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苏联共产党历史(上)》(9-10)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年）
一 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苏维埃国家。恢复时期的困难
苏维埃国家在结束战争以后，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必须医治战争创伤。必须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整顿工业、运输业和农业。
但是，过渡到和平建设这件事，必须在非常困难的环堆下进行。国内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国家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革命武装干涉战争弄得贫穷不堪。
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而且战前水平还是沙俄那个贫困农村的水平。不仅如此，1920年还有许多省份歉收。农民经济情况困难。
工业情况更坏，已处于破坏状态。1920年的大工业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了七分之六。大多数工厂停工，矿场和矿井被破坏、被淹没。冶金业情况特别严重。生铁在1921年全年总共只炼了十一万六千三百吨，只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三左右。燃料不足。运输业遭破坏。国内原有的金属和布匹的储备差不多都已用完。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脂油、肉类、鞋类、衣服、火柴、食盐、煤油、肥皂，都痛感不足。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人们对这种物品缺乏的情况还能忍受，有时甚至没有觉察。但是现在战争没有了，人们突然感到这种情况不堪忍受，要求立刻加以消除。
农民中间出现了不满情绪。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建立了和巩固了工人和农民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农民从苏维埃政权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农压迫的保障，工人按照余粮收集制从农民方面取得粮食。
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够了。
苏维埃国家为了国防的需要，当时不得不按余粮收集制收集农民的所有余粮。不实行余粮收集制，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国内战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由于战争和武装干涉而被迫采取的。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接受余粮收集制，没有觉察商品不足，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地主卷土重来的威胁已经过去的时候，农民就开始对征收全部杂粮的办法即余粮收集制感到不满，而要求供给他们充足的商品了。
整个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正如列宁指出的，同农民的利益发生了抵触。
不满情绪也侵入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承受了国内战争的主要重担，英勇忘我地进行了反对自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群寇的斗争，进行了消除经济破坏和饥荒的斗争。最有觉悟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优秀工人，表现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热忱。但是，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也影响了工人阶级。还在开工的少数工厂常常长时间停产。工人们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制作打火机和从事小宗的粮食买卖。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开始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一部分工人跑到农村去，不再成为工人，脱离了本阶级。一部分工人由于饥饿和疲惫产生了不满情绪。
一个问题摆在党的面前：要制定党在国内经济生活一切问题上的新方针，以适应新的情况。
于是党就着手制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新方针。
但是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他们企图利用经济上的困难，企图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策动的富农叛乱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唐波夫省（安东诺夫叛乱）都发生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积极活动起来。敌人采取了新的策略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现在涂上了一层苏维埃色彩，已经不提“打倒苏维埃”这种破产了的旧口号，而是提“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参加”这样的新口号。
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就是阶级敌人实行新策略的明显表现。这次叛乱发生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即1921年3月。领导叛乱的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外国的代表有勾结的白卫分子。起初，叛乱者力图打出“苏维埃”的招牌，掩盖他们恢复资本家地主的政权和所有制的意图。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反革命势力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情绪，想在假装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下推翻苏维埃政权。
促成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有两个情况：军舰上水兵成分的变坏和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薄弱。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水兵，几乎个个上了前线，参加红军队伍英勇作战去了。补充到海军中的新兵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这些新兵都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农民群众，反映了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至于当时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由于多次动员上前线，它已经大大削弱。这两个情况使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分子有可能混进并控制了喀琅施塔得。
叛乱分子掌握了这个头等要塞、舰队和大批武器弹药。国际反革命势力已在欢庆胜利。但是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叛乱很快被苏维埃军队镇压下去。当时为了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分子，党派去了自己的优秀子弟——以伏罗希洛夫同志为首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红军战士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前进。冰面踩破了，许多人被淹死。必须向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喀琅施塔得炮台冲击。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敢、为苏维埃政权捐躯的决心占了上风。喀琅施塔得要塞由红军猛力攻克。喀琅施塔得叛乱被肃清了。
二 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派的失败。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列宁多数清楚地知道，在战争结束并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以后，没有理由再保持由战争和封锁的情况所造成的规定太死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
中央懂得，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必要了，必须代之以粮食税，好使农民能随意处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余粮。中央懂得，这种办法能活跃农业，扩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活跃国家的商品运转，改善城市供应，为工农联盟建立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
中央也知道，活跃工业是首要的任务。但是它认为如果不吸引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参加，就不可能活跃工业；只要说服工人相信经济破坏同武装干涉和封锁一样，也是人民的危险的敌人，他们是能够吸引来参加这项工作的；只要党和工会对工人阶级不是像在前线那样采用军事命令（在前线确实需要采用命令），而是通过说服的途径，采用说服的方法，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并非所有的党员都像中央这样想。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等反对派小集团都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在向和平经济建设轨道过渡的困难面前动摇不定。党内有不少从前的孟什维克、从前的社会革命党人、从前的崩得分子、从前的斗争派和俄国边沿地区的各种半民族主义者。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某个反对派小集团。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受过列宁主义的党性锻炼，面只是加强了反对派小集团的思想混乱和动摇。其中有的认为不需要削弱规定太死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相反需要“再拧紧螺丝”。有的认为党和国家应该把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丢开不管，应该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工会。
很明显，既然思想这么混乱，党内某些成分中间就一定有一些人，爱好争论的人，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首领”，会竭力强迫党进行争论。
结果正是如此。
争论是从工会的作用问题开始的，虽然工会问题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的主要问题。
挑起争论、反对列宁、反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列宁多数的急先锋是托洛茨基。他唯恐天下不乱，在1920年11月初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员会上提出了“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可疑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立刻把“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反对对工人群众采取说服方法。他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里来。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里扩大民主，反对工会机关按选举产生。
托洛茨基派反对说服方法（不采用说服方法，工人组织是无法进行活动的），而主张采用赤裸裸的强制方法，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托洛茨基派把持工会领导的地方，他们都通过自己的政策在工会里引起了冲突、分裂和瓦解。托洛茨基派通过自己的政策来挑动非党工人群众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
实际上，工会问题争论的意义，要比工会问题本身广泛得多。如后来俄共（布）中央全会（1925年1月17日）决议所指出的，实际上当时争论的是“关于如何对待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农民，关于如何对待非党工人群众，总的是关于党在国内战争已告结束的时期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651页）①。
跟在托洛茨基后面的还有其他的反党集团：“工人反对派”（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柯伦泰等人）、“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夫、德罗布尼斯、鲍古斯拉夫斯基、奥新斯基、弗·斯米尔诺夫等人）、“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工人反对派”提出把整个国民经济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去管理的口号。他们想把党的作用化为乌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工人反对派”把工会同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工人反对派”实际上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集团要求各派别和集团能完全自由。民集派也如托洛茨基派一样，力图破坏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列宁称民集派为“叫喊得最响亮者”②的派别，而把它的纲领称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纲领。
布哈林帮助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反对党。布哈林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索柯里尼柯夫一起成立了“缓冲”集团。这个集团维护和掩护最凶恶的派别分子托洛茨基派。列宁称布哈林的行动是“思想瓦解达到顶点”③。不久，布哈林派就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反对列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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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27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33页。——译者注
列宁和列宁主义者集中主要火力打击托洛茨基派，因为托洛茨基派是反党集团的主力。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揭露了托洛茨基派把工会同军事组织混淆起来，向他们指出不能把军事组织的方法搬到工会里来。针对各反对派集团的纲领，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拟定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指出：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应该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贯彻说服方法。只有这样，工会才能发动全体工人消除经济破坏，才能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同反对派集团的斗争中，党的各个组织团结在列宁的周围。莫斯科的斗争特别紧张。反对派在这里集中了自己的主要力量，打算夺取首都的组织。但是，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给了派别分子的这种阴谋以坚决的回击。乌克兰党组织内的斗争也很尖锐。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乌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同志领导下，打败了托洛茨基派和施略普尼柯夫派。乌克兰共产党仍然是列宁党的可靠支柱。在巴库，在奥尔忠尼启则同志领导下，打垮了反对派。在中亚细亚，拉·卡冈诺维奇同志领导了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
主要的地方党组织全都拥护列宁的纲领。
1921年3月8日，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六百九十四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万二千五百二十一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二百九十六人。
