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政策与总结毫不冲突——驳历史虚无主义“自相矛盾”论

　　序言：

　　1981年以来，社会主流媒体对党史宣传常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在党的历史细节普及方面的工作严重不足，给反毛、反共、反社、反华分子歪曲解读历史资料、掩盖部分历史真相进而传播贬低毛泽东、丑化共产党的历史谣言以极大契机。特别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很多历史谣言以“学术研究成果”的名义、“历史畅销书”的形式大肆传播。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直接面对这些谣言，并用充分的事实进行有力回击。例如，某部以国共关系为主题、以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联合与斗争为主线的书，就通过歪曲解读历史资料的方式和片面引用历史资料，制造了“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后的政策前后矛盾，最终他的处理决定是采纳了内外各种人‘谏言’的结果”这一历史谣言。笔者已连续撰写《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政治谋略，才能正确认识皖南事变前后两个尖锐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政治谋略》对污蔑毛主席在皖南事变后“头脑发热”的历史谣言进行了反驳。这篇文章是笔者反驳“前后矛盾论”这一历史谣言的文章。

　　一、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蒋介石发布“一月十七日命令”后时局的决定，定下了中共处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总基调

　　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时局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如果在一月十七日以前争取蒋介石好转还有可能性，因而这个争取政策还是正确的，在一月十七日以后，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没有了，因而对于蒋介石的争取政策也就不正确了。）”“为了保卫民族利益抵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步起见，我党中央已经采取了自己的第一个必要的革命步骤，即于一月二十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命令及谈话，用以对抗一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革命命令及谈话。待蒋介石又采取其他步骤时，我党再行采取其他必要步骤以对抗之。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必须指出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发动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准备投降的重大步骤，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动蒋介石执行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6-28页。）《决定》对于蒋介石的中心判定，就是蒋介石妄图分裂、有投降日本的危险。当时，蒋介石的反共达到了抗日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为了根本粉碎全党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了应对黑暗局面、预防全面破裂的要求。

　　同时，《决定》还要求全党注意争取时局的好转和继续捍卫抗日统一战线、注意对外不公开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决定》指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新的时局好转）之目的。”“在全体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破裂的，国民党中一切真心抗日的人也是不愿意破裂的;因此，我们的尖锐对抗政策，只是对付发动此次破裂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对付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表们，而不是对付其他阶层。”“我们经过上述这些努力，并待国际条件发生变动时，就可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实现新的时局好转，这就是我们今后的政治方向。实现这个新的政治方向，在一切国际国内的必要条件发生变动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7-30页。）这就是继续捍卫抗日统一战线与争取时局好转。《决定》还指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他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则指名反对之。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一七反动命令及谈话，则公开的尖锐的反驳之。但对于日蒋间的矛盾，即使是很小，亦须加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9页。）这就是对外不公开宣布破裂。上述内容是《决定》的灵魂内容。同日，主席致电周恩来，指出：“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66-26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是“做最坏准备，又不抛弃好的可能”。

　　《决定》中对内吹“黑暗风”、对外不公开表示破裂、争取时局好转的精神，就是中共处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总基调。《决定》的主要精神，主席在同年1月14日以来就多次提出。正是主席吹“黑暗风”式的号召，使全党高度警惕蒋介石集团、使全党为“应付最黑暗局面”高度凝聚。

　　二、中共在继续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对时局的判断，并基本坚持《决定》的重要精神

　　主席开始给“黑暗风”略微降级的时间是2月初。因为随着中共政治攻势的加强、日本对蒋介石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苏联在毛主席“不惜决裂，不怕决裂”“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式“重磅炸弹”的“恐吓”下对蒋介石的极力施压，时局开始发生变化、蒋介石开始不得不准备向中共妥协。2月1日，毛主席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等同志，指出：“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人。蒋介石自三国同盟成立、日美矛盾激化、英美苏三国助华之后，即兴高采烈，轻视日本，集中其精力拼命反共。”“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人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68-26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随着毛主席的政治攻势、内外施压等政策的见效以及日本侵略的加剧，蒋介石陷入了严重被动。面对时局略有好转、反共高潮可能下降的局面，主席就向全党提出了蒋介石已求妥协的判断。

　　2月2日，主席在与朱德、王稼祥同志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电报表示：“敌有占洛阳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主力有被击溃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我们的方针: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69-270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月7日，主席还在给周恩来的电报表示：“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7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时可能出现的时局好转，离不开中共对蒋介石集团强烈的政治攻势；中共对蒋介石集团不抱任何幻想、不带丝毫退让的激烈政治攻势，离不开毛主席对内吹“黑暗风”的政治谋略。可以说，没有“黑暗风”，就没有这时出现的时局初露好转情况的成果。可见，这并不是对《决定》的背离，而是《决定》实施后的重要成果。二者是因果关系，而非“自相矛盾”关系。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时局初步好转的情况下，主席依然没有放弃提高全党警惕的“黑暗风”。例如，2月1日，主席向彭德怀指出：“国共由一月十七日的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6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国共短期全面破裂”，也就是最困难、最黑暗的局面。所以，同样在2月2日致彭左刘陈周董等同志的电报中，主席也指出：“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6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即使这时，主席依旧对全党吹“黑暗风”，以保证全党在蒋介石逐渐被动时依旧能增强应付突然事变的警惕性。主席认为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同时，并没认为高潮已经完结，并对蒋介石高度警惕。特别是“2月9日进犯阜阳的日军开始撤退，同时放弃涡阳、蒙城等地。十日，败退到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向豫皖苏边区新四军进攻。”（《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7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之后，主席将“黑暗风”又升级到了2月1日之前的高度。11日，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扰乱了反共军对新四军的进攻计划，但在豫南战役中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进攻我们。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发动舆论逼使八路军、新四军退到老黄河以北，现在积极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军有三师两旅，看来反共高潮仍未降低。”（《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7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的讲解是足以使全党信服的、是清晰明确的——日寇加紧进攻国民党的时候，就是“黑暗风”可能降级的时候；日寇停止进攻的时候，就是“黑暗风”升级的时候。主席的讲解，有依据、有条件，为我党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期间的政治、军事行动指明了方向。17日，主席也指出：“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7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即使日本和蒋介石矛盾激化之时，主席依然坚持在党内吹“黑暗风”，从而使全党对蒋介石集团充分警惕。

