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周恩来,高瞻远瞩坚决支持毛泽东

2023-08-23
作者: 霞飞 来源: 党史博采公众号

  红军长征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红军英勇奋斗的结果,但是,不能否认伟大人物所起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就是这些伟大人物中的一个。而且,周恩来对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下了三步关键的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唯一的生路是突围,实行战略大转移。这一点,中央高层领导人和中央红军高级将领都看出来了。但是,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重重包围下,怎么样才能突围成功,确实是一个大难题。在这个大难题面前,博古、李德心中无数。在危难时刻,是周恩来承担起了解决这个难题的重担。他提出了下三步关键的棋的方案,这三步棋,使红军顺利突围成功。可以说,没有这三步棋,就没有后来的长征,这是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三步关键的棋。

  第一步棋,是在1934年7月初派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目的是探路。因为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都对红军从哪个方向突围出去,实行战略大转移,心中无数。如果红军突围,选不好方向,突围出去,还会再次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派红七军团突出去,探一下路,才能知道红军向哪个方向突围为好。经此次探路,觉得向闽浙赣边突围,不太合适,中央立即改变了原定的突围方向。此次突围,附带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调动了敌军,使包围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阵线松动。

  第二步棋,是在当年的7月下旬,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此次撤退,调动了国民党军队尾随其后,追赶红军,这样,就使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出现了空子,在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红军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隙,突围出去。上述这两步棋,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第三步棋,是在包围中央苏区的敌军内部打开缺口。当时,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无论在哪个方向突围,都会遇到强敌,搞不好就突不出去。周恩来考虑,如果能够争取一部分包围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打红军,红军主力突围的阻力就会小得多。周恩来把目光投放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主张抗日,和蒋介石有矛盾,正好,他也为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所感,派员秘密到中央苏区与红军接洽。周恩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于1934年10月,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附近与陈济棠的两个师长举行秘密会谈。潘、何二人临行前,周恩来专门对他们讲:你们二人与陈部两个师长接触时,要沉着勇敢,见机而作,还向他们交待了联络密语和任务。潘、何二人与陈济棠部的两个师长谈得很好,这两个师长也表示:中国再打内战,就要亡国了,蒋介石现在打红军,收拾了红军,回过头来就会收拾他们。经过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协定:在红军突围时,陈济棠部后撤二十公里,这就为红军突围,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在周恩来主张下,中央红军走的这三步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三步棋,红军突围就会受到强大敌军的阻击,红军不可能突破敌军包围圈,从这一点上说,周恩来在长征之初,就起到了挽救党和红军的作用。

  一次决定红军命运的行军部署

  红军于1934年10月长征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连续突破了两道敌军封锁线,但是,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却遭遇险情。如果不能解决险情,红军就可能会全军覆灭。这次险情,也是周恩来及时预见并解决的。

  原来,乐昌多山,红军行军,主要走的是山区小道,而且山区小道十分狭窄,红军几万人马走在山区小道上,就十分拥挤,行军速度减慢了。蒋介石通过飞机侦察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湘军和粤军赶来,从两侧夹击红军,蒋介石也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快行军速度,从后面追上红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有抢先一步,在敌军还没有形成合围之时,抢占白石渡,才能掩护全军顺利通过粤汉铁路,然后向湘西进军。因此,抢占白石渡成为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但是,李德却看不出这一关键,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指挥红军行军。周恩来找到李德,向他讲述了红军面临的处境和解脱困境的关键。李德耸耸肩,没有表示否定。周恩来立即下令,红一军团的红一师派一个团,务必于11月11日抢占白石渡,掩护全军通过粤汉线。周恩来在命令中特别提到:这个团的行动关系到全体红军的命运,动作一定要快,不能延误。

  当红一军团已经选派好三团执行任务时,周恩来仍然不放心,他亲自到红一师来,找到师长李聚奎,和他一起研究执行这一任务的事情。当时,李聚奎对完成这一任务心中无数,也十分担忧,他担心部队分散,战线太长,到最后不好收拢这些部队。周恩来看出了李聚奎的心思,说: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接替你们,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了。接着,周恩来把随身带着的五万分之一地图打开,指着地图告诉李聚奎,你们的红三团应该从哪里前进,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放多少部队,应该怎样布置,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经周恩来这样一讲,李聚奎放心了,立即部署部队执行任务。