大会对工会问题的争论做了总结，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纲领。
列宁在会上致开幕词时说，争论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奢侈品。他指出，敌人正指望共产党发生内讧和分裂。
鉴于派别集团的存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莫大的危险，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党的统一问题特别注意。列宁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大会谴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指出它们“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①。
大会责令立刻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并责成各级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而且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此项决议的，都将被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
所有这些决定，都写进了由列宁提出、经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在这个决议中，大会提醒全体党员注意，在目前第十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由于许多情况加剧了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决议指出：“但是，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殊纲领、力求在一定程度上闹独立并建立其集团纪律的集团。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了解，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事实上必然要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的敌人又能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大会在这个决议中接着说：
“无产阶级的敌人竭力利用一切离开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资产所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运用了仿佛是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起义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得比共产主义者‘更左’。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了孟什维克在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时所采用的方式：口头上装作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是要给苏维埃政权加上一些不大的所谓的修正，实际上在鼓舞和支持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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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9页。——译者注
决议指出，党的宣传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危害和危险。
大会决议说，另一方面党的宣传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
决议指出：“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他们竭力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象是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集团，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事业。”（《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73－374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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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3－64页。——译者注
决议接着指出，党的宣传“还应当阐明过去革命的经验，这些经验证明反革命势力总是支持那些与极端革命政党最相似的小资产阶级集团，以便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促使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势力获得完全的胜利”。①
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密切相联的另一个决议是《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个决议也是由列宁提出、经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中谴责了所谓“工人反对派”。大会确认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能相容，并号召全党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即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议。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显示了列宁政策的无比的英明和远见。
大会决议说明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实物粮食税征收额要比余粮收集制征收额低些。粮食税额必须在春播以前公布。明确规定了纳税期限。纳税后剩下的全部粮食完全归农民支配，即可以自由出卖。列宁在报告中指出，贸易自由在开始时，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有某种活跃。必须容许私人贸易和准许私营工厂主开设小企业。但是用不着怕它。列宁认为：少许的商品流转自由能造成农民经营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迅速高涨；在这个基础上，国营工业将得到恢复，私人资本将被排挤，积蓄了人力物力以后，就可以建立强大的工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转入坚决进攻，以消灭国内资本主义的残余。
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冲击、用正面进攻来夺取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堡垒的尝试。在这个进攻中，党向前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列宁这时主张稍许后退一点，暂时退到较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冲击堡垒转到较为长期地包围堡垒，待积蓄起力量后，重新开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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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4—65页。---译者注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纯粹是退却。这样的解释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他们的路线是要恢复资本主义。这是对新经济政策极其有害的反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以后，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了一个口号：“准备向私人经营的资本进攻。”（《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18页）
反对派分子是些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政策方面的问题一窍不通，他们既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也不了解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实行的退却的性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上面已经说过了。关于退却的性质，那么有各种各样的退却。有时候，党或军队因为遭到了失败，不得不实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党或军队实行退却，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存人力，以利再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根本不是要实行这种退却，因为党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没有遭到失败，没有被击败，反而击败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但也有这样的时候，获得了胜利的党或军队在进攻中向前跑得太远，不能保证得到后方根据地的支持。这就造成严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经验的党或军队为了不脱离自己的根据地，通常都要稍许后退一点，跟自己的后方靠得近些，以便同自己的后方根据地更牢固地联结起来，保证自己要什么有什么，然后更有信心地、确有把握地重新实行进攻。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暂时的退却。列宁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时，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保证足够的根据地”②，因此必须暂时向有保证的后方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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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93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61页。——译者注
反对派可悲，就在于他们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而不了解而且至死也不了解在新经济政策下实行退却的这种特点。
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定，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能结成巩固的经济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大会的另一个决议，即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也是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是斯大林同志作的。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消灭了民族压迫，但是这还不够。现在的任务是要消灭旧时代的沉重遗产，即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必须帮助他们在这方面赶上俄国中部。
其次，斯大林指出了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反党倾向，即大国（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会谴责了这两种倾向，认为这两种倾向对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同时，大会集中主要火力打击了当时的主要危险——大国主义，即打击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沙皇制度下对非俄罗斯民族所采取的那种态度的残余和遗毒。
三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党的第三次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列宁患病。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遇到了党内不坚定分子的抵抗。这种抵抗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左的”空谈家，如洛明纳泽和沙茨金等这种类型的政治畸形儿，他们“证明”说，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放弃十月革命的成果，回到资本主义，毁灭苏维埃政权。这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和不了解经济发展规律，所以不懂得党的政策，惊惶失措，在自己周围散布灰心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是公开的投降主义者，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加米涅夫、施略普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拜倒在资本主义“威力”面前，并且力图巩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阵地——要求对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作巨大让步，要求按租让原则或按吸收私人资本参加混合股份公司的原则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命脉交给私人资本。
这两种人都是敌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
党揭露并孤立了这两种人。党给了惊惶失措者和投降主义者坚决的回击。
这种对党的政策的抵抗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把不坚定分子清洗出党。为此中央大力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在1921年进行了清党。清党工作吸收了非党员参加，在公开的会议上进行。列宁建议彻底从党内清除“…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13页）①。
清党结果共开除党员十七万人，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清洗工作大大巩固了党，改善了党的社会成分，加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提高了党的威信。党的团结和纪律性增强了。
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第一年，就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大大加强了工农在新的基础上的联盟。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坚强有力了。富农匪患差不多已全部肃清。余粮收集制取消后，中农帮助了苏维埃政权同富农匪帮作斗争。苏维埃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全部命脉；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土地、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党使经济战线的情况有了转变。农业进展很快。工业和运输业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暂时还很缓慢，但是扎扎实实的经济高涨开始了。工人和农民已经感到和看到，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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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64页——译者注
1922年3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二十二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三万二干名党员，即比上次代表大会时少了一些。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党员数量减少，是由于开始了清党。
党在代表大会上对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行情况做了总结。根据这个总结，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宣布：
