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同盟的顶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1957
1957年，中苏关系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双方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和新的科学技术协定。11月，毛泽东又亲自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一时间，中苏同盟关系被推向顶峰。但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为后来中苏关系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赫鲁晓夫说，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毛泽东说，“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中苏关系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加强了合作，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开始增多。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了莫斯科。17日，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为周恩来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今天的聚会，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就像春天的节日一样。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亲切地相会，坦率而恳切地交谈，感到彼此的思想融洽无间，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赫鲁晓夫这番讲话，对发展中苏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诺夫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0多天的友好访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几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把伏罗希诺夫的来访称作是中苏“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此，《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欢迎伏罗希诺夫来华访问。访问结束时，《人民日报》再度发表社论，并且用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而又鲜有的题目《再见吧，亲爱的伏老！》，社论把伏罗希诺夫的访问看作是“春天的节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欢迎一位外国首脑访问，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从中可以领略中苏关系的密切程度。
但是，就赫鲁晓夫本人来说，1956年和1957年这两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虽然正走向权力的巅峰，但地位却不稳固。赫鲁晓夫心里清楚，他当时还只是一条腿着地，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绊倒。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赫鲁晓夫采取了两大举世震惊的行动：首先，195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借以动摇斯大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树立自己的权威。结果事与愿违，却引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使大批原本拥护苏联的世界和平人士大跌眼镜，这自然影响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次，1957年6月22日至29日，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将他们逐出苏共中央主席团。
赫鲁晓夫是一个明白人，上述事件发生后，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他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7月5日，米高扬带着赫鲁晓夫的重托，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中国。不巧，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于是，米高扬又马不停蹄地直奔西子湖畔。见到毛泽东后，米高扬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和全会经过，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毛泽东答应了米高扬的要求，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对赫鲁晓夫给予了支持。看到米高扬如此焦急不安，毛泽东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毛泽东还向米高扬透露，他将于11月初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米高扬自然十分高兴，觉得“心里的千斤重负一下子都卸了下来”。
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赫鲁晓夫，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发展中苏友谊方面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提出增加15个援华项目，使苏联援建的项目总数由原来的141个增加到156个。此外，赫鲁晓夫还把苏联创办的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等四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全部转让给中国，并且同中国签订了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执行的政策对中国比较有利。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后，把中国之行的情况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赫鲁晓夫听后高兴得就像一个孩子似地手舞足蹈。作为对中国的回报，赫鲁晓夫决定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
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表明苏联在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相关科学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苏联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电站，试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因此，中国希望苏联能够在发展国防新技术方面给予援助。对此，赫鲁晓夫慷慨地满足了中国的要求。1957年7月，聂荣臻正式向苏联驻中国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主要是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给中国以技术援助，包括派遣专家、提供资料和样品等。7月20日，苏联政府答应了，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聂荣臻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就在谈判期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无疑对中苏友好合作关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促进了正在进行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合作的谈判。沉浸在兴奋之中的赫鲁晓夫变得大方起来了，而受到鼓舞的中国人则更加迫切希望获得苏联方面的更多援助，使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能够迎头赶上，双方谈判得以迅速进行。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即《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在原子能和核武器方面给中国提供援助。由于协定涉及火箭、导弹及核武器的技术问题，不仅谈判和协定的签订是极其秘密的，而且协定的具体内容迄今尚未公布。《协定》签订后，苏联答应在火箭、导弹、原子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向中国提供专家和技术资料，甚至答应提供一枚原子弹样品给中国。