  ◆周恩来和红一方面军领导合影。

  当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向指定地点进军时,周恩来一早晨就和刘伯承赶来了。他亲自向团长交待任务后,就加入到红三团行军的行列中去了。他和红三团的战士们,边行军边拉家常,他向新战士讲战史,休息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当他看到红三团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完满执行了任务,红军大部队已经顺利通过粤汉铁路时,他才和刘伯承一起放心地回到军委。

  周恩来的这次行军部署,可以说是抓住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如果没有此次周恩来的精心布置,红军很可能就会被国民党军队消灭在乐昌一带,就不会有后来的长征了。

  与毛泽东的一次特殊会面

  红军长征初期最惨烈的一次战役,是湘江战役。

  本来,红军到达湘江边上时,形势对红军是有利的。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当红军长征到达广西境内时,桂系军阀白崇禧害怕红军深入到广西腹地,将防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防,湖南军阀何键也害怕红军深入到湖南境内,不愿意派军队去湘江接防,这使敌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

  这个时候,如果红军主力部队能够紧急行军,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湘江,把国民党军队远远甩在后面。但是,在李德、博古领导下的红军长征,是大搬家式的长征,主力部队掩护搬运许多辎重的红军部队,慢慢腾腾地前进,两天之后才到达界首。此时,蒋介石已经发现了湘江防线上的问题,急令广西和湖南军阀用两天时间赶到湘江边上,逼近界首,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正在渡湘江的红军发起强攻。红军要一边渡湘江,一边同前来进攻之敌军战斗,而红军搬运的坛坛罐罐太多,渡江速度又极慢,这种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所以,湘江战役打得十分惨烈,红军主力部队同前来进攻之敌进行了殊死搏斗。敌人一排排地冲上来,红军战士们打退敌军一次一次的进攻,但后面的敌军黑压压地又压上来,红军战士同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大批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红军团一级干部牺牲的数量就相当多,有的红军指挥员,在同敌人搏斗中身负重伤,肚子被敌军炮弹炸开,肠子都流了出来,在敌人又一次冲上来时,为了不当敌人的俘虏,自己用手把肠子拉断,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边指挥战斗,边指挥部队抢渡湘江。他特别注意打听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得知毛泽东在后面,还没有渡江时,心中十分焦急,告诉通信兵,传令后面部队,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要毛泽东迅速过江。周恩来还亲自到后面去查看,盼望毛泽东早点到达江边。当他看到毛泽东迈着从容的脚步来到湘江边上时,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赶上前去,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了一句话:再不能这样走下去,也再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点着头,默默地看着毛泽东。此时,他的心中,已经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周恩来此时已经下决心,要在中央内部提出正确主张,改变由李德、博古二人说了算的局面,他要为党和红军的命运而担负起责任,而毛泽东的话,正说明,他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拉住他说:咱们一起过江吧。周恩来说,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你先过江吧。

  在湘江边上周恩来同毛泽东的这次会面,是一次特殊的会面。由于战斗异常激烈,二人会面时,只说了两句话,但就是这两句话,却饱含着深意,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改变“左”倾领导人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动议,此时,周恩来也更加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感到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已经认识到,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对于保证后面红军长征胜利,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保证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与毛泽东想到了一起

  湘江战役,红军主力虽然突破了敌军的湘江封锁线,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但是,红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时,数量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多人。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在通道举行,参加者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这次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红军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博古、李德已经知道红军再按照原定方案,向湘鄂西进军,会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但他们对于红军再向其他什么地方进军,心中无数,因此,只好坚持红军仍然向湘鄂西进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的想法是:湘鄂西那里有红二、六军团接应,总是比向其他方向发展为好。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央红军再向湘鄂西进军。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周恩来与毛泽东想到了一起。他在中央苏区时,与毛泽东多次合作,深深感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而对于目前来说,红军再向湘鄂西方向进军,明摆着会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红军就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原定方案,无异于自投罗网。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现在如果仍然向湘鄂西进军,红军就会陷入敌军重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红军必须改变原定的进军方向,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既能出敌不意,摆脱敌军围阻,又能寻找更有利于红军发展的地方。会上,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张,只有李德和博古坚持原定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必须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李德、博古在失败面前已经丧失了威信,加上他们自己也灰心丧气了,只好同意按多数人的意见办。这样,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主力改变行军方向,改向贵州进军,先拿下黎平。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他与毛泽东站在一起,政治局就不会形成一边倒的意见,如果不是他表示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也不可能作出改变进军方向的决定。