“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38页）①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谁战胜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为了胜利，必须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民、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办法是大力发展城乡商品流转。为此必须学会管理经济，必须学会文明经商。
这个时期，党的任务的链条中的主要一环是商业。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扩展城乡商品流转，不能巩固工农经济联盟，不能提高农业，不能使工业走出破坏状态。
当时苏维埃商业还很薄弱。商业机构很薄弱，共产党员还没有经商的技能，对敌人耐普曼②还没有进行过研究，还没有学会同他们作斗争。私商耐普曼趁苏维埃商业薄弱，把布匹和其他畅销商品的贸易抓到手上。关于组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问题有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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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9页——译者注
②耐普曼是俄语“нэпман”一词的音译，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译者注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经济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国家遭到的歉收的后果，已被顺利地消除。农民经济恢复得很迅速。铁路运输已有所改善。重新开工的工厂日益增多。
1922年10月，苏维埃共和国庆祝了巨大的胜利：红军和远东游击队从日本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武装干涉者所占领的最后一块苏维埃国土海参崴。
这时，苏维埃国家的全部领土已经肃清了武装干涉者，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的任务又要求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联盟，于是各苏维埃共和国更紧密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联盟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必须联和各族人民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巩固的国防。必须保证我们祖国各民族全面发展。为了这个目的，必须使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更加接近起来。
1922年12月，召开了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提议，建立了苏维埃各族人民自愿的国家联合。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最初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久，在中亚细亚成立了三个独立的加盟苏维埃共和国，即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共和国和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所有这写共和国都按自愿和平等原则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联盟——苏联。同时每个共和国都保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1922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了演说。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年来的情况时，表示坚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①。这是他向全国所作的最后次演说。1922年秋，党遭到了重大的不幸：列宁患重病了。全党和全体劳动者都感到，列宁患病如同他们自己遭到了巨大的痛苦。大家都为亲爱的列宁的生命担忧。但是，列宁即使在病中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列宁在病势已很沉重的时候，还写了好几篇很重要的文章。在这最后一批文章中，他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并拟定了在我国通过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列宁提出了一个吸引农民参加建成社会主义的事业的合作社计划。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是千百万农民易于接受和了解的由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大的生产协作组织即集体农庄的遭路。列宁指出，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把集体制原则应用于农业，起初是农产品的销售方面，然后是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存在的条件下，正确地组织起来的、拥有千百万农民的生产合作社，是能用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
1923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不能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四百零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三十八万六千名党员，即比上次党代表大会时少了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在继续清党，有相当一个百分数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有发言权的代表有四百一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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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1页——译者注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考虑了列宁在最后一批文章和书信中所作的各项指示。
大会坚决回击了所有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出社会生义阵地，把自己的阵地交给资本主义的分子和提议接受资本主义盘剥的分子。在会上作这种提议的，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他们提议向外国资本家投降，把苏维埃国家生命攸关的工业部门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据说偿还被十月革命废除了的沙皇政府债务。党把这些投降主义的提议痛斥为叛卖性的提议。党不是不利用租让政策，但这只能以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部门和规格为限。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在代表大会以前就提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个提议也是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把自己的阵地交给资本主义的结果。列宁当时痛斥了布哈林，说他是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不可动摇性的侵犯。
大会还回击了托洛茨基强迫党对农民采取毁灭政策的企图。大会指出，不要忘记小农经济在国内占优势的事实。大会强调说，发展工业，包括发展重工业，不应同农民群众的利益相抵触，而应同他们的利益相结台，应有利于全体劳动居民。这些决定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因为他提议用剥削农民经济的办法来建设工业，因为他事实上不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政策。
同时。托洛茨基还提议关闭普梯洛夫和布良斯克等等具有国防意义的大工厂，据他说，这些工厂不赢利。大会气愤地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议。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向大会提出的书面建议，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套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构。这个机关负有维护我们党的统一、巩固党和国家的纪律，全力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关等项重要任务。
大会对民族问题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强调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的国际意义。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都把苏联看作是解决民族问题和消灭民族压迫的榜样。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大力消灭苏联各民族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他号召全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大会揭露了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以及他们对少教民族的大国主义政策。当时发言反对党的有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穆吉万等人。这些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成立南高加索联邦，反对巩固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友谊。他们对格鲁吉亚其他民族的态度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们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特别是阿尔明尼亚人，都迁出梯弗里斯，用法律规定格鲁吉亚女子嫁培非格鲁吉亚人要丧失格鲁吉亚籍。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和拉柯夫斯基支持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倾向分子。
大会以后不久，召开了各民族共和国民族问题工作者的专门会议。会上揭露了苏丹—加里也夫等人的鞑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集团和斐祖拉·霍札也夫等人的乌兹别克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集团。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两年的结果。这个总结使人鼓舞和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党依然是团结一致的，它经受住了最伟大的转变，正举着展开的大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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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0页——译者注
四 克服恢复国民经济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趁列宁患病加紧积极活动。党内的又一次争论。托洛茨基的失败。列宁的逝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恢复国民经济的头几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1924年，各方面都有了提高。播种面积从1921年起就已大大增加，说明农民经济日趋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增长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工资提高了。工农生活比1920--1921年好过了，改善了。
但是，还没有消除的经济破坏的后果，仍然令人感觉得到。工业还落后于战前水平，工业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国家需要的增长。到1923年底，还有一百万左右失业者，因为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不可能消灭失业现象。商业的发展时好时环，因为城市产品价格过高，这种过高的价格是耐昔曼和我们商业组织中的耐普曼分子强加给国家的。因此，苏维埃卢布极不稳定，币值降低。这一切都阻碍了工农生活状况的改善。
到1923年秋，由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机关违反了苏维埃的价格政镣，经济困难有些加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相差太大。粮食价格很低，而工业品价格过高。工业中杂费开支很大，这就把商品价格提高了。农民出卖粮食所得的货币迅速贬值。加上当时盘踞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又向经济工作人员发出一项罪恶的指令，从出卖工业品方面多赚利润，放手提高价格，美其名是为了发展工业。实际上，这种耐普曼的口号只能缩小工业生产的基础和破坏工业。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买城市商品不合算，就不买了。销售出现了危机，影响了工业。工资发不出，引起工人不满。在某些工厂中，最落后的工人停工不干了。
党中央委员会定出了克服这一切困难和缺点的办法。采取了消除销售危机的种种措施。降低了日用品的价格。决定实行币制改革——采用稳定的货币切尔克。整顿了给工人发放工资的工作。采取了通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发展商业、把各种私商和投机商从商业中排挤出去的措施。
当时本应鼓起劲来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忠实于党的人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但是托洛茨基派却不是这样。他们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向党和党的领导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以为击败党和推翻党的领导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在反党的斗争中利用了一切；1923年秋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国内的经济困难，列宁的患病。正是在党的领袖卧病不起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困难时刻，托洛茨基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攻击。他把党内一切反列宁主义分子纠集在自己周围，炮制了一个旨在反对党，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反对派纲领。这个纲领叫做四十六个反对派分子的声明。在反对列宁党的斗争中，所有的反对派集团——托洛茨基派、民粹派，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的残余，都联台起采了。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严重的经济危机、必遭灭亡，要求各派别和集团能自由活动，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这就是要竭力恢复被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禁止了的派别。
托洛茨基派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改进工业或农业，关于改进国内商品流转、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具体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趁列宁不能视事，恢复党内的派别，动摇党的基础，动摇党的中央。继四十六人纲领之后，托洛茨基又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污蔑党的干部，对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诽谤性的责准。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搬弄着党已听他讲过不止一次的孟什维主义陈词滥调。
托洛茨基派首先攻击党的机关。他们知道，没有巩固的党机关，党就不能生存和活动。反对派企图动摇、破坏这个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党内的青年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想在青年学生身上打主意，想在不知道党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的青年党员身上打主意。托格茨基为了争夺青年学生而对他们阿谀奉承，称他们为“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时又说列宁主义老近卫军在蜕化。他指桑骂槐，用第二国际首领的蜕化来卑鄙地影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也在走着这条路。托洛茨基企图通过叫喊党在蜕化来掩盖他自己的蜕化和他自己的反党阴谋。
