行动同盟”，发起了“德意志国民反对杨格计划与战债谎言总投票”运动。尽管他们的计划并未得逞，希特勒却通过这次活动抬高了政治身价，其影响波及全国各地。1931年10月，由上述三方面和泛德协会以及祖国协会等组织参加，建立了“哈尔茨堡阵线”，声明反对魏玛共和体制，在德国建立一个公开的恐怖专政制度。希特勒的纳粹党借机发展成为德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931年夏天，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重工业巨头梯森和基尔道夫等人要求希特勒组阁任总理。
但是，自1932年年中起，由于德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由于经济危机开始缓和，其结果是纳粹党的影响有所减退。在1932年11月6日举行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竞选中失利，总共丧失二百多万张选票，议员由230名下降到196名，然而仍是国会第一大党。[60]这时，在纳粹党内甚至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希特勒本人也起了自杀的念头。纳粹党人声嘶力竭地发出呼救：“救援我们啦，因为假使我们失败了，德国将增加1000万共产党人了！”[61]纳粹党有进一步丧失群众基础的危险，而革命势力却在增长。这使统治阶级感到惶恐和危险。这种局势给德国垄断资本发出一种紧急信号。此时，经济界达成一致协议，从防止布尔什维主义威胁出发，希望纳粹党掌权，在德国奠定一个稳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1932年11月中旬，由沙赫特、伏格勒、梯森、克虏伯等20名工业巨头签名向总统兴登堡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希特勒组阁。这说明德国垄断资本对希特勒的政治支持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推上总理的宝座。
在经济方面，纳粹党得到德国各地工业巨头和容克地主的资助。1922年泛德协会资助了20万马克，[62]1923年又资助100万马克。[63]1928年基尔道夫捐款10万马克。[65]弗里茨·梯森曾一次资助希特勒50万马克。他还经常资助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希特勒、戈林和施特拉塞经常得到工业家的资助。
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自1930年以来，垄断资本家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纳粹党的金库。鲁尔煤矿辛迪加决定，自1930年起每年资助纳粹党六百多万马克。[66]据估计，1930—1932年间德国垄断资本对纳粹党的资助达7000万—9000万马克。[67]
在历次竞选中，垄断资本家都为纳粹党提供巨额竞选费用。在1932年第二轮总统选举中，重工业界资助的竞选费总额为300万马克。其中资助纳粹党的竞选费占去240万马克，实际数字比这个数字还要多，而为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仅仅提供了60万马克。[68]
纳粹党还得到瑞典、美国、瑞士、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工业巨头的巨款资助。据帝国总理府档案表明，仅1931年4月至1932年4月一年中，就有4000万—4500万马克从外国资本家的钱囊里流入纳粹党的金库。[69]
在宣传方面，垄断资本集团最好战和最反动的首席代表、新闻界大王胡根堡，向纳粹党提供出版社、电影制片厂、电台、报纸和整套新闻宣传机构，便利纳粹党加速进行煽惑宣传活动。纳粹党正是利用垄断资本家提供的巨额资助，出版了《人民观察家报》、柏林《进攻报》等报刊，创建专业演说学校，培养了上万名演说家。它从上至下，建立一整套宣传机构，大肆进行煽动和欺骗小资产阶级的活动。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纳粹党是靠垄断资本不断“输血”而发展的。它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这一点在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后表现得更加清楚。纳粹党对群众的欺骗与迷惑，正好适应了垄断资本的需要，有助于把群众纳入垄断资本侵略、扩张政策的轨道。所以，纳粹运动既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也谈不上走“第三条道路”。它不过是垄断资本政策的产物。持有纳粹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和“第三条道路”论调的西方史学家，没有正视垄断资本与希特勒纳粹党之间相互勾结的历史演变过程，因而不能正确阐述纳粹党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阶级实质。
注释：
[1] 奥古斯特·尼赤克：《德国人为什么支持希特勒？》(August Nietschke,Warum Unterstützten die Deutschen Hitler?)，见《法兰克福杂志》，1983年第1期，第25页。
[2] 1929—1933年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然而德国的经济危机已于1932年下半年开始缓和。纳粹党正是在1929—1932年期间，利用经济危机进行煽惑活动，于1933年1月30日由垄断资本扶持上台。
[3] 在1932年选举中，纳粹党在5万—10万居民人口的城市中获得选票最多，在农民中也取得重大成就。上表是根据鲁道夫·黑伯勒对1932年7月选举中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30个地区的纳粹党在独立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所得选票进行统计的比例，以及帕拉特对纳粹党在小资产阶级上层（居领导岗位的职员和官吏以及租典人）中所得选票进行统计的比例制成的。见沃尔夫岗·施德尔：《法西斯主义社会运动》(Wolfgang Schieder,Faschismus als Soziale Bewegung)，汉堡霍夫曼和卡姆帕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页。
[4] 莱恩哈德·库恩尔：《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Reinhard Kühnl,Materialien und Dokumen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帕尔鲁根施泰恩出版社1979年第4版，第96页。纳粹党员的阶级成分主要是小资产者，约占2/3，工人不到1/3，比例如下：同上书，第99页。
[5] 同上书，第99页。
[6] 蔡特金：《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见《蔡特金演说论文集》第2卷，柏林1960年版，第693页。
[7] 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第96页，这是根据此处所提供的材料而计算得出的数字。
[8] 于尔根· 库钦斯基：《关于德国帝国主义研究》(Jürgen Kuczynski,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第1卷，狄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26页。
[9] 布·布赫塔：《容克和魏玛共和国》(B.Buchta,Die Junker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德国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
