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湛山：提倡“小日本主义”、在位两个月的“名首相”

　　最近日本第55代首相石桥湛山的名字，在日本相当火。现任首相石破茂以热心的“湛山粉丝”而闻名，包括2024年11月29日的就职演说，石破经常引用石桥湛山的话。

　　日本国会内还成立一个跨党派的“石桥湛山研究会”， 石破首相以及岩屋毅外相都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

　　那么，石桥湛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其魅力在哪里?

　　石桥湛山是日本唯一出身于媒体人的首相，战前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从记者到主笔(总编)和社長，纵论“天下国家”30余年。他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对外扩张，大声提倡“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一切殖民地。

　　战后石桥从政，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首相，但在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被列为“名首相”之一。

　　1、从佛门子弟到著名媒体人

　　石桥湛山,1884年(明治17年)9月出生于东京市麻布区(现东京都港区)，本名省三。其父杉田湛誓是个僧侣，属于日本佛教主要宗派之一的日莲宗，时任日莲宗的僧侣教育机构--东京大教院的助教。

　　杉田湛誓本名为杉田日布，四岁时进入山梨县的昌福寺。昌福寺属于日莲宗的寺院,自古以来有用湛字命名的习俗，杉田日布因此改名为“杉田湛誓”。石桥湛山的“湛山”是出于同一原因，在他中学毕业时由“省三”改过来的，“石桥”则是母姓。

　　石桥不但生于佛门，本人还有僧籍，只是何时获得僧籍，说法不一：如按入寺院算为11岁，按举行出家仪式“得度”算为17岁。据记载，石桥于1901年(明治34年)3月8日“得度”，“湛山”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得的。

　　1956年1月6日，石桥去身延山久远寺参拜时，被特别任命为“权大僧正”。在战后的僧人的级别“僧阶”中，“权大僧正”是仅次于最高位“大僧正”之后的第二位，石桥还在日莲宗系统的立正大学当过16年校长。

　　石桥的父亲四岁入寺院，14岁“得度”，在立正大学的前身东京大教院里当过助教;石桥起步虽然比老子晚，但在佛门的地位比老子高多了。

　　僧人在中国被称为“出家和尚”，讲“六根清净”、酒肉不沾，不能结婚。日本的寺院则相当开放，僧人可以喝酒吃肉、娶妻生子，还可以子承父业。

　　日本的僧人一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僧人家庭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家庭”，僧人家庭出了许多名人，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就是“和尚”之子。

　　日本有许多佛教系统的大学，不少学生是将来要做住持的“和尚”之子。佛教大学一般都很大，课程设置与普通大学差不多，教员不一定是佛教徒，非僧人出身的学生也可入学。“和尚”之子也不一定念佛教大学才能接班，湛山的三弟湛正就是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到富士宫一乘寺当住持的。

　　石桥的小学与中学都是在山梨县读的，小学期间转过一次学，中学留级两年--学制本应五年，结果念了七年。

　　石桥读的中学是山梨县立甲府中学，留级两年因祸得福，赶上大岛正健担任新校长。石桥在《甲府中学同窗会报》著文回忆说，他与大岛校长相遇，虽然只接受一年的熏陶，但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的成长往往离不开名师指点，对于石桥来说，甲府中学的大岛校长就是第一位“名师”。大岛为札幌农业学校(北海道大学的前身)的首期毕业生，曾受教于威廉姆·斯密斯·克拉克(通称克拉克博士)。

　　克拉克是美国教育家，1876年(明治9年)札幌农业学校成立时，受日本政府的聘请，担任该校首任校长，属于“受雇外国人”。克拉克用英语教授植物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同时还向学生们发圣经讲授基督教。大岛是克拉克的得意门生，他与克拉克的其他第子都信奉基督教。

　　克拉克教育学生要“成为绅士君子”和“胸怀大志”。石桥深深地尊敬大岛校长，以为克拉克的“孙弟子”而自豪。据说石桥直到晚年，经常在枕边放两本书，一本是日莲宗创始人的遗作《日莲遗文集》，另一本是《圣经》，喜读《圣经》无疑是受克拉克的得意门生大岛校长的影响。

　　中学期间，石桥就对政治、历史等有兴趣，表现出了思考与写作的才能。他在校友会的季刊杂志《校友会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使用过“石桥坐忘”“石桥省三”“石桥省造”“石桥湛山”等多个笔名，其中“省三”后来成了他孙子的名字。

　　日本战前的中学相当于“初高中一贯制”，中学毕业升入的“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石桥中学毕业后，本想报考“一高”( 第一高等学校)，但是连考两年，皆以失败而告终。石桥后来报考早稻田大学预科成功，1904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学习哲学。