赫鲁晓夫在援助中国问题上显得如此大度，无非是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上所表现的积极态度很满意，所以也愿意继续支持他。正如毛泽东在概括当时中苏关系的状况时说得那样：“目前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需要苏联的帮助。”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很会给自己出难题，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所以，“应当给他相应的帮助”。为此，毛泽东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决定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以支持赫鲁晓夫。
为了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不仅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显得如此慷慨，而且对毛泽东的接待也百般殷勤。莫斯科为毛泽东的到来足足忙碌了好一阵子，克里姆林宫的能工巧匠们精心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套房间，赫鲁晓夫还亲自跑到房间里检查了接待毛泽东的准备情况。甚至连卫生间里的设施该如何摆放，赫鲁晓夫都一一作了交待。考虑到毛泽东在长期战争中养成的生活习惯，喜欢睡木床，不要鸭毛软垫，要硬一点的床垫。枕头也不要软的，最好是荞麦皮的枕头。按照这一习惯，俄国沙皇曾经睡过的豪华的床垫被搬出了房间，特意换上了一张宽大而又结实的硬板床。绣花的鸭毛被子和褥子也被拿走了，代之以棉被。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喝茶、抽烟，喜欢吃猪肉和鱼，菜里要放辣椒，尽量多备一些蔬菜，不要精米和软面包，需要粗粮。对此，莫斯科也一一满足了。
此外，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他本人还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苏方“取消机场的欢迎仪式”，也“不需要仪仗队，最好一下飞机马上就走”。可是，赫鲁晓夫迫切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所以他还是把欢迎仪式搞得非常隆重。
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在北京南苑机场，毛泽东信步登上苏联图—104大型客机，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也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空中奔波，莫斯科时间当天下午3时左右，飞机徐徐降落在莫斯科伏努克机场。毛泽东缓缓走下舷梯，向众人挥手示意。赫鲁晓夫笑容可掬，热情地迎上去，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感谢您来参加莫斯科的大会。”
面对由苏联陆、海、空三军战士组成的仪仗队，毛泽东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向仪仗队挥挥手：“同志们好！”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庄严挺立，三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检阅仪仗队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同乘一辆汽车离开机场。
路上，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克里姆林宫我们只安排您一个。屋子刚好和开会的会议大厅挨着。只要经过走廊，马上就进入了捷奥尔金耶夫大厅，那是开会的地方，很方便，从安全保障的角度也很合适”。
毛泽东抱怨赫鲁晓夫把欢迎仪式搞得这么隆重：“难道我没有请你们不要安排任何仪式，让欢迎的人少一些吗？为什么你们还是搞得这么盛大？”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赫鲁晓夫反而得意起来：“是啊，确实，我们收到了尤金的电报，电报里说，您提了这样的希望。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从来都是这样迎接国家领导人的。而您，是欢迎仪式无论如何不能简化的一位客人。”
或许毛泽东还记得，8年前，他第一次来莫斯科时在火车站受到的冷遇。相比之下，这次访问莫斯科截然不同，欢迎仪式如此隆重。从毛泽东的内心来说，他还是非常高兴的，所以，尽管他责备了赫鲁晓夫，但还是对赫鲁晓夫说：“谢谢您的热情。”
汽车停在克里姆林宫前，赫鲁晓夫拉着毛泽东的手，祝愿他在长途飞行后休息好，并告诉毛泽东：“您将住在沙皇的卧室里。”这是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寝宫，是克里姆林宫最豪华的卧室。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确实给了赫鲁晓夫很大的支持。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进而引起波匈事件，他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随之发生了动摇，所以，毛泽东在会上反复强调，资本主义阵营有一个头，那就是美国，社会主义阵营也要有一个头，这就是苏联。“我们，其他党，应当围绕这个中心团结起来。”而且，毛泽东还设法说服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希望他们能够赞同“以苏联为首”。
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这一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并肩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斯大林墓观礼台上。对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它显示了中苏两国的团结。
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肯定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他强调，中苏两党、两国要相互支持。毛泽东还引用了中国的一句俗语说：“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显然，赫鲁晓夫对这一切感到很满意。事实上，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不仅巩固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的地位，而且稳定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
莫斯科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苏友谊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后，军事代表团继续留在苏联参观访问。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为中国军事代表团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即席讲话，感谢中国党对苏联的支持，并且盛赞两党、两国的团结和友谊。1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8年1月，两国又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中国当时对这个协定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于今后两国特别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当听到毛泽东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时，赫鲁晓夫浑身就像被热水烫了似地惊叫起来：“原子弹是纸老虎！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您的观点简直让我震惊。”