反对派分子的两个文件，即四十六人纲领和托洛茨基的信，由托洛茨基派散发给各区和各支部，并交付党员讨论。
党接到了要党争论的挑战。
这样，现在也如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夜进行工会问题争论时一样，托洛茨基派又强迫党来进行全党争论了。
党虽然忙于更为重要的经济问题，但仍接受了挑战而宣布进行争论。
全党都参加了争论。斗争很激烈，莫斯科的斗争特别尖锐。托洛茨基派力图首先夺得首都组织。但是争论并没有帮托洛茨基派的忙。争论只是使他们丢了脸。托洛茨基派无论在莫斯科或在全苏联各地，都遭到了惨败。只有少数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拥护托洛茨基派。
1924年1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斯大林同志对争论所作的总结报告。会议谴责，托洛茨基反对派，指出它足党内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会议的决议后来由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但是，托洛茨基派并投有停止其破坏话动。1924年秋，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他在文章中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这篇文章完全是诬蔑我们党和党的领袖列宁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都把这本诽谤性小册子奉为至宝。党愤怒地回击了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英勇历史的诬蔑。斯大林同志揭穿了托洛茨基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的企图，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①
斯大林同志的1924年出版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对于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捍卫列宁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本小册子是对列宁主义的精辟阐述和理论上的深刻论证。它在当时和现在都起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锐利的武器武装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的作用。
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战斗中，斯大林同志把党团结在它的中央周围，并动员起全党为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而继续斗争。斯大林同志证明了，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是保证继续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一时期时说：“不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就不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取得胜利，就不能把目前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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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9页——译者注
②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页——译者注
但是，党的列宁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党和工人阶级遭到的最大的不幸而显得黯然无光。1924年1月21日，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列宁，在莫斯科附近哥尔克村逝世了。全世界工人阶级把列宁逝世看作最沉痛的损失。在列宁安葬的那天，国际无产阶级宣布一切业都停止工作五分钟。铁路停运了，工厂停工了。全世界劳动者怀着极大的悲痛送别自己的父亲和导师，最好的朋友和保护者列宁。
苏联工人阶级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列宁党的周围来纪念列宁的逝世。在这些哀悼的日子里，每个觉悟工人都仔细考虑了自己应如何对待执行着列宁遗嘱的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成千上万非党工人请求接收他们入党的申请书。中央委员会欢迎先进工人发起的这一运动，宣布大批接收先进工人入党，宣布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这次加入了党。加入党的都是决心为党的事业、为列宁的事业而献身的人。当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二十四万多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即最觉悟最革命最勇敢最守纪律的分子加入到党里来了。这就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
列宁的逝世表明，我们党同工人群众多么亲密，工人们对列宁的党多么珍爱。
在哀悼列宁的日子里，斯大林同志代表全党在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伟大的宣誓。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的必要性，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同联盟内实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巩固我们的红军，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①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对自己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列宁的誓言。
1924年5月，举行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七百四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名党员。党员数量比上次代表大会时大大增加，是因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时党的队伍增加了约一十五万新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四百一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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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6页——译者注
大会一致谴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肯定它是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同时批准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的总结》这两个决议。
从巩固城乡结合的任务出发，大会指示进一步扩大工业，首先是轻工业，同时强调必须迅速发展冶金业。
大会批准建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并向一切商业机关提出了控制市场、把私人资本从商业领域排挤出击的任务。
大会提出了扩大国家对农民的低利贷款而把高利贷者从农村中排挤出去的任务。
大会提出了用各种方法使农民群众合作化的口号作为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
最后，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青年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
五 苏联在恢复时期结束时的情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
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已经奋战了四年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英勇工作行将结束。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
这时国际形势已有变化。资本主义抵挡住了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第一次革命进攻。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波兰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各妥协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这方面帮了资产阶级的忙。革命的暂时退潮到来了。西欧资本主义的暂时局部稳定，即资本主义阵地的局部巩固到来了。但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并没有消除使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各种基本矛盾。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使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同殖民地民族的矛盾、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稳定酝酿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新爆发和新危机。
除资本主义的稳定外，还有苏联的稳定。但是这两种稳定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的稳定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新危机。苏联的稳定则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进一步增长。
虽然西方的革命失败了，但是苏联的国际地位仍在继续巩固，虽然速度较为缓慢。
1922年，苏联被邀请参加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在热那亚会议上，各帝国主义政府因资本主义各国革命遭到失败而气焰嚣张，企图对苏维埃共和国施加新的压力，不过这次是采取外交形式。帝国主义者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他们要求把十月革命宣布国有的工厂归还给外国资本家，要求偿还沙皇政府的一切债务。只有这样，帝国主义国家才答应给苏维埃国家少量的贷款。
苏联拒绝了这些要求。
热那亚会议没有什么结果。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23年通过最后通牒再一次进行干涉的尝试，也遭到了应有的回击。
资本主义国家在试探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性、确信苏维埃政权已不可动摇之后，就相继来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1924年，同英法日意四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很清楚，苏维埃国家已经争得整整一个和平喘息的时期了。
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农的忘我工作，已经开花结果。国民经济迅速地增长了。1924—1925经济年度，农业已接近战前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苏联大工业的产值在1925年已约占战前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1924—1925年度，苏维埃国家已经能够向基本建设投资三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国家电气化计划在顺利执行中。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命脉巩固了。反对私人工商业资本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于经济的高涨，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工资增长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1924—1925年度，工农国家已能拿出近二亿九千万卢布来帮助力量单薄的农民。在工农生活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和影响增长了。
国民经济的恢复接近结束。但是，对苏维埃国家来说，对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单单恢复经济，单单达到战前水平是不够的。战前水平是个落后国家的水平。必须继续前进。苏维埃国家争得的长时间的喘息，保证了继续建设的可能性。
但是这里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前途、关于我国发展即我国建设的性质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的问题。苏联的经济建设应该循着什么方向进行，循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循着其他什么方向？我们是应当建成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我们注定要为另一种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去准备肥沃土壤呢？一般说来，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呢，如果有，那么能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推迟和资本主义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做到呢？能不能在一方面竭力巩固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力量，同时又暂时让资本主义得到某种发展的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要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呢，从哪里开始这种建设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恢复时期快结束时提到了党的面前，已经不是作为理论问题，而是作为实践问题，作为日常的经济建设问题提到了党的面前。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给以直接而明确的回答，好让我们从事工农业建设的党的经济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知道要朝什么方向走——朝社会主义走，还是朝资本主义走？
如果对这些问题不给以明确的回答，那我们在建设方面的全部实际工作就会成为没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徒劳无益的工作。
党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党回答说，是的，在我国能够而且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1917年10月，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专政，在政治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那时起，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粉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和创造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条件。这些措施就是：剥夺资本家和地主；变土地、工厂、铁路和银行为全民财产；实行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现在，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新经济的建设，从而在经济上也彻底击败资本主义。我们的全部实际工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服从于实现这个主要任务的要求。工人阶级能做到这点，并且一定会做到这点。实现这个宏伟的任务，应当从国家工业化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展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建设必须由以开始的基本环节。无论西方革命的推迟，无论非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新经济政策只会促进这一事业，因为党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