　　石桥没有考上“一高”，也是因祸得福，使他在早稻田大学遇到影响其人生的另一个“名师”—时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的田中王堂。田中王堂为著名的哲学家和评论家，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受教于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的约翰・杜威。田中的哲学思想对湛山影响很大，被石桥尊为“恩师”。

　　“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石桥在早稻田大学以首席身份毕业，其成绩不但在哲学专业排第一，在包括英语科在内的整个文学部也是名列前茅。石桥念完本科后,作为特别研究生在宗教研究科又学习一年,24岁时经人介绍进入《每日新闻》(与现在的《每日新闻》无关)当记者。

　　在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27岁的石桥转到《东洋经济新报》，从记者到主笔再到社長，他在那里干了30余年。日本战败之前，石桥一直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拿起笔做刀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石桥的“刀枪”就是评论和社论，他以批评为武器监督权力并与权力抗争。石桥的笔是一只“万能笔”，作为“刀枪”无孔不入，纵横驰骋于政治、外交、财政、金融、社会、历史、思想和人物评传等各个领域。石桥笔扫千军，无所不写，被称为“天下国家的记者”。

　　石桥的批评能力超强，源于天赋加勤奋好学。他博览群书，通今达古，大学时代攻读哲学和宗教，进入《东洋经济新报》又猛攻经济学和社会学。石桥读书坚持“原书主义”，即读外文原著。他通过读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白芝浩、凯恩斯等人的原著，不但掌握了他们的学说，还学到了他们的思考方式。

　　石桥不仅是记者，同时也是一名研究者，属于“公共知识分子”。他研究金融和财政等经济问题，除了经济理论以外，还经常显示出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哲学和历史的思考。他利用记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邀请实业家组织研究会，使他的研究能够“接地气”。著名经济学家、一桥大学教授中山伊知郎评价说，石桥活跃于经济论坛“不是‘论坛经济学家’所能及的”。

　　2、反对军国主义，主张放弃所有殖民地的“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山不是一般的媒体人和评论家，更是个有主张的思想家。石桥的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国际和平主义，其最为耀眼的主张就是以全面放弃殖民地为核心的“小日本主义”。

　　日本发动那场“愚蠢的战争”，背景之一就是被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野心膨胀、丧失理智。军国主义分子当权与民众的狂热相结合，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历史丑剧与悲剧。

　　战前日本的社会风气是言必称“大”,国名称“大日本帝国”，宪法称“大日本帝国宪法”，军队也要称“大日本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海军”。战败后的1946年2月，日本政府在提交给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宪法修正案中，竟然仍把国名写成“大日本帝国”。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五天后，GHQ民政局的考特尼·惠特尼局长向日本外务大臣吉田茂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和GHQ拟定的宪法草案，在草案的临时译本中把国名明明白白地写成“日本国”。日本政府如梦初醒，尝到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滋味。“大日本帝国”的称呼随之销声敛迹，1947年5月生效的《日本国宪法》，开始使用“日本国”的名称。

　　在“大日本”横行的战前，主张“小日本主义”属于“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与军国主义“对着干”、货真价实的“反潮流”。

　　“小日本主义”是《东洋经济新报》的传统主张，最早出现于1910年代至1920年代。1913年《东洋经济新报》发表一篇评论，题目就是《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提倡由产业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三大支柱的“小日本主义”，以此对抗由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构成的“大日本主义”。

　　1924年，石桥就任《东洋经济新报》主笔后，把“小日本主义”的主张发展成为全面放弃殖民地的理论。当时日本的国策主流是“大日本主义”，“小日本主义”作为其对立面，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并且影响到了现在。

　　石桥主张的“小日本主义”，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

　　---批判日本的殖民统治。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发生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三・一运动”)，石桥撰写社论《对朝鲜人暴动的理解》，将“朝鲜人的暴动”定位为“世界范围内新民族运动的一部分”，认为“自古以来，任何民族都鲜有以成为其他民族的属国为乐的”，并要求承认“独立自治要求”。

　　---主张“全面放弃殖民地”。石桥主张允许朝鲜、台湾等地“自由”，放弃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山东等地的一切特权，“全面放弃殖民地”。在题为“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的社论中，批判了依靠军事力量的扩张主义，提倡以和平的贸易立国为目标的“小日本主义”， 预见了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要求全部放弃殖民地，这与当时日本的国策完全相反，被认为是一篇“名垂日本近代史上的名论文”

　　---认为日本需要的不是领土，主张对中国、台湾和朝鲜实行“自由解放”政策。石桥认为，日本的发展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领土，不如说是资本，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扩张(资本输出)上，主张对中国、台湾和朝鲜实行“自由解放”政策，与它们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

