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41年2月1日规划”基本战略区“电报的战略意义

2025-11-25
作者: 铁穆臻 来源: 毛著和毛时代史Maoism研究

  1941年2月1日,毛主席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提出了关于华东指导中心注意发展的基本战略区规划的问题。

  毛主席在2月1日电报指出:“利用日蒋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北豫西进攻机会(日寇此次东从涡阳南从信阳作包围汤李何桂之战役攻击,汤李何有受极大损失可能)。你们第一,应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出路。彭雪枫部应恢复新四军番号,如将来华北部队南进,亦用新四军番号。新四军现在是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了,他可不受任何法律拘束(国民党元老中有忧虑浙赣皖豫将遍地皆匪者)。如此着成功,黄克诚应准备向河南发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主席规定的长远任务,是一年内建立鄂豫陕边根据地,这一规划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被主席改变。主席规定的当时任务,则是要彭雪枫在日寇向豫北、豫西进攻之时向淮河、平汉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为之后力争河南做准备。

  按照主席的指示,彭雪枫做出了具体行动方针。“2日,彭雪枫又将纵队军政委员会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电报刘少奇、陈毅,并报中央军委,其要点是:利用当前日军‘扫荡’顽军撤退的时机,在涡阳、蒙城、亳州、宿县成立抗日县政府;第四旅活动区域伸入颍上、阜阳边境,控制集、板桥集等要点;第五旅伸展政权于涡蒙间,切实控制龙亢、河溜、双涧我之基本根据地;第六旅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以一部深入涡西、亳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党内、军内防止对日军、对顽军的松懈倾向与切实警惕及戒备,以应付艰苦之局面。”(《彭雪枫传》,第50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之后,3日,毛主席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指出:“目前中央军与敌决战,我暂不应挺进豫西、陕西。但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你们即应向平汉路逐步推进。但均应以打敌人为原则。发展河南是决定了的,但在未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4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主席明确规定了打击对象——日寇。主席的意见很清楚:趁蒋介石和日本打仗、出现空虚之处,我军应立刻抓紧时机挺进,并扩大革命力量。同时,我军注意打日军不打中央军,这样在政治上有利。区分打击对象、兼顾政治军事,这就是主席战略规划的精确之处。

  之后,5日,“彭雪枫率纵队司令部进抵风台以北的顺和集,与参谋长张震分析了敌情:鉴于日军已占领了太和、南阳,估计其有压迫汤恩伯部于伏牛山而消灭之,以求取得洛阳的企图,遂遵照中央军委和华中局的指示,命令第四旅第八团攻占阚疃集后继续西进,第九团侦察新黄河以西敌顽情况,并确实控制新黄河渡口船只。第五旅星夜渡涡河南下。第六旅务于最短期间内完成肃清涡北反共势力的任务,以坚持后方,保卫基本区域。”8日,“第四旅一部已进抵涡河、西淝河间阚疃集地区,其前锋已抵江口集、王市集、张村铺;第五旅旅部及一个团渡过涡河,进至阁家集、董家桥一线,拟配合第四旅控制新黄河以东及以南地区以求挺进阜阳、太和,待命渡河西进。”(《彭雪枫传》,第50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对于中央“挺进平汉间发展”的计划,彭雪枫坚决执行。但是,日军于9日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进攻,撤返原防地。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立即卷土重来,顽军向彭雪枫部发起了进攻。

  10日以后,彭雪枫指挥所率部队与顽军展开坚决斗争。为了打退顽敌进攻,彭雪枫军政兼施,不仅在军事上尽可能给了顽军沉重打击,而且在政治上发动了很成功的攻势。“2月18日,彭雪枫又致函廖运泽提出:豫南战后,‘寇焰未除,而剿共之声复起’,吾兄‘必亦不忍坐视三军之热血,洒于不光荣之内战中’,望‘共筹团结御侮,挽救大局之义举’。”(《彭雪枫传》,第50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陈团起义与牛肃久部之被歼,使顽军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彭雪枫传》,第51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后来,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彭雪枫主动率军实施战略转移。彭雪枫致电刘少奇、陈毅并报中央军委,指出:“总之,为了坚持华中、巩固我苏北基地,我军总以跳出顽军之包围圈深人顽后方作战方为上策。”(《彭雪枫传》,第5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之后,彭雪枫顺利指挥了战略转移。