尽管莫斯科会议把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推向了高潮，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分歧。赫鲁晓夫的观点是：需求和平，害怕战争，并且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观点。毛泽东的看法是：我们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打仗。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夺取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不必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
对于赫鲁晓夫的观点，毛泽东有异议。在来莫斯科之前，10月29日，毛泽东对尤金说过，他希望赫鲁晓夫能够修改这一观点。
11月2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机场时，赫鲁晓夫热情地伸出双手迎接毛泽东。而毛泽东只向赫鲁晓夫伸出了一只手，另一只手却放在后背，他要“留一手”。
在一次晚饭期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谈起了战争问题，毛泽东藐视原子弹的那句话更是让赫鲁晓夫惊讶不已。毛泽东回顾说，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斯大林担心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我说，这些威胁吓不倒我们。如果帝国主义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同我们作战，我们早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消灭掉了。我请米高扬把这些话转告给斯大林并请他不要担心。我们打过了长江，结果怎么样呢？毛泽东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帝国主义并不可怕。但是，赫鲁晓夫却不以为然。他说：“那一次您是对的。但是现在这种经验已经过时了。”赫鲁晓夫显然有点激动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出现了原子弹！”
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赫鲁晓夫，试着用俄语说了一句：“纸老虎！”这句俄语是毛泽东刚从翻译李越然那里学来的，带有一点湖南口音。赫鲁晓夫显然没有听懂毛泽东在说什么，但能猜出毛泽东说的肯定不是汉语。李越然意识到赫鲁晓夫没有听懂，不得不将毛泽东的话重新翻译一遍。听不懂也就罢了，一旦明白其含义，赫鲁晓夫浑身就像被开水烫了似的，一下子惊叫起来：“纸老虎？克里姆，米高扬，你们听见了吗？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您的观点简直让我震惊。”赫鲁晓夫进而阐述了他对现代原子战争的看法：“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量对比对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军队越多，谁的炮灰就越多！在原子弹、原子蘑菇云的阴影下不再有军队，有的只是一堆肉，一堆灰烬！”
同样，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也感到吃惊。但是，他以极其平静的口气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还有差别吗？如果出个战争狂、疯子，那么只有指望他的仁慈还是什么？赫鲁晓夫同志，害怕不能解决问题。”
莫斯科会议期间，80多个代表团就热核战争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所以，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毛泽东接着说，他和一位外国政治家曾辩论过这个问题。这位政治家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并不多，所以他们对毛泽东的观点感到迷惑不解。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毫不掩饰地表示不赞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诺沃提尼担心地说：“毛泽东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一个不怕战争，认为要勇敢地面对战争，哪怕是原子战争；另一个却害怕战争，尤其是怕打原子战争。对毛泽东的观点，赫鲁晓夫难以接受。
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看法。莫斯科会议期间，苏共在其起草的《莫斯科宣言》中又提出了和平过渡问题。中苏两党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坚持要毛泽东赞成苏共二十大路线。经过一番争论，中方同意在《宣言》中保留“和平过渡”的提法。对此，赫鲁晓夫很高兴。可是，中方要求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同时，也要提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尽管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但中方对《宣言》的表述仍然不满意。为此，中共代表团又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分歧，莫斯科会议上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成了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隐患。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战争与和平问题又成为双方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苏方断章取义地指责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战争问题的讲话是“不爱惜一半人类的生命”。中方则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一定会有战争。
赫鲁晓夫说，“当每个劳动者盘子里都有土豆和肉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来到了”；毛泽东不以为然：“如果共产主义就是烤牛肉，那么我宁愿要红烧猪肉。”
为什么赫鲁晓夫喜欢把共产主义同土豆联系起来呢？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赫鲁晓夫曾担任过乌克兰共和国领导人。乌克兰是苏联的主要农业基地，赫鲁晓夫任职期间，乌克兰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赫鲁晓夫对农业非常熟悉，他曾经在乌克兰大量试验和推广土豆生产，使一些农庄的土豆产量每公顷达到一百至一百二十公担。1938年，一位集体农庄的女庄员由于在每公顷土地上生产出近七百公担土豆而获得列宁勋章。所以贝利亚戏称赫鲁晓夫是“马铃薯政治家”。
毛泽东则把吃土豆同辩证法联系起来，认为一百年前土豆在欧洲还被当作毒草，可是一百年后人人都爱吃土豆，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中国现在比苏联落后，但若干年后中国就有可能赶上苏联。
毛泽东第一次到莫斯科是在1949年。8年来，莫斯科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今非昔比了。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毛泽东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变化。他把目光转向车窗外，看着飞驰而过的繁华街道。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绍了莫斯科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最近几年，我们建了许多新住宅。城市历史上是从中心，即从克里姆林宫和红场发展起来的。现在莫斯科已成为具有许多中心的城市，出现了许多新的住宅区，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在物质生活和文化方面。”