　　---反对日本与中国人民为敌、与世界列强为敌。1931年的 “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的报纸对军部的批判销声匿迹，舆论一边倒地支持战时体制，只有湛山主张“国防线到日本海足矣”论，质问“与中国全体国民为敌、与世界列强为敌，益处何在?”，甚至痛骂军方是“细菌”。

　　---反对军国主义分子镇压日共，主张言论自由。1933年1月，石桥在《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中，就镇压日本共产党事件发表评论，主张给日本共产党以谈论共产主义的自由，认为“即使共产主义思想中有错误的部分，但只有有了言论自由，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镇压毫无益处”。

　　石桥对于中国古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他在社论中指出，言论自由是“宣泄社会的不满、防止爆发的唯一安全阀”。他呼吁应该通过各种报道“培养国民的批判能力”，创造“观点均衡而不偏颇的舆论”。认为“无论多么过激的主张，国民都应该在了解之后再作出判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石桥和《东洋经济新报》依然坚持自由主义、反对对外扩张的立场，成为军方的“眼中钉”“肉中刺”。公司内部也有人提出要“配合军方”，但石桥坚决反对。石桥认为，“抛弃传统和主义，迎合军部，只保留《东洋经济新报》的形式是没有意义的。如此丢脸，不如干脆自爆而亡”，颇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气魄。

　　在战争扩大、政府管控趋紧的形势下，石桥和《东洋经济新报》也讲究策略。杂志为许多难以署名的自由撰稿人提供匿名评论的场所，石桥和匿名撰稿人的论调以冷静的分析为基础，具有委婉、隐秘启蒙读者的特点。为此，《东洋经济新报》虽然经常被政府和内政部列为监视对象，墨水和纸张的配给也受到很大限制，但没有停刊。

　　其实石桥做了最坏的准备：杂志停办，卖掉公司拥有的土地和建筑物，作为社员的退休金分给大家。据湛山的孙子、“石桥湛山纪念财团”理事长石桥省三回忆，当时石桥为了应对遭到袭击，书房前门装有厚铁板。作为媒体人，石桥是冒着生命危险向社会“发声”的。

　　1945年8月，当全日本都在为战败而悲痛绝望的时候，石桥写了一篇堪称精彩绝伦的文章：“重生日本，前途广阔”。他预测，日本如能坚持“科学立国与和平主义路线”，其“未来是光明的”。

　　拥有125年以上历史的《东洋经济新报》，现在变成了发行杂志《东洋经济周刊》、出版书籍和数字媒体等综合性媒体集团。《东洋经济新报》为纪念石桥的贡献，创立“石桥湛山纪念财团”，颁发“石桥湛山奖”，赠予继承、发展石桥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国际和平主义思想的优秀著作。

　　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大行其道的战前，石桥主张的“小日本主义”和者甚寡。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小日本主义”开始受到重视。存在于1993年至2002年的日本“先驱新党”，提出“不以政治、军事大国为目标”，这一政治主张被认为是石桥的“小日本主义”的延续。党首武村正义曾经写一本书，书名叫《小而闪闪发光之国--日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关于石桥湛山及其思想的研究，成为热门领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研究者及著作。其中包括国立冈山大学的华人教授姜克实，其博士论文《石桥湛山的思想史的研究》荣获第14届石桥湛山奖。

　　3、壮志未酬，上台两个月因病辞职

　　日本战败后，石桥湛山来个“华丽转身”，从评论家变成了政治家。

　　石桥“转身”从政有两个背景：一是石桥本人渴望实践自己的多年来的政治理想，特别是想以自己的“信念和学识,重建战后经济”。

　　另一个背景是，石桥战前就是“知名人士”，在战前派政治家大多被“开除公职”的情况下,政界人才缺乏，一些政党纷纷请他作为候选人出马。

　　从石桥的一贯政治态度看，似乎更接近社会党，社会党也确实热心邀请过石桥加盟，但石桥最后选择了自由党，1945年应鸠山一郎之邀担任自由党顾问。

　　后来石桥回忆说，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社会党有社会主义的‘主义’”，担心“被其意识形态所束缚”，相比之下自由党可以“自由地去干”。

　　但是，石桥的从政之路可谓一波三折、时乖命蹇：

　　--1946年以落选之身在吉田茂内阁担任藏相(财政部长)，仅干一年便遭整肃，被美国占领军打成“军国主义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处分;