  “从2月中旬到5月上旬,在中央军委、华中局和军部的领导指挥下,彭雪枫指挥第四师抗击了七倍于已的顽军大举进攻及日伪军的夹击;且在无山地作依托、无青纱帐作掩护的情况下,坚持了豫皖苏边的斗争达三个月之久,虽然......主力不得不暂时放弃豫皖苏边区;但却阻止了顽军的北上与东进,掩护和支援了苏北和淮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对华中斗争的全局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蒋介石指使顽军对日军的豫南攻势不作任何抵抗,纷纷后撤;而在日军回兵之机,却立即对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第四师展开了全面猛攻。”“新四军第四师为了顾全抗战大局,被迫撤离豫皖苏边区,是国民党反共派又一新的罪行。”(《彭雪枫传》,第520-52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可见,从彭雪枫挺进平汉间发展队伍到主动撤回皖东北,新四军四师不仅在政治上完全夺取了胜利,而且在军事上也有阻止顽军北上和东进、掩护和支援苏北和淮南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这确实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战略行动,基本达成了毛主席“打击顽军嚣张气焰,保障苏北、淮南根据地革命力量安全”的重要战略目标。

  毛主席在2月1日电报还指出:“第二,你们应令张云逸、邓子恢向皖西发展,应使他知道打破桂军进攻主要是取外线发展的方针,桐城根据地是绝好战略基地......现时我在无为、桐城已有根据地,虽只一二县,其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曾希圣(愿打游击不愿做老工作,可以就令他带领现到无为的部队,将来可令他回到皖南去,如可能并必要时,你们亦可考虑派孙仲德随曾希圣过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2月8日,刘少奇也电示张云逸、邓子恢等,要求派人到江南芜湖附近建立抗日根据地。10日,刘少奇在给张云逸、邓子等人的电报中进一步强调,经营皖南是江北指挥部的任务之一,要求派曾希圣、黄火星二人带电台回江南铜陵、繁昌、芜湖一带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将来出黄山向赣东发展。”(《张云逸传》,第198-19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在芜湖附近建立根据地、注意皖西和皖南方面发展,对于威胁日寇和顽军,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张云逸和邓子恢认为,在顽军仍于皖南大举‘搜剿’新四军突围人员白色恐怖依然严重,新四军突围人员情绪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不宜立即派出大批兵力过江。为此,他们在电令曾希圣、孙仲德派得力人员去皖南收容突围失散人员的同时,决定先派出小股部队渡江到皖南活动,受中共皖南特委领导其余突围到江北的部队除留一部在无(为)桐(城)庐(江)地区活动和整训外,大部人员转至皖东地区整训。这些突围到江北的人员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七师的一部分。”(《张云逸传》,第19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一方面,张云逸、邓子恢根据前线实际情况,缩减了皖南地区的人员布置;另一方面,为了在当地发展有生力量、服务于中央的战略,张云逸、邓子恢也留一部在桐城等地活动和整训,保证了统筹兼顾。

  主要位于皖中和皖南地区、包括部分皖西地区的皖江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是连接华东、华中、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枢纽,威胁日军控制的南京、芜湖等重要战略重镇,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第7师在与敌伪顽夹击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部队由开始时的1900多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近3万人,皖江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壮大,面积达3万余平方公里成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开国第一任省长》:《曾希圣(2):创建七师战功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可见毛主席坚持在皖南地区留下“眼”的战略规划的重要意义。

  毛主席在2月1日电报还指出:第三,李先念的发展方向是鄂西、豫西、鄂东三方面,鄂东即令现有之浠水、黄冈支队及路东支队担任,加强其政治领导能力。鄂西、豫西均随着日寇的进展向前推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主席给李先念规定的基本方向是向鄂西和豫西发展,并要求离线你那率先往鄂东发展。当时鄂东存在部分顽军,但是其中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日本攻占,所以主席要求李先念即令现有力量发展鄂东。主席所讲的“随着日寇进展向前推进”是很精明的战略——日本往前扩大地盘同时,我军恰恰可以充分利用日蒋矛盾、把握战略时机在敌人兵力空虚的乡村大力发展革命力量,这样既发展了革命力量,又有利于不受蒋介石顽军的束缚。