听了赫鲁晓夫的介绍，毛泽东深有感触。他一直看着窗外，好长时间才点了一下头。毛泽东称赞说：“和上次我来这儿时相比，事业上又有很大进步，而且从人们的脸上开始，从人们的精神状态开始。显然，他们生活得很愉快。人们穿得不错。”看到这些年来苏联的变化，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成就不小。”
建国伊始，中国曾高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现在，8年过去了，苏联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毛泽东来莫斯科前夕，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毛泽东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即11月3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这一颗似乎是为欢迎毛泽东的到来而发射的。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科技就显得落后了。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关于土豆与牛肉的争论。有了这场争论，也就有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开始“急急忙忙往前赶”。
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一次午饭期间，关于土豆与牛肉的争论就开始了。当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品尝克里姆林宫厨师长伊万诺维奇做的红烧牛肉块时，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著名言论：“当每个劳动者盘子里都有土豆和肉的时候”，“我想，共产主义就会来到了”。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不过赫鲁晓夫的大话有他的根据，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看来，赫鲁晓夫并不是在说笑话，而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过于简单。
早在1939年，斯大林就在联共十八大上宣布苏联进入了“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3月22日，《真理报》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社论，说“十八大将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胜利道路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共产主义！这个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理想，对于我们，十八大的同代人，共产主义就是最近的明天，我们正在建设并将建成共产主义。”1952年，苏共十九大又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现已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调子越唱越高。
苏联在20年前就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人搞清楚。况且，苏联的物质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距共产主义的要求毕竟还相差很远。到头来，赫鲁晓夫却说当每个人都能吃上土豆和牛肉的时候，就是共产主义了。如此简单！毛泽东终于明白了赫鲁晓夫也不理解共产主义。但是，有一点毛泽东非常清楚，那就是中国比苏联落后。听了赫鲁晓夫关于共产主义的“高见”后，毛泽东连忙说：“我只吃土豆。”这时，毛泽东的脸上开始显露出哲学家的笑容。他继续说：“如果共产主义就是烤牛肉，那么我宁愿要红烧猪肉。”
午餐虽然结束了，但土豆和牛肉的争论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引发了一场赶超竞赛运动。毛泽东更是希望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赶上美国，超过英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
11月18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当他讲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时高兴地称赞道：“好样的”，“苏联抛上了两颗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毛泽东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他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说，我们中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吨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吨到四千万吨钢。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钢铁产量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所以，毛泽东当众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样一来，“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既然落后，就应该奋起直追。毛泽东在从莫斯科回北京的飞机上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过去曾经是最伟大的国家。但是，后来落后了。要想个什么办法。要想想……我相信，中国能够赶上去！一步步地赶上。要跑步前进，要有飞跃。中国一定能够补回来！中国应该对全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而这要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自我牺牲的奋斗！”
中国和苏联在建成共产主义方面展开了竞赛。为了使中国人民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时间，人们仿佛“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于是都争先恐后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不但红烧猪肉没有吃上，就连土豆也没有的吃。当时，河北省徐水县是全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样板。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慕名而来。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派塔斯社记者到中国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则让人目瞪口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不仅有土豆和牛肉，小家庭里还有钢琴，而中国的共产主义却是政治挂帅加上窝窝头。于是赫鲁晓夫说：“中国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
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对此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富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可是，毛泽东反而看不起赫鲁晓夫，说苏联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发慌了。他搞不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