　　--1956年登上首相宝座，只干65天，便因病辞职，被称为“背运首相”。

　　占领军是两面派，一方面要求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实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及宗教自由”，另方面则把批评占领政策作为“禁区”，视批评者为“危险人物”,不惜制造“冤假错案”予以整肃。

　　石桥就是因为批评占领军，要断他们的财路，犯了“天条”。

　　吉田茂曾把驻日美军喻为“番兵”，其实日本是要向美军“进贡”付钱的。这笔钱名为“终战处理费”，占当时日本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对于日本来说是很大的财政负担。

　　美军利用这笔钱建设高尔夫球场，甚至买花等私用也从“处理费”里出。作为日本的“财政管家”，生性率直的石桥在国会上揭露了“处理费”使用混乱，并要求削减“处理费”。

　　占领军同对待鸠山一郎一样，也把石桥“开除公职”，“罪名”是石桥在战前担任过《东洋经济新报》社长,属于“开除公职”规定G项的“其他军国主义分子和超国家主义者”。

　　鸠山一郎战前当过文部大臣，而石桥作为评论家,以对抗军部、反对侵略亚洲和主张日美协调而闻名，占领军把石桥打成“军国主义分子”，纯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GHQ的颠倒黑白，石桥当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但作为首相、而且深受麦克阿瑟信赖的吉田并没有替石桥辩解。

　　吉田组阁时虽把石桥揽入阁内，但是两人的关系并不密切。据吉田回忆，他之所以起用石桥，是因为“听说石桥战前就有自由主义倾向,是个‘大众经济学者’， 学识渊博”。吉田不替石桥说话，据分析是担心石桥名声鹊起，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1951年6月，石桥的处分解除，获得“解放”。石桥回到自由党后，即与鸠山一郎联手组成反吉田阵营，不久又与鸠山一起退出自由党，另组民主党。1951年12月，吉田茂下台，鸠山组阁，任命石桥为通商产业大臣(通产相)。

　　其实石桥的本意是继续担任藏相，但遭到GHQ的反对。不过当通产相也有好处，通产省中的“通商”部分属于经济外交，而这个外交有相对的“独立性”。石桥正是利用这种“独立性”，为铺设日中贸易之路做出贡献。

　　1955年11月，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自民党)，鸠山首相兼自民党总裁。一年后的1956年11月，鸠山在完成日苏建交后提出辞职。鸠山作为首任自民党总裁，没有指定接班人, 继任总裁通过选举产生。

　　当时自民党内派系林立，派系之间合纵连横，总裁位置争夺战十分激烈，参战的主角是岸信介、石桥和石井光次郎三人。

　　第一轮投票，岸信介得票最多，石桥次之，石井光次郎位居第三。因为无人超过半数，按规定进行第二轮投票。岸信介自以为胜券在握，不料石桥和石井联手,结果石桥获得258票,以7票之差击败了岸信介，当选为自民党第二任总裁，1956年12月石桥内阁诞生。

　　但是组阁很不顺利，一时间石桥不得不身兼数职，以至于被称为“一人内阁”。原因除了总裁选举中石桥支持者与岸派之间留下隔阂以外，在石桥支持者内部还发生了围绕阁僚和党内职位乱发空头支票问题。

　　石桥之所以能够击败岸信介，石井功不可没，但在组阁时二把手的位置没有给石井，而是给了岸信介。这种人事安排，名义上是为了“党内融合”，其实是有美国插手。据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于“亲中派”的石桥政权相当警戒，期盼亲美的岸信介上台。

　　石桥上台后，曾经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他把新内阁的政策主张概况为“五项誓言”，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

　　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以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为目标，实行“公共投资一千亿日元、减税一千亿日元”的积极财政政策;

　　在外交政策方面，提出以“确立世界和平”为目标，针对吉田的“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强调“对美自主”和积极改善对华、对苏关系。

　　石桥与他的团队想通过尽早举行大选来巩固政权基础,为此在政权成立不久便在全国展开游说活动。1957年1月,石桥因过度疲劳和天气寒冷等，感冒引起脑血栓，医生团诊断需要治疗两个月。

　　有人说，石桥感冒是因在冷天讲演少穿了一件外套，没想到为此失去相位：当时国会马上就要开幕,但是石桥的病情恢复缓慢,当他得知自己无法出席预算审议时，毅然决定“根据自己的政治良知”辞职,并指名临时代理首相、外相岸信介为继任首相。

　　1930年11月，第27任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站遇刺，长期没有出席帝国议会，对此石桥曾著文批判，石桥的毅然辞职也表现出了言行一致、严于律己的君子之风。

　　石桥内阁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在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作为建设福利国家的重要一步，为建立“涵盖全民的综合医疗保障”制度，于1957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国民皆保险”的政策目标;

