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为何对粟裕“开炮”（附粟裕的申诉报告）
在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军委总参谋长的粟裕，遭到了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一系列不实指责。彭德怀将粟裕标签化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为他错误地安上了诸多莫须有的“罪名”，诸如“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告洋状”“里通外国”等。这些无端的指责，致使粟裕在会议结束后被撤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能得到公正的评价。更为荒谬的是，在中央军委对粟裕问题已有明确结论之后，彭德怀的秘书们为了维护彭德怀的形象，依然继续指责粟裕是因为三次“擅权”而遭到批判。然而，当我们以历史的视角回溯过往，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罪名”和“擅权”行为，完全是无中生有、子虚乌有。
粟裕“一贯反领导”之冤。毛泽东曾要求粟裕有事直接向他报告，粟裕按照要求每周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一次工作。然而，这种做法却让彭德怀感到非常不满。彭德怀历来不主动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而粟裕的定期报告在他看来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粟裕深知不向毛泽东报告是不行的，因此在报告中特意注明“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以示尊重。然而，彭德怀却对此大为光火，直言：“我不是你的通讯员！”若粟裕不写这一句，直接上报，彭德怀又会指责他“又想越级告状”。彭德怀的这种批评，让粟裕感到极度委屈和困惑。军委秘书长、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批评粟裕在处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职责划分问题上，在志愿军撤军问题上的决策程序存在“越权”，不尊重上级、有个人主义表现等。此外，聂荣臻、陈毅分别因为“写检查事件”、“黄花塘事件”与粟裕也存在一些误解。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粟裕被指责为“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于是，彭德怀蛮横指责粟裕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粟裕“争军权”之谜。粟裕与彭德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还与彭德怀发生争论。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彭德怀时而要求重要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出，时而又批评粟裕“屁大点事”也用国防部的名义，这种反复无常让粟裕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们都感到为难。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粟裕这一提议被彭德怀误解为“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和“争夺军队领导权限”。关于该问题的实质，林彪在会上的这句话也许更能阐释所谓的争军权的实质：“军委工作的重大问题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德怀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地团结起来。”
粟裕“告洋状”之殇。1957年11月，粟裕参加了以彭德怀为团长的访苏军事代表团。在访问期间，粟裕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当时，中央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谋部职责条例，尽管已经五易其稿，但仍未获得通过。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粟裕希望借鉴外军的经验，便在拜会时向索科洛夫斯基提出，希望苏军能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回复说，苏军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目前没有明确的分工问题，也没有现成的书面材料。他仅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及职责。直到1958年3月，苏方才正式向中方提供了相关书面材料。除了这一内容，双方并未谈及任何其他问题。粟裕的这一行为，本是出于工作需要，希望借鉴苏联的国家管理模式，以更好地明确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这是一件极其平常且合理的事情。然而，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这一行为却被彭德怀等军委领导误解为“告洋状”。陈毅在大会上批评粟裕：“过去是夸功，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随着会议的发酵，粟裕的“错误”甚至被上升到“里通外国”的严重程度。
粟裕的解职与平反。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被要求多次进行检讨。尽管他多次试图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但他的解释并未得到彭德怀等军委领导人的理解。面对这样的局面，粟裕感到极度的委屈和困惑。在这场艰难的会议中，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站出来为粟裕申辩，他坚定地表示愿意为粟裕做担保。毛泽东肯定了萧劲光的观点，并表示：“粟裕是一个很好的人，人品端正。”毛泽东还进一步表态：“粟裕同志建国前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萧劲光在随后的军委会议上复述了毛泽东的这番话，粟裕的处境因此得到了一定的好转。尽管毛泽东为粟裕说好话，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依然被解除，他被调往军事科学院任职，黄克诚接替粟裕的职务。1979年，粟裕提出了平反的要求。然而，由于当时需要维护彭德怀的正面形象，以及淮海战役指挥权等历史问题存在争议，粟裕直到去世也未能等到平反通知。这一遗憾一直延续到1994年12月，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在人民日报撰文《追忆粟裕同志》中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至此，粟裕终于得到了应有的结论。
粟裕问题再起争论。本已随着中央军委结论而暂告段落的粟裕问题，因彭德怀原秘书在《彭德怀全传》中的相关表述再度引发了争议。该书将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受批判归因于其所谓的“三次擅权”，具体包括：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位于福建闽江口外）；违反外事纪律（指在苏联索要资料一事）；以及擅自决定从朝鲜撤军。此外，书中还将粟裕被批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和粟裕自身，这一观点引发了粟裕老部下的强烈不满与反击。粟裕的老部下们纷纷撰文驳斥《彭德怀全传》中针对粟裕的不实指责。他们明确指出，在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的过程中，粟裕始终保持着与毛泽东的密切沟通，多次向其汇报作战计划。毛泽东不仅对粟裕的作战计划给予了高度肯定，还多次指示粟裕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作战部署。这些调整均是在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批准下进行的，因此，所谓“自行布置”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在粟裕访问苏联期间，他向苏军总参谋长索要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职责划分的文件一事，被误解为“告洋状”。对此，粟裕的老部下们强调，粟裕的这一行为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旨在更好地明确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更高效地完成中央军委交办的任务，绝非如书中所述的“告洋状”。关于“擅自调兵”的问题，粟裕的老部下们同样给予了有力的澄清。他们指出，粟裕在调动部队时，始终严格遵循组织程序，多次向彭德怀汇报并获得批准。
然而，历史的变迁往往充满讽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其中一条罪状便是“对于党和党的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 当彭德怀被批判时，刘少奇曾让粟裕说说自己1958年被批的事。同时，粟裕的一些老战友也纷纷劝说他，这或许是澄清自身、挽回声誉的大好时机。但粟裕却并未趁人之危，选择在这个时候提起自己的委屈。他始终保持着沉默，不愿在老战友彭德怀受批判之际，再去提及自己的问题。这一选择，展现了一个正人君子的风度，也让人们看到了粟裕内心的坦荡与高尚。他的这种克制与宽容，恰恰是他高尚人品的最好证明。
附：
粟裕的申诉报告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买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分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地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已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眙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已故)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王必成纵)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部队会合，统—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重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粟裕
1979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