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英：经济斗争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一环

　　抗战时期，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始终围绕着“建设”与“斗争”两大主题展开。抗战胜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与斗争策略的有效性，这些宝贵经验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思想资源。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的双重困境，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苏区时期经验以应对挑战，一是进行各项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二是建设自主经济来扩大生存空间，三是通过与敌人的贸易斗争减轻经济封锁带来的压力。三项举措为中国共产党发挥抗战中流砥柱作用提供重要支撑，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强化经济制度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深入沦陷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变后方为前线，给日寇沉重打击。自1938年起，日本对各抗日根据地实施严酷的“扫荡”政策，导致各根据地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为打破这一局面，根据地经济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这一建设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涉及对敌经济斗争中的贸易统制制度建设；二是建立自主经济体制。

　　1939年，在华北各根据地遭遇日军围攻与封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完善的财经制度以展开对敌经济斗争。朱德指出，经济作战的目的是“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贸易统制制度的建设由此开始。在华北各根据地，贸易统制的管理机构经历公营贸易机构—贸易局—工商管理局的转变，管理机构的整合性与职权逐步提高。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相互配合的“一元化”对敌斗争思路。

　　华北各根据地也因地制宜地出台各种管理办法，如《冀南区征收外货入境税办法》《晋察冀边区出入口税暂行税则》《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实用征收出入境货物税率暂行分类表》《晋绥边区管理对外贸易办法》等。这些规章体现出此时贸易统制的总体原则：“凡抗战军队及人民必需品而又不能自制者，准许入口，收低税”，“凡非必需品禁止入口，或收高税，提倡节约，禁用不必要的奢侈品”。通过税收与行政手段的双重推进，对敌贸易斗争有序开展。因未直接遭受日军“扫荡”，陕甘宁边区的贸易政策与华北抗日根据地有所不同。1941—1943年，随着封锁压力增加，陕甘宁边区实行计划贸易与食盐等特种物品专卖，加强对外贸易管理。1944—1945年，边区贸易方针更趋严格，“禁止非必需品和迷信品入口”，“坚决执行统销专卖政策，严格缉私”，贸易形态实际上转向与华北根据地类似的贸易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