  通道会议后,红军改变进军方向,于12月15日打下了黎平。政治局临时会议没有采纳李德、博古的意见,二人并不服气,他们仍然坚持红军原定的方案,他们不光仍然在行使自己的职权,干扰红军改向贵州方向进军的决策,还在给红二、六军团的电报中称:红军将继续西进,转入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正式会议,最后决定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由于李德、博古在中央威信已经极低,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了,因此,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红军改变进军方向,向贵州进军的道理,指出,红军只有到川黔边去,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才有发展的余地。李德、博古仍然固执己见。当他们的意见遭到会议多数人反对时,李德又提出红军折入黔东。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样仍然要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正在此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作了关键性的、带有决策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应该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红军应该向川黔方向发展,西进乌江北上。周恩来发言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意见,博古不作声了。李德见状大怒,大喊大叫起来,但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一个人再理他。为了把红军改变进军方向这件事情定下来,黎平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过去在湘鄂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

  与李德的一次激烈争吵

  红军长征初期,李德在红军中的“太上皇”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几个人敢正面顶李德。而李德如果继续维持他的“太上皇”地位,红军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正是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正面斥责李德,才打掉了李德“太上皇”的权威,使很多中央高级干部和红军高级将领都敢于站出来批评李德。

  事情是这样的:黎平会议之后,周恩来把整理出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见决定中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否定了他的意见,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便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目睹红军长征以来在李德瞎指挥下受到的重大损失,又见到李德如此专横,周恩来觉得,是应该批评李德几句了,他便指出了李德指挥上的错误,劝李德应该听听红军广大指挥员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第一次有人敢批评李德,李德受不了了,他更加震怒。拍着桌子,大吵大嚷起来。周恩来忍无可忍,站起来,拍着桌子,与李德大吵起来。周恩来由于愤怒,拍桌子用力过猛,把桌子上的马灯都震得跳了起来,熄灭了,警卫人员把灯点亮,双方又继续争吵。

  周恩来痛斥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主观片面,把国外过去战争的经验硬搬到中国来,不珍惜红军战士的生命,不顾红军的前途命运,只顾自己的虚荣心。周恩来说:如果照你这样指挥下去,党中央和红军就会被你毁灭。李德不服气,只是哇啦哇啦地叫。

  周恩来痛斥李德之后,把这件事情和博古讲了,博古也不赞成李德的态度,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李德当时是代表共产国际到中国来工作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李德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最高领导地位。谁敢反对李德,就会被扣上反对国际的帽子。周恩来敢于痛斥李德,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的。但一切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的周恩来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安危进退。他对李德的痛斥,带了一个好头,使党中央许多高级干部和红军高级指挥员也认识到,对李德的错误也应该批评。这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在和毛泽东商量后,由王稼祥出面提议的。王稼祥在提议之前,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坚决支持开这个会议,并且向王稼祥谈了自己的意见。王稼祥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心中有了底。他又征求张闻天、朱德的意见,张闻天、朱德也支持召开这次会议。事先,是周恩来确定了会议的主题,即: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检查第五次反“围剿”与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对这个主题,博古一开始不同意,但周恩来坚持这个主题,并且用大量事实说服博古,王稼祥、张闻天也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博古才同意。会前,周恩来自己也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准备在会上发言。

  这次会议上,博古在报告中,突出强调红军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客观原因,以此掩盖他们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周恩来却和他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在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且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起了重大作用。它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由博古的强调客观原因,转到了清算“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上来。而且,周恩来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军事三人团成员,由他来讲这个话,分量非常重。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的高风亮节,也让与会者感动。周恩来发言后,会议的气氛变了。此时,张闻天紧接着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张闻天发言毕,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红军发展的方向。

  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发言。他在会议上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遵义会议不久,毛泽东曾经说过:遵义会议的成功,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句话是客观的。周恩来是“三人团”之一,在李德、博古都灰心丧气,实际上放弃工作时,周恩来是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支持,遵义会议不可能顺利召开;会议召开后,如果没有周恩来在会议上作的副报告中承认军事上的失误,并且指出李德、博古的错误,会议也不可能对军事路线错误进行彻底批判,并形成正确意见;没有周恩来的全力推举,会议也不可能顺利地决定毛泽东选为常委,并且在会后不久确定由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工作。

  主动当毛泽东的助手

  遵义会议后,由于战争需要,1935年3月,中央又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此时,周恩来既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又是新三人团的团长。但是,周恩来却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党和红军才能走出困境,取得新胜利,应该而且必须把毛泽东推举到中共实际上的领导核心的地位。从这一想法出发,周恩来在这个新的三人团中主动当毛泽东的助手。红军的一切重大军事行动,战略决策,他都听毛泽东的,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作出最后的决策。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都是在毛泽东指挥下的结果。而周恩来则负责战役的实施和部署。当时的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道:长征时我们打仗,都是靠的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但每次战役部署,是靠周恩来,他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作战前,他总是首先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到三四点才去睡觉。他了解红军每个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也了解敌军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