这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回答。
但是党知道，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的全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但这终究是苏联内部的事情，仅仅是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就是它的国际方面。斯大林同志在论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原理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应当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开。至于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即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能够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方面，即外部关系方面，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同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国际资产阶级仇恨苏维埃制度，总在寻找机会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新的武装干涉，在苏联作恢复资本主义的新尝试。由于苏联暂时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存在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从而产生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很清楚，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也就存在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苏联人民单靠本身力量，能不能消灭这种外来危险即资本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呢？不，不可能。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就至少要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做到。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成，还不能算是最后胜利，因为外国进行武装干涉和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危脸仍然没有消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缺少免除这种危险的保障。要消灭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
当然，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在苏维埃政权实行正确政策的条件下，能给外国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以应有的回击，正如他们在1918—1920年给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武装干涉以回击一样。但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就此消灭了。第一次武装干涉的失败，并没有消灭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因为武装干涉的危险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包围，还继续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即使新的武装干涉失败，也不会消灭武装干涉的危险。
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同苏联劳动者休戚相关的事情。
这就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问题的方针。
中央要求把这个方针提交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去讨论，以便得到代表会议的批准和通过，成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规党法。
党的这个方针使反对派分子大为震惊。其所以使他们大为震惊，首先是因为党使这个方针带有具体实践的性质，把它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际计划联系起来，并要求把这个方针变成党法，变成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须遵守。
托洛茨基派反对党的方针，提出了一个对立的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个只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才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一个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有胜利可能的“理论”。
布哈林派不敢公开反对党的方针，但他们还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同党的方针对抗，并用“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自己的“理论”。照布哈林派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培植资产阶级并使之发财致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曾一度跳出来，说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苏联在技术上经济上落后。但是后来他们被迫缩回去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4月）谴责了公开的和暗藏的反对派分子的所有这些投降主义“理论”，批准了党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无可奈何，只好赞成这个决议。但是党知道，他们只是暂缓同党作斗争，因为他们拿定主意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来“向党开火”。他们在列宁格勒纠集了自己的同伙，组织了所谓的“新反对派”。
1925年12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党内气氛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整整一个列宁格勒代表团，这个党员最集中地区的代表团，居然准备出来反对自己的中央，这种情况有党以来还没有过。
出席大会的有六百六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六十四万三千名党员和四十四万五千名预备党员，即比上一次代表大会时略微少一些。这是对混杂有反党分子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进行了局部清洗的结果。
斯大林同志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他对苏联政治和经济实力增长的情景作了清晰的描绘。由于苏维埃经济制度的优越，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恢复，并接近了战前水平。虽然有这些成就，斯大林同志还是提议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这些成就并不能消除我国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这一事实。当时农业生产占全部产值的三分之二。而工业仅仅占三分之一。斯大林同志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把我国变为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这一点可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现在成了党的中心任务。
斯大林同志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①
国家的工业化能保证我国的经济独立，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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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译者注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1925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大会痛斥了季诺维也夫派的经济“计划”，指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
“新反对派”又使出另外一招，他们硬说什么（无视列宁的意见！）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又说什么（也是无视列宁的意见！）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同盟者。但这也救不了他们的命。
大会痛斥了“新反对派”的这些胡说，指出它们是反列宁主义的。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新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实质。他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是重弹列宁当初无情批驳过的、党的敌人的滥调。
很清楚，季诺维也夫派就是伪装得很不高明的托洛茨基派。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建立工人阶级同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坚固联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他指出当时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存在两种危害这个联盟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低估和小看富农的危险，第二种倾向是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而低估中农的作用。对于哪一种倾向更坏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两种倾向，无论第一种倾向或第二种倾向都坏。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它们就会瓦解和断送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够消灭第一种倾向和第二种倾向的力量。”①
党确实把“左”右两种倾向都粉碎和消灭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总结经济建设问题的讨论时，一致否决了反对派分子的投降主义计划，并在自己的著名决议中写道：
“在经济建设方面，代表大会认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拥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列宁）②。代表大会认为，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③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的党章。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开始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季诺维也夫派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后，并没有向党屈服。他们开始了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结束，季诺维也夫立刻召集了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议（团省委的领导人是由季诺维也夫、查鲁茨基、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库克林，萨发罗夫等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培养出来的）。在这次会议上，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议，即拒绝服从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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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8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译者注
③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7页。——译者注
但是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根本没有反映列宁格勒广大共青团员的情绪。因此，这些领导人很容易地被打垮了，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很快又站上了它在共青团中应有的位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一批大会代表，即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列也夫等同志，被派到列宁格勒去。必须向列宁格勒组织的党员揭露，用欺骗手段取得代表资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是犯罪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各单位的党员大会听了关于代表大会情况的介绍，会开得很激烈。重新开了一次列宁格勒党
组织紧急代表会议。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完全赞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谴责了反党的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这个“新反对派”当时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了。
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仍然站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前列。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时写道：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150页）①
简短的结论
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的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党在紧张的形势下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困难转变。党加强了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上的联盟。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苏维埃国家卓有成效地渡过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恢复时期，开始过渡到另一个时期，国家工业化的时期。
从国内战争向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特别是在最初——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联共（布）队伍中的反党分子，在这整个时期内一直都在拼命反对列宁的党。领导这些反党分子的是托洛茨基。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帮手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反对派分子指望在列宁逝世后瓦解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分裂党，使党产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苏联胜利的心理。实际上，托洛茨基派是企图在苏联建立一个新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建立另外一个党，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党。
党在列宁旗帜下团结在自己的列宁中央周围，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挫败了托洛茨基派以及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新朋友们，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
