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作为第三世界的“延安道路”与新的世界史

　　一、两个“第三世界”的理念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著名划分，指出中国要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抗世界霸权。同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广泛依靠和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与推进人类进步事业。邓小平在会上再三申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变成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是一个基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视角的世界观，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的历史背景是“从50年代的万隆会议到60年代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武装斗争在这个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内部打开了缺口”，形成了打破冷战两极构造的“政治化”进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对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回应。

　　不同于此，198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第三世界”的现实看成一系列不平等关系的结果，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和地区组成，所以他更多描述的是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失败过程。作为中国读者，他在比较视野中对中国的描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在他看来，虽然20世纪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涌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欧洲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维持和延续了殖民帝国的完整，“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除中国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即资产阶级基于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列强与特权集团的结盟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它要求民族独立之后国家政权必须完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不谋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二战后，民族主义领导人和政党很容易就获得了政治独立。相反，任何地区的独立运动只要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危险时，殖民帝国就会坚决拒绝其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反应或是武装镇压，或是秘密“破坏”，或是采用其他任何必要的策略拒绝向革命者移交权力，或是剥夺革命者的权力。由此产生以非洲为代表的殖民地精英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他们关心的是公民自由而不是民族解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经历过殖民占领前的非洲独立时代；他们在欧洲接受教育，本能地把欧洲和文明画上等号而将非洲视为野蛮的代名词。而“城乡差别”则成为第三世界的普遍社会问题，上层精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联系密切，与下层乡村社会之间错位和脱节严重，导致民主与军事威权政府轮番上台、外国军事武装不断干涉或者国内代理人战争绵延不绝，这些都是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