  日军结束豫南作战后,国民党顽军妄图“清剿”鄂东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挺进纵队决定针锋相对,主动出击,粉碎顽军进攻。李先念令第二、第三团同时东进,与第一、第九团会合,首先打开鄂东局面,尔后回击鄂中顽军。”“打开鄂东局面,必先痛击侵占大小悟山的顽第十九纵队程汝怀部,恢复这一战略要地。”(《李先念传(1909-1949)》,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做出主动进攻鄂东顽军、打开鄂东局面的决定之后,李先念指挥了大悟山战役。“西面,纵队第二、第三团从安陆赵家棚出发......为了隐蔽企图,担任主攻的第二团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立即由樊家畈展开攻势,首先扫清沿途顽军,然后将部队分作南北两路......东面,挺进纵队第一、第九团从(黄)陂(黄)安南地区出发,经夏店西北的朱木岭进人大悟山,与第二、第三团相呼应,由东向西展开攻势,先后控制了大马义、将军寨、杨家山、曾家冲等大小悟山东线阵地。当晚,第二、第三团成钳形攻势由西向东,第一、第九团由东向西出击,占领了各要点。顽军见新四军两面攻击,行动迅速,攻势凌厉,被迫向望府山、歪歪寨、新屋畈、白果树湾退缩,新四军遂将其包围。”(《李先念传(1909-1949)》,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之后,李先念下达总攻命令。“这次战役,全歼顽第十九游击纵队特务大队,并将其第四、第五支队大部歼灭,俘第四支队长刘亚卿以下官兵两千余人,完全恢复了大小悟山根据地。从此,大悟山便成了边区首脑机关新的指挥阵地。”(《李先念传(1909-1949)》,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先念在鄂东的发展,震慑了蒋介石、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主席先后在给周恩来的电报表示:“大别山方面,我李先念正向鄂东发展,桂系已应付不暇。”(《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5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皖东桂军被日寇打得七零八落,李先念在鄂东有新发展,中央军之莫树杰八十四军忙于应付;陈大庆在鄂中,仙洲在淮北亦无能为力。各方皆有停顿之势。再过两个月欧战大打、南洋紧急,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他实际是欺软怕硬的!”(《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5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李先念部所占地区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送到那里去,同时请立即开始注意在湘西、鄂西、川陕边等处布置小的武装根据地。”(《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5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主席这一战略规划,确实一箭三雕——既发展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力量,又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还为中共在鄂东这一重要战略要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毛主席在2月1日电报还提出了注意开辟威胁日本重地的沪杭甬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并提出了服务于他的政治谋略的“战略反攻”准备内容,例如准备将来向......赣东北发展”“江南第四个战略基地是闽浙赣边。该方有三个藏有少数武装与民众甚好的小根据地,你们目前应开始了解该方情况小姚曾有详报,如你处没有可转给你们。该地目前是加强地下工作,准备将来武装起义,恢复过去公开根据地。”“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并应准备于一年内消灭反共军聚集大量武装力量的地方,但你们应把这地方看作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他在总任务上的作用是出干部、派军队向西边南边去的地方,好像汉高祖的关中。我们现在有华北、苏鲁及南方(闽粤)三个大的战略根据地。华北的任务是出陕、甘、川、云、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

  这些乍一看很惊人的“打到国统区内部”的部署,实际是毛主席要全党做好应付最黑暗局面的充分准备、保证全党不对蒋介石抱有丝毫幻想、抵制“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谋略在军事上的表现。主席2月2日强调:“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苏鲁两省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歼灭之’。”(《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5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5月3日,主席强调“关于机动部队准备事,须能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致放松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注意力,以及耗费太多的经费。”(《毛泽东军事年谱》,第35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这是当时情况下兼顾政治警惕与军事各方面任务保障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方针。

  综上所述,毛主席1941年2月1日电报,至少有六大战略意义:一、保卫了苏北、淮南革命根据地;二、政治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党的罪恶;三、为中共在皖南、皖中、皖西、鄂东等重要地区扩展战略空间提供了必要指导;四、军事上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军的嚣张气焰;五、成功服务了粉碎全党对蒋介石幻想、抵制“右倾翻案风”的政治目标;六、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治、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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