布尔什维克党积蓄了人力物力，把国家引上了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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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78—179页。——译者注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
一 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的反苏行动。联盟的失败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展开了斗争。
恢复时期的任务是首先活跃农业，从农业取得原料和粮食，并在农业的带动下恢复工业，恢复现有的工厂。
苏维埃政权较为容易地解决了这些任务。
但是恢复时期有三大缺点：
第一，当时的工厂都是老厂，技术陈旧落后，可能很快就不能生产了。任务是要用新技术来改造这些工厂。
第二，恢复时期的工业，基础非常狭窄；在当时的工厂中缺乏数十个、教百个机器制造厂。这些工厂是国家绝对必需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而需要建立的，因为没有这些工厂，工业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工业。任务是要建立这些工厂，用现代化技术把它们装备起来。
第三，恢复时期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这种工业已有发展而且已走上正轨，但是轻工业发展本身后来也因重工业薄弱而受到阻碍，更不用说国家的其他种种只有靠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才能满足的需要了。任务是要在现在侧重发展重工业。
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
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即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创立本国的发动机和电站设备的生产，增加金属和煤炭的开采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用它们的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小的个体农户有可能过渡到集体农庄的大生产，因为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在农村胜利所必需的。
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此。
当然，这样巨大的基本建设没有数十亿投资是不行的。指靠外债没有可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贷款。只好在投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资金来从事建设。而当时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
这就是当时的主要困难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通常是靠从外面流入资金，即靠掠夺殖民地，靠战败国人民的赔教，靠外债。苏维埃国家根本不能靠掠夺殖民地或战败国人民这样的龌龊办法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至于外债，苏联又被切断了来源，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贷款给苏联。必须在国内找到资金。
而在苏联也就找到了这样的资金。在苏联找到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积累泉源。苏维埃国家掌握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来的一切工厂和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国内外贸易。国营工厂、运输业、贸易和银行所得到的利润，现在已不是供寄生的贤本家阶级消费，而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工业了。
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的外债；这些外债，单是利息一项，人民每年就要支付几亿金卢布，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免除了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五亿金卢布的地租。农民摆脱了这一切重担，就能够帮助国家建设新的强大的工业。农民迫切需要获得拖拉机和农业机器。
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为建设重工业提供几亿至几十亿卢布。只是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办事，在开支上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合理化，降低生产成本，消灭非生产费用等等。
苏维埃政权也正是这样做的。
由于实行节约制度，基本建设资金的积累逐年增多。这就有可能着手兴建一些大型企业，如德涅泊水电站、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等。
1926—1927年度工业的投资约十亿卢布，而过了三年就已经有五十亿左右了。
工业化的事业向前推进了。
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是个威胁。因此，各帝国主义政府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对苏联施加新的压力、制造混乱、破坏或者至少是阻挠苏联的工业化。
1927年5月，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人（“死硬派”）向“阿尔柯斯”（苏联对英贸易公司）进行了挑衅性的袭击。1927年5月26日，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1927年6月7日，波兰籍俄国白卫分子在华沙刺杀了苏联大使沃依柯夫同志。
同时在苏联境内，英国特务和破坏分子在列宁格勒向党的俱乐部投掷炸弹，炸伤约三十人，其中有几人受重伤。
1927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差不多同时发生了袭击苏联大使馆和商务代办处的事件。
这就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额外的困难。
但是苏联没有屈服于压力，很容易地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挑衅性袭击。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对派的破坏活动，给党和苏维埃国家也带来了不少困难。难怪斯大林同志当时说，“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①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尽管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了决定，反对派也声明对党忠诚，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不仅如此，他们的破坏活动、分裂活动搞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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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译者注
1926年夏，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结成一个反党联盟，把所有已被击败的反对派集团的残兵败将纠集在这个联盟的周围，奠定了他们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地下党的基础，从而粗暴地破坏了党章和历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成立派别组织的决议。党中央警告说：这个类似有名的孟什维克八月联盟的反党联盟如果不解散，它的参加者就不会有好下场。但是他们不肯罢休。
同年秋，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前夕，他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工厂党员大会上又搞袭击，企图强迫党再次进行争论。同时他们还提出自己的纲领要党员讨论，而这个纲领不过是通常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纲领的翻版罢了。党员群众给了反对派分子无情的回击，有些地方干脆把他们赶出了会场。中央再次警告联盟的参加者说，党不能再容忍他们搞破坏活动了。
反对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签名向中央递交声明，谴责自己的派别活动，保证今后对党忠诚。然而这个联盟事实上仍继续存在，它的参加者并没有停止反党的地下活动。他们继续拼凑自己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党，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的同伙中征收党费，散发自己的纲领。
鉴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这些行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年11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1926年12月）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在自己的决议中痛斥联盟参加者是分裂主义者，指出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已经滚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去了。
但是，这并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1927年，当英国保守党人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时候，他们又变本加厉地攻击党。他们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即所谓“八十三人纲领”，并在党员中散发，要求中央再在全党展开争论。
在所有的反对派纲领中，这个纲领算是最虚伪最骗人的了。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托洛茨基被和季诺维也夫派不反对遵守党的决议。并且表示对党忠诚，但事实上，他们极其粗暴地破坏党的决议，嘲笑对党和党中央的任何忠诚。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不反对党的统一，并表示反对分裂，但事实上，他们极其粗暴地破坏党的统一，实行分裂的路线，并且单独建立了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而这个党已具备了成为一个反苏反革命政党的一切条件。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赞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责备中央实行工业化的速度不够快，但事实上，他们咒骂党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问题的决议，嘲笑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要求把一系列工厂租让给外国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外国资本主义在苏联的租让企业上。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赞成集体农庄运动，甚至责备中央进行集体化的速度不够快，但事实上，他们嘲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宣传说工人阶级同农民必然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农村的“文明租佃人”富农身上。
这是反对派的一切虚伪纲领中最虚伪的纲领。
这个纲领原来就是为了欺骗党的。
中央拒绝立刻宣布进行争论，并向反对派分子说，进行争论只能根据党章的规定，即只能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举行。
1927年10月，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进行全党争论。争论会开起来了。争论的结果对于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是极其可悲的。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党员有七十二万四千人。赞成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只有四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反党联盟遭到了惨败。党以压倒多数一致否决了这个联盟的纲领。
这就是党的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志，而联盟的参加者自己正是向党提出申诉的。
但是这次教训也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他们不仅不服从党的意志，反而决定破坏党的意志。还在争论结束之前，他们看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采取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来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他们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公开的抗议示威。他们选定了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纪念日作为自己示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苏联劳动者要举行全民的革命示威。这样，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就是有意举行一个平行的示威了。不出所料，联盟的参加者能够带上街去的只是他们那一撮少得可怜的应声虫。应声虫和他们的头目被全民示威队伍冲垮和撵走了。
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滚进了反苏泥潭，现在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在进行全党争论时，他们是向党控诉中央的，而在这里，在他们举行这个可怜的示威时，他们已走上向敌对阶级控诉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了。既然他们立意破坏布尔什维克党，也就必然要滑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上去，因为在苏维埃国家里，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是分不开的。这样，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头目们就是自外于党了，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里不能再容忍有滚进反苏泥潭的人了。
1927年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的落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被粉碎。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
到1927年底，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就。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行的工业化，短时期内就有了重大的进展。工业和整个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就其总产值来说，不仅达到战前水平，而且超过了这个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达到了战前的相应水平。
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迅速增长，私营成分下降。社会主义成分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营成分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十九降到百分之十四。
这就是说，苏联的工业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工业在沿着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获得胜利的道路发展，工业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提前获得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解决。
私商也被迅速排挤出商业。私商在零售方面所占的比重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批发商业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私商所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社会主义大工业增长得还要迅速，它的产值在1927年，即恢复时期后的第一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这是创纪录的增长数，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所达不到的。