　　虽然蒋介石集团在日寇2月9日暂时停止进攻时加剧了反共程度，但是毛主席作为长期指挥革命战争的眼光高远的军事战略家，深刻预测了日本仍然会加剧对蒋介石进攻的趋势，并未因日本暂时停止进攻而放弃他的预判。所以，2月14日，主席致电周恩来，指出：“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敌必向蒋进攻”“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48-49页。）主席用词很严谨、精确——只是“可能下降”，而非“已经下降”。2月17日，主席也指出：“日蒋矛盾甚大，日寇仍有深人进攻可能。”“蒋介石强我华中部队集中华北的政策，日本认为是对它不利的（破坏它华北的根本利益），这亦是日蒋矛盾之一。”（《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27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当周恩来传达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的意见时表示：“崔坚决提议，如果蒋肯接受反攻计划而付诸实行，我们应表面上向蒋让步，以促其大打决心，发展日本、国党两方矛盾，便于我们从中发展。对此我答:‘第一会上当，第二会给蒋以政治资本，第三会困难自己。’”（《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518页。）毛主席也对崔可夫的“让步”意见表示了坚决反对：“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三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48-50页。）这就相当于对蒋介石集团“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崔可夫的建议，则与季米特洛夫2月4日建议一样，存在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在毛主席的“恐吓”下，苏联为避免远东地区出现混乱、保障“远东大后方”的安全，也对蒋介石施加了极大压力，对迫使蒋介石让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毛主席关于打退反共高潮的总结，也是对《决定》精神的继承而非背离

　　成功打退反共高潮后，毛主席对这次胜利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主席指出：“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主席的意见很清楚：（1）估计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与国民党集团全面破裂这一局面是完全正确而且完全必要的——这一精神与1月29日《决定》精神完全一致；（2）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日本，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这就不会造成中小地主阶级开明绅士与抗日统一战线对立、民族资产阶级也“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的局面，所以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中小地主阶级开明绅士的统一战线仍然存在——这就是这时的时局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区别；（3）估计最黑暗、最危险局面——也就是准备对付前文提到的国共短期全面破裂局面是正确的，但是估计相对好的其他可能性——例如尽可能拖延破裂以及争取时局好转也是正确的——这一精神与1月29日《决定》中所讲的“实现新的时局好转”完全一致。

　　根据上文引用的《总结》原文可知，主席批评的、“抛弃好的可能性”的“有些同志”，指的就是抛弃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的联合、希望回归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权建设方针和土地政策、没有理解“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于是背离1月29日决定中提到的“实现新的时局好转”精神的同志。主席并没有批评这些同志抛弃了希望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可能不破裂”的想法，而是批评他们完全放弃了与中间力量的抗日统一战线、没注意拖延破裂、只注意了国共短期破裂这一最不利局面。主席在后文提到的“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也并不是对1月29日《决定》中提到的“争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已毫无希望”的否定，而是以国民党被迫让步这一当时已经成为现实的抵制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好结果为例，强调我们中共对国民党集团不抱任何幻想、通过对国民党集团的激烈斗争超额实现了“争取时局好转”的目标。恰恰对蒋介石集团抱有丝毫好感都是准备的不充分、难以使国民党集团被迫让步。可见，这并不是毛主席对自己曾经决定的否定，而是毛主席面对曾经决定使中共获得了超额利益而表露的胜者的自豪。

　　综上所述，主席在1月29日发出关于时局问题的《决定》之后，所坚持的政策精神是统一的；没有主席1月29日的决定、没有全党对最黑暗局面的准备、没有全党对蒋介石集团不抱任何幻想的态度，也就不可能有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结束。

　　小结：

　　综上所述，毛主席1941年1月29日做出的关于时局的决定、2月以后制定的处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政策、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做出的总结，是精神统一、高度相通的，而非“自相矛盾”。1941年2月以后时局的逐渐好转，恰恰是1941年1月14日以来毛主席做出的包括1月29日《决定》在内的一切方针政策实施之后的成果；时局最终的超额好转，根本离不开毛主席一贯坚持的政治谋略。

　　我们只有全面、认真阅读相关历史文献，才能以充分实施为依据、理直气壮的坚持上述结论，以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只有突破“宜粗不宜细”的束缚、详细宣传历史真相、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粉碎谣言、填补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宣传方面的“细节漏洞”，才能尽可能缩减造谣者的传谣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