　　--石桥的“公共投资一千亿日元、减税一千亿日元”计划，实际上是他与藏相池田勇人合作制定的。池田本来属于吉田派，但在总裁选举中没有支持岸信介，而是投了石桥的票。后来池田当上首相，石桥的政策发展成为“收入倍增计划”。

　　石桥不恋权位，以国家大局为重的高风亮节，获得了在野党的赞赏。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被石桥的光明磊落所感动，称赞石桥“真政治家也”。

　　石桥由于及时急流勇退，退下后身体得以回复，后来依然活跃于社会舞台，还先后访问了中国与苏联。

　　4、战后中日贸易的开路人，两次访华，见过毛刘周

　　石桥湛山对华友好，渊远流长。

　　1911年27岁的石桥到《东洋经济新报》当记者，从那时起一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说“不”。在日本“举国一致”对外侵略扩张之时，石桥没有同流合污，实属难能可贵。

　　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在《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选择了“战争”》一书中指出，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希望战争的并非只是一部分政治家和军方，而是包括当时的国民”。加藤教授等日本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都表明，当时日本不仅媒体一边倒地鼓吹战争，自认“皇民”的民众也是狂热地支持战争。

　　石桥“出污泥而不染”，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良知、理性和勇气。

　　战后石桥从政，他作为政治家更关心对华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

　　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的1952年1月，石桥组织了超党派的“国际经济恳谈会”，该“恳谈会”以扩大对“共产圈”贸易和日中关系正常化为目标，由财界人士和“保守”与“革新”两大阵营的国会议员组成。

　　参加者包括村田省藏(大阪商船会长)、北村德太郎(改进党)、平塚常次郎(自由党)、安川第五郎(安川电机会长)、风见章(社会党)和帆足计(社会党)等，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为了促进日中友好的骨干名人。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组阁，石桥作为通产相入阁。鸠山要改变吉田内阁的“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推进与苏联建交，同时谋求发展日中贸易。

　　鸠山内阁的动向引起美国的警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警告说“与中共建立通商关系将给美国的对日援助计划带来障碍”。据说美国的强硬表态曾让鸠山发生动摇，石桥则建议“不予理睬”。

　　石桥在担任通产相期间，干了一件重要实事，那就是签订了“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1955年5月)。这个协定与前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即加强了“官方色彩”，使民间的贸易协定变成了“半官半民”的贸易协定。

　　新的贸易协定包括设置通商代表部、缔结政府间协定等，同时决定秋季在东京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表明日中关系以经济关系为中心出现改善迹象。1956 年 6 月，石桥还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题为“促进日中贸易”的论文，主张利用日中贸易以振兴日本的产业。

　　1956年12月，石桥就任首相，虽然只在任两个月，但是多次明确表达了重视发展日中关系的热情：

　　---他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推进自主外交”，表示要与美国合作，但“不能向美一边倒”，今后将“与中国加深经济关系” ;

　　---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石桥关于对华政策，表示“在与联合国及自由主义各国协调之后，推进与中国恢复邦交”“要更加积极地扩大与中国的贸易” ;

　　---石桥提出了包括缓和“对华出口限制” “在自民党内设立促进对华贸易的新机构” “谋求统一日本民间对华贸易窗口” “在不久的将来交换民间通商代表部”等一系列具体方针。

　　石桥辞职之后,也为发展日中关系献计献策、奔走呼号。1959年9月,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后，石桥曾提出建立“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

　　石桥曾两次访华，1959年9月受周恩来总理邀请首次访华时，与周恩来、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进行了会谈，并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会见。

　　石桥多次撰文积极主张恢复日中邦交，批评日本政府的错误立场。石桥的这些主张，遭到日本右翼勢力的责难甚至谩骂，但是石桥“心有一方净土、不畏万变纷纭”，対此不屑一顾。

　　1972年9月，田中角荣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访问北京，田中在出发之前特意拜访了石桥，他对躺在病床上的石桥说：“石桥先生，我要去中国了!”

　　1973年4月5日，88岁的石桥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周恩来致电表示哀悼，电文称“石桥先生是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多年来为中日发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石桥先生为之奋斗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实现。中日两国人民将永远纪念石桥先生。” 。

　　石桥留下16卷《石桥湛山全集》和《湛山座谈》《湛山回想》等著作,前者是他晚年亲自整理,由他供职30余年的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的。

　　石桥有两个儿子，长子湛一曾任“石桥湛山纪念财团”理事长，次子和彦出征死于马绍尔群岛，失去爱子的石桥本身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作者：马成三（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名誉教授）、卞毓方（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