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整个农业已超过战前水平，但它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粮食产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并且所有的材料都说明，粮食的商品产量有继续下降的危险。
这就是说，1918年开始的农村中那些大型商品经济单位变小再变小的过程还在继续着。变小和再变小的农民经济成为只能提供最低限度商品粮的半自然经济。1927年这个时期的粮食生产虽然只略低于战前的产量，但能出售以供城市的粮食，则仅仅等于战前的三分之一强。
毫无疑义，在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军队和城市就会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这是粮食生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畜牧业的危机。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农业必须过渡到能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能使粮食生产的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生产。国家面临着两种可能：或者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这就意味着农民群众破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灭亡，富农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在农村失败；或者是另一条道路，即把小农户联合成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只能走发展农业的第二条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
党在这方面遵循的是列宁的如下一些关于在农业中必须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劳动组合的集体经济的指示：
（一）“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40页）①
（二）“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417页）②
（三）“农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99页）③
（四）“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只有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79页）④
这就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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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6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63页。——译者注
③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75页。——译者注
④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06页。——译者注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日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八百九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八十八万七千一百三十三名党员和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名预备党员。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了工业化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工业的迅速高涨，同时向党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①
斯大林同志拿农业和工业比较，指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由于分散和不能采用现代化技术而落后了，他着重指出，农业的这种不相称的状况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威胁。
斯大林同志问道：“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②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尽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大会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网的计划，并明确指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
同时，大会进发出了如下的指示：
“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引导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260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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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61页。——译者注
③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109页。——译者注
最后，大会从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原则出发．并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全线组织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成分有计划地展开进攻，指示有关机关编制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结束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后，就来讨论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问题。
大会确认：“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种势力的工具。”（《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232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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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364页。——译者注
大会认为，党和反对派之问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走走上了进行反苏斗争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同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内不能相容。
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出党的决定，并通过决定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谢烈布利雅柯夫、伊·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萨尔基斯、萨发罗夫、里弗施茨、穆吉万、斯米尔加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萨普龙诺夫、弗·斯米尔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德罗布尼斯等）开除出党。
思想上被打败和组织上被粉碎的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参加者，丧失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影响。
被开除出党的反列宁主义分子，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递交声明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并请求让他们回到党里来。当然，那时党还不可能知道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廷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早已是人民的敌人和受外国间谍机关雇用的特务，还不可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已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苏联敌人建立联系，要同他们一起“合作”来反对苏联人民。但党已有充分的经验教训，知道这些屡次在最紧要的关头反对列宁和列宁党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党对被开除者的声明还抱怀疑。为了检验（初步的检验）声明者的诚意，党提出如下几项要求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
（一）公开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和反苏的思想体系；
（二）公开承认党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三）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的机关的决议；
（四）要经过一个考察期。党在考察期内对声明者进行考察；在考察期满后，根据考察结果，个别地提出每个被开除者的党籍恢复问题。
当时党是这样盘算的：被开除者公开承认这几条，在任何情况下对党都是有利的，因为这会破坏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队伍的统一，引起他们内部的瓦解，再次显示党的正确和强大，并使党有可能在声明者确有诚意的情况下让党的原工作人员回到党内来，而在他们没有诚意的情况下，则在大家面前揭露他们的面目，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误的人，而是一些毫无原则的野心家、工人阶级的骗子和不可救药的两面派。
大多数被开除者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入党条件，并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
党怜惜他们，给了他们重新回到党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机会，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资格。
但是后来发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除少数外）的声明，是虚伪透顶的两面派的声明。
原来，这些老爷还在递交声明以前，就已不再是一个准备在人民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一伙毫无原则的野心家，甘愿在大家面前践踏自己观点的那一点残余，在大家面前颂扬自己所敌视的党的观点，像变色龙一样需要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只求自己能留在党内，留在工人阶级内，好有机会来危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都是政治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
政治上的两面派通常总是从欺骗做起，用欺骗人民、欺骗工人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党的手段来干自己的黑暗勾当。但是，绝不可把政治上的两面派仅仅看作一些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力图用各种方法来重新博得信任——不管是欺骗的方法、变色龙变色的方法、招摇撞骗的方法都可以，只要自己能保留政治活动家的称号就行。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为了在“适当时机”重新爬上政治舞台、骑在人民头上当“统治者”，面对什么人都依靠——哪怕是刑事犯、社会渣滓和人民的死敌。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就是这样一些政治上的两面派。
三 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社会主义竞赛。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煽动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集体化。布哈林派也进行煽动，说集体农庄事业行不通，说不要触动富农，因为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对社会主义没有危险。所有这些煽动，在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中，首先是在富农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现在富农从报刊上的反应知道，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为他们辩护申诉。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煽起富农反对苏维埃政府政策的情绪。果然，富农的反抗愈来愈厉害了。大批大批的富农开始拒绝把他们囤积了不少的余粮卖给苏维埃国家。他们开始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采取恐怖手段，纵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粮站。
党懂得，只要富农的反抗还没有被打垮，只要农民还没有亲眼看到富农在公开的战斗中被打败，工人阶级和红军就要吃缺粮的苦头，而农民的集体农庄运动也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
党遵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转而对富农实行坚决的进攻。党在进攻中实行这样的口号，牢固地依靠贫农，巩固同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为了对付富农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施行了在富农和投机分子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时由法庭判处没收其余粮的刑法典第一百零七条，同时给了贫农一系列优待，如贫农可分到百分之二十五从富农那里没收的粮食。
非常措施发生了效力：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反抗被打垮了。到1928年底，苏维埃国家已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而集体农庄运动也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就在这年，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破获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组织。沙赫特破坏分子同从前的企业老板（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和外国军事间谍机关有紧密勾结。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工业的增长，促使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破坏分子不合理地在井下进行开采以减少采煤量。他们毁坏机器和通风设备，设法使矿井崩塌，炸毁和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破坏分子故意阻挠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
破坏分子被交付法庭审判了。他们受到了法庭应有的惩罚。
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从沙赫特案件中吸取教训。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应该成为生产技术行家，以免今后再受旧资产阶级专家中的破坏分子的欺骗；必须加速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培养新的技术干部。
根据中央的决议，改进了高等技术学校培养青年专家的工作。数以千计的党员、共青团员和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非党员被动员去学习。