[10] 樊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11]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7页。
[12] 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13]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8页。，14%多的失业者，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补助。
[14] 同上。
[15] 约阿希姆·佩措尔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活动》，柏林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
[16]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8页。
[17]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8页。
[18] 参见《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第31—32页。
[19] 同上。
[20] 布累提：《德国法西斯制度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11页。
[21] 参见《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9—71页。
[22] 《纪念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诞辰一百周年，1878—1978年》(Gustav Stresemann 1878—1978)，波恩国际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23] 同上书，第59页。
[24] 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52页。
[25] 保罗·汪戴尔：《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
[26]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146页。
[27] 约阿希姆·佩措尔德：《德国法西斯保守派理论家》(Joachim Petzold,Konservative Theoretiker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德国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29]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278页。
[30] 同上书，第315页。
[31]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315页。
[32] 同上。
[33] 同上书，第319—320页。
[34] 同上书，第291页。
[35] 康拉德·海登：《德国国社党史》，1936年中文版，第363页。
[36] 沃尔夫冈·鲁格：《魏玛的终结》(Das Ende von Weimar)，柏林，迪茨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37] 《德国国社党史》，第403—404页。
[38]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277页。
[39] 该派形成于1925年，对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中的反资本主义词句和争取工人及小资产阶级的条文看得比希特勒认真，被西方史学界称为纳粹党内的“左派”和“社会主义派”。该派深知打出“反资本主义”口号的蛊惑作用。其领导人粤托·施特拉塞1930年5月22日后与希特勒反目。格雷戈尔·施特拉塞1932年12月8日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其他人转向希特勒一边。
[40]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135页。
[41]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42]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323页。
[43] 《德国国社党史》，第326页。
[44] 《德国法西斯保守派理论家》，第42页。
[45] 马丁·布洛查特：《论纳粹运动的群众结构》(Martin Broszat, Zur Struktur der Massenbasi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见联邦德国《现代史季刊》1983年第31期第60页。
[46]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seit dem Ersten Weltkrieg)第1卷，德意志安施塔尔特出版社1971年版，第528页。
[47]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305页。
[48] 参见佩·约·拉希施米尔：《法西斯主义的起源》(P.J.Rachschmir,Der Ursprung des Faschismus)，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49] 同上书，第120页。
[50] 《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120页。
[51] 《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106页。
[52] 同上书，第282页。
[53] 同上书，第151页。
[54] 同上书，第106—120页。
[55] 艾伯哈特·齐考恩：《谁帮助了希特勒取得政权？》(E.Czichon, Wer Verhalf Hitler zur Macht?)，科恩帕尔-鲁根施泰因出版社1967年版，第78页往下。
[56] 《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113页。
[57] 同上书，第166页。
[58] 同上书，第119页。
[59] 同上。
[60]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143页。
[61] 《德国国社党史》，第454页。
[62]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128页。
[63] 同上书，第143页。
[65] 《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167页。
[66] 弗· 梯森：《我曾资助过希特勒》(F.Thyssen,I Paid Hitler)，伦敦1941年版，第129—131页。
[67] 瓦尔特·乌布利希：《1933—1945年法西斯德国帝国主义》(Walter Ulbricht,Der Faschistische Deutsche Imperialismus 1933—1945)，柏林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页。
[68] 《魏玛的终结》，第148页。
[69] 《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390—3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