  当时,毛泽东刚刚参与军事领导工作,某些高级军事干部对毛泽东还不信服。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做了不少工作,对树立毛泽东在军事领导上的权威,起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之后,研究打鼓新场战斗时,多数红军高级干部主张打这一仗,只有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半夜找周恩来商议后,周恩来决定第二天开会,再次讨论,周恩来在会议上说服了大家,终于放弃了原定军事计划。1935年5月,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会议,有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反对毛泽东指挥红军走“之”字形的“弓背路”,说这样会把红军拖垮,要求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提议者,并且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周恩来主动当毛泽东的助手,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让出红军总政委的重要职务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军按照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战略方针行动,但张国焘却另搞一套。他主张红军南下川康或者西向退却至青海、新疆。当他得知红一方面军人数已经不到三万,而自己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则有八万多人时,他的个人野心也膨胀起来,想要当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两河口会议上,他口头同意红军北上,但他实际上仍然坚持红军南下的意见。因此,会后他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计划,还在暗中酝酿南下川康。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一个“组织问题”,借口集中军事领导,提议由他手下的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又向中央提议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下的一些人都由他提议担任红军高级领导干部。张国焘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顺利灭敌。

  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看出了张国焘的用意,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中央决定让出部分职务给张国焘及其亲信。周恩来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红军的前途命运,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提出自己让出红军总政委的重要职务。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决定。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周恩来的高风亮节。但毛泽东提出,周恩来仍然担任军委副主席,调中央政治局工作;在张国焘不熟悉工作的情况下,仍然由周恩来帮助张国焘。

  为了党的事业的大局,周恩来不但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还积极做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在1935年7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认为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又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错误的,要追究张国焘的责任。周恩来则不再提这个问题,并且在会上做了一些工作,并未追究张国焘的责任。周恩来还肯定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许多长处,例如:红四方面军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他还肯定红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团结张国焘,最终目的,是为了党的事业的大局。此后,相忍为党,一直是周恩来要求自己恪守的一个原则。

  得了一场大病

  长征路上,最操劳的人是周恩来。他不但承担重要领导工作,还对红军长征的许多具体问题,如行军路线,部队调动,作战计划,后勤工作,甚至妇女干部长征的问题,少年、儿童红军长征的问题等等事情,都事必躬亲,认真解决。行军途中,他还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别人休息时,他仍然在忙碌着。当年亲历长征并且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杨尚昆回忆说:长征中,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周恩来的身上,每到驻地,他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路线,然后才坐在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后,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经常是才睡下,又被叫起来处理紧急情况,睡不到一会儿,就已经快到黎明了,新的一天的战斗生活又开始了。刘伯承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便,周恩来就主动承担起起草作战命令的工作。长征的许多红军干部都回忆道:因为晚上睡眠不足,周恩来在长征途中骑马就经常打瞌睡,容易摔下来,他就坚持步行,一到驻地,就又忙开了。在许多情况下,他是整夜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子上眯一会儿。一次,有个参谋有重要军情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同意了,就出来办理了,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却不知道这件事情。此后周恩来规定,以后他睡着时,一定要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日夜操劳,使周恩来体力透支过多,加上周恩来和红军战士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营养不良,中央沙窝会议之后,周恩来终于病倒了。

  周恩来这次得病,来得很猛,很急。他发高烧,连续几天不退,后来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确诊为肝炎,已经变成阿米巴脓肠,急需排脓。但红军行军中,没有条件可以开刀。只好用冰块冷却。这时,周恩来已经昏迷不醒。组织上把邓颖超叫来照顾他。用冰冷敷了七个多小时,终于排出了半盆脓来,周恩来的高烧才慢慢消退。

  周恩来一醒过来,就面临张国焘搞分裂和敌军进逼、红军危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周恩来躺在木板上,和毛泽东一起商量同张国焘斗争和红军的作战计划。

  由于周恩来病得太重,不能起来。他是躺在担架上走过草地,结束长征的。此时,他已经与毛泽东一起把红军带出了险地,已经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已经使红军确定了在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并且与毛泽东一起指挥打胜了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几场大战役,为红军立足陕北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为红军长征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史册。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
赞赏备注
确认赞赏

评论(共5条)

大家都在看

热评文章
热点文章
热赞文章
在『红歌会App』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