在党没有转入对富农的进攻、仍在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还比较沉得住气，还处在反党势力的后备地位，还不敢公开支持托洛茨基派，有时甚至还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派。随着党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就扔掉了假面具，公开跳出来反对党的政策。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富农本性已经按捺不住了，于是这个集团的参加者就公开出来替富农辩护。他们要求取消非常措施，并吓唬头脑简单的人说，否则农业就会开始“退化”（下降、衰落、崩溃），而且硬说退化已经开始。他们看不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高级形式的农业的增长，一看见富农经济在衰落，就把富农经济的退化说成农业的退化。为了使自己能在理论上站住脚，他们炮制了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愈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这样，他们就恢复了他们所谓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的资产阶级理论，践踏了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即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
不难明白，党面前的这个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它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区别仅仅是在形式上，即仅仅在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有某种可能用“不断革命”这种左的、空喊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实质，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在党转入对富农的进攻的时候跳出来反党的，因而已没有可能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面目，不得不去掉假面具而公开地、不加粉饰地替我国的反动势力首先是富农辩护。
党知道，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迟早会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残余携起手来共同反党。
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组织“工作”来收罗支持者。通过布哈林纠集了斯列普柯夫、马列茨基、爱恒瓦里德和哥登别尔格之流的资产阶级青年，通过托姆斯基纠集了官僚化了的工会领导人（美尔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通过李可夫纠集了腐化了的苏维埃领导人（阿·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弗·施米特等）。凡是政治上腐化的、不掩盖自己投降主义情绪的人，都欣然加入了这个集团。
当时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得到了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乌格拉诺夫、柯托夫、乌哈诺夫、柳亭、雅果达、波朗斯基等）的支持。但一部分右倾分子仍然是隐蔽的，没有公开反对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乌格拉诺夫反对修建德涅泊水电站，要求把资金由重工业转到轻工业。乌格拉诺夫和其他右倾投降主义者硬说，莫斯科过去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出产印花布的莫斯科，莫斯科用不着修建机器制造厂。
莫斯科党组织揭露了乌格拉诺夫及其同伙，向他们提出了最后警告，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周围。斯大林同志1928年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指出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认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斯大林同志说，右倾分子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234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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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39页。——译者注
1929年初查明，布哈林代表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通过加米涅夫同托洛茨集团挂上了钩，并同他们订立协定共同反党。中央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这种犯罪活动，并警告说，这种勾当会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遭到可悲的下场。但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肯甘休。他们在中央又提出一个反党纲领（一项声明）。中央谴责了这个纲领。中央再次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下场。但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仍不理睬，继续进行反党活动。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辞职声明，想借此来恐吓党。中央谴责了这种怠工的辞职政策。最后，1929年中央十一月全会确认，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留在党内不能相容，建议把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右倾反对派其他参加者则提出了严重警告。
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头目们见势不妙。就递交声明，承认自己错误，承认党的政治路线正确。
右倾投降主义者决定暂时实行退却，以便保存自己的实力免遭粉碎。
党和右倾投降主义者斗争的第一阶段就到此结束。
党内再次出现的意见分歧，不能不引起苏联外部敌人的注意。他们以为党内“再次出现的纷争”是党削弱的表现，又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破坏我国还没有巩固的工业化事业。1929年夏，帝国主义者挑起中苏冲突，唆使中国军阀强占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属于苏联的），指使中国白军侵犯我国远东边界。但中国军阀的袭击在很短期间就被消灭了，被红军击败的军阀退却了，这次冲突以我国同满洲当局签订和平协定而宣告结束。
苏联的和平政策排除了一切干扰、克服了外敌的阴谋和党内的“纷争”而再次胜利了。
不久，原被英国保守党人中断的苏英外交系和商务关系恢复了。
党在顺利地打退内外敌人的进攻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来开展重工业的建设，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最后，为采取和实现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必要的条件。
192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所维护的五年计划的“最低”方案，采取了五年计划的“理想”方案，要求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这样，党采取了有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1928—1933年国民经济基本投资额为六百四十六亿卢布。其中工业（电气化在内）的投资为一百九十五亿卢布，运输业为一百亿卢布，农业为二百三十二亿卢布。
这是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苏联工农业的宏伟计划。
斯大林同志指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和改组的工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485页）①
这个计划虽然非常宏伟，但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和冲昏头脑的事情。它是由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全部发展进程准备好了的。它是由在此以前已普及于工农群众、反映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的劳动高潮准备好了的。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告全体劳动者书。
社会主义竞赛展示了劳动和新的劳动态度的卓越榜样。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在许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出了响应计划。他们做出了英勇工作的榜样。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党和政府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人们对劳动的看法改变了。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不自由的苦役，而现在它开始变成“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斯大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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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46页。——译者注
②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5页。——译者注
全国各地进行着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德涅泊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开展起来了。在顿巴斯，开始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和戈尔洛沃工厂的修建以及鲁干斯克机车制造厂的改建。新的矿井和高炉增多了。在乌拉尔兴建着乌拉尔机器制造厂、伯列兹尼基和索里卡姆斯克两个化学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动工了。在莫斯科和高尔基，两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开展起来了。许多地方都在兴建大型的拖拉机制造厂和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如顿河岸罗斯托夫在修建大型的农业机器制造厂。苏联第二个产煤基地库兹巴斯在扩建。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制造厂经过十一个月就在草原地带的斯大林格勒矗立起来。在德涅泊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中，工人们打破了劳动生产率的世界纪录。
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新工业建设、这样的新建设热潮、这样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英雄主义。
这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竞赛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真正的劳动高潮。
农民这次也不落后。农村中也开始了农民群众建立集体农庄的劳动高潮。农民群众开始确定地转向集体农庄方面。用拖拉机和其他机器装备起来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农民们一批批地来到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观看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的操作，看得眉飞色舞，马上决定“加入集体农庄”。农民过去分散成了小而又小的个体经济，没有什么像样的农具和牵引力，没有可能开垦大片的荒地，没有改善经济的前途，为贫困所压抑，孤苦零丁而无人过问。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出路，找到了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在于把小农户联合为大集体即集体农庄，就在于采用能够开垦任何“硬地”、任何荒地的拖拉机，就在于从国家方面获得机器、资金、人员和意见的帮助，就在于有了可能免除富农的盘剥——因为苏维埃政府不久前刚打败了富农，把他们打翻在地。使千百万农民群众拍手称快。
在这个基础上，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了，接着又全面铺开了：它到1929年底时急剧发展起来，那空前的增长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也未曾有过。
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1928年是一百三十九万公顷，1929年是四百二十六万二千公顷，到了1930年，集体农庄已经有可能提出耕种一千五百万公顷的计划了。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1929年）中讲到集体农庄的增长速度时说：“应当承认，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虽然选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说来已经很快了。”①
过是集体农庄运动发展中的转变。
这是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问道：“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他回答说：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成就。”②
这就是说，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正在成熟，或者说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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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18页。——译者注
简短的结论
党在1926—1929年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斗争中克服了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困难。党和工人阶级的努力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获得了胜利。
工业化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即为建设重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能够重新装备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的基础奠定了。
采取了社会生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展了新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
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同时，国内阶级斗争尖锐起来，党内斗争尖锐起来。这一斗争最重要的结果是：镇压了富农的反抗，揭露了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投降主义者联盟是反苏联盟，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是富农的代理人，驱逐了托洛茨基派出党，确认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联共（布）党籍不能相容。
托洛茨基派被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打败、在工人阶级中丧失了任何根基后，已不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变成了一伙毫无原则的怀有野心的政治骗子，一帮政治上的两面派。
党在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之后，就动员工人阶级和农民实现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各地展开了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掀起了蓬勃的劳动高潮，培养出了新的劳动纪律。
这一时期以大转变的一年告终，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社会主义在工业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农业取得了第一批重大的成就，中农转向集体农庄方面，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