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高华的颠覆史学点评㈠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头一章的标题是“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内容主要是对毛泽东进行“追根溯源”的批判。这一章的第一节，提出的议题是:“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农民党”和“军党”问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对于革命中坚力量的认知，以及军队与地方党之间的组织关系问题。“毛泽东个人独裁”，则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批评或批判。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担任“第一把手”的履历，应从1927年秋收起义任湖南省委前委书记开始，到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解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为止。此后直到遵义会议，他实际上是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没有话语地位和权力。既或是在遵义会议到1936年12月6日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团主席之时，他也不是“一把手”。

　　所以，对毛泽东“独裁”指责的时限，应该集中在1927年秋到1932年10月。

　　关于“农民党”问题，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红》书)，基本叙事还算公正，只是结论先行了一一“在毛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一一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1]

　　这是在讨论政治和学术问题，言之要有据。情绪表达之类难以界定和核实，不宜为证。

　　“农民党”的问题，在当时尚属幼稚的党来说，是一个带普遍性的认知问题，八七会议后的中央与在实践和探索中的毛泽东有不同的认知，是很正常的，也没产生大的争议和分歧，这个问题也是在革命实践逐步达成的共识的，在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有高度共识的。而且，毛泽东在这类根本问题上，还是在实践和理论的先行者，探索者和创造者。其贡献是无人能够置疑和动摇的。

　　至于“军党”问题，倒真还值得展开一说。

　　所谓“军党”问题

　　一

　　共产党人最早开始抓军队，始于1924年“铁甲车队”及后来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叶挺独立团”。那时，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是由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一一也就是地方党组织领导军队。大革命失败的八一起义，则是中国共产党委派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和指挥的。这个时候所谓“军党”问题还不算突出。但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以及各地频频发动的武装起义对“正规武装力量”的需求，军队的游动性大为增加，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相互关系，就成了一个相对突出的问题。

　　最早遇到这个问题的是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参加湘南起义时。时任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曾经提及:

　　红军在湘南的时候[2]，各县县委都要指挥，不告以敌军实况，使其同敌人打硬战。军队的给养要军队不管，实际上苏维埃多没有办法善为维持，红军到处感到困难，所以发现朱德同志说话“在军事行动的时间，军队要管理政府与党。”[3]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余部转战期间，原来的起义前委已不复存在，他们只能间断的接到中央指示。那时候地方没有政权，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也不明确。中央指示也是要求他们把军队当作“助成工农暴动只能当做工农武装的副力看”[4]，并没有给赋予建党建政的任务。1927年11月，毛泽东作为湖南省委委派的前委书记率秋收起义幸存的武装上了井冈山，迄至2月间，初步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5月间，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经湘、贛两省省委批准，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毛泽东任书记。而此间成立的红四军，也是受特委领导。属于“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一个先例[5]。因红四军活动范围仅限于此间，“军党”问题仍然不算突出。

　　然而，此间的红四军主要在湘赣边界活动，实际上稍微远出，就有受湘赣两个省委中哪个领导和指挥的问题。而这两个省委机关均建立在自区的城市，自身安全也经常受到威胁，甚至屡屡被敌人破坏又屡屡重建、迁徙，与边界特委和红四军沟通相当困难，主要靠党内交通或巡视员巡视[6]。因此也造成了诸多矛盾和“三月失败”、“八月失败”这样的重大损失。红四军于1929年1月下井冈山后，先后转战于赣，闽、粤诸省，与地方党组织也产生了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经过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化了的认知，于1929年底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了红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性质，赋予了红军“三大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使命。

　　这个决议，在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作出了这样的界定:

　　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

　　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地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7]

　　但这还不是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界定，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界定，是在1930年2月间在古安陂头召开的“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才得到了相对清晰明白的解决:

　　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的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他的工作。但不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他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上行使指导的职权。[8]

　　说白了，就是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最多是指导关系，而不是指令关系。

　　应该说这是一个创造——所谓“军党”问题，实质要面对是两个极端：军队包办一切，象军阀们一样到处派官委官，包揽地方事务;军队只管打仗，群众工作和建党建政和建立地方武装一概不管。而“古田会议”和这次联席会议对提出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军队性质、军队与地方、乃至人民群众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

　　这次会议议定的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关系界定办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9]

　　高华在《红》书中所言的“军队的作用如此显著，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了”[10]的结论，实际上是对不上榫头的。《红》书中举证的“八月失败”后解体的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在红四军回师后又很快建立起来，并不是军队直接委派，而是湘赣边界特委(党时的特委书记是谭震林代理)在红四军配合下进行的——当然是军队为后盾的前提下完成的。而且并没有产生出“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的普适章法来——从中共中央到毛泽东本人，都是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且有严格界定的，军地两方都属各各自的领导系统，互相不能交叉领导!

　　至于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根据地建设发展中形成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方式一一同级的军队和地方的党组织的领导者，往往是兼职，在“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时代，这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是在这个时期，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受组织的关系，基本上仍是遵循的这个原则。

　　二

　　高华在《红》书中还援引了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批评”以及“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实际上指的是《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中的这些内容：

　　你们几月来所到的地方未能尽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在你们所经过的地方，土地没有没收没有分配，苏维埃的政权亦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群众选举的基础，因为你们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所以你们的军队一旦退走革命的胜利亦多半随之而失败，尤其是在湘南的时候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在你们军队的本身上说，现在还是一种国民党时代的雇佣式的军队，未加以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

　　……

　　在政权方面，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政权，苏维埃是群众直接的政权，因此必须经过群众或群众代表的选举，禁止党部或军队委派苏维埃，党对苏维埃的关系必须经过党团作用，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11]

　　其实这个批评是有问题的:

　　一、毛泽东率军上井冈后，一直在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比如酃县中村、桂东沙田、永新塘边的分田试点。土地革命是个大问题，必须在充分且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正确的政策才能“彻底执行土地革命”。而此间的毛泽东一直在关注和亲历亲为地在做这项工作一一比如在1928年5月在塘边40天调查后拟定的21条分地纲领[12]。而且，在此期间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表示:“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部使深入的策略.....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工夫来做这些事比较的有意义的多”[13]一一中央高层在坐而论道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深入实践了。

　　二、所谓“在湘南的时候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其实也与毛泽东无关一一那是湘南暴动的组织者和湖南省委的问题。甚至朱德、陈毅的责任也不大。连县委都可以指挥的朱德、陈毅所部，根本阻止不了主张烧杀政策的湘南特委的“佑魅主义”[14]。（那段日子湖南省委巡视员周鲁来井冈山，误传了中央政治局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处分，毛泽东连党的会议都参加不了，被迫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改任师长，他能影响能干预省委的指示?）

　　三、至于批评“苏维埃的政权亦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群众选举的基础”，也是过期皇历，井冈斗争初期“二占茶陵”期间(1927年10月)，的确有过委一个县长，军队派队(陈皓率一团)驻守的事情，但很快就出了间题一一团长陈皓企图叛变投敌，毛泽东率兵来茶陵粉碎叛变阴谋后，立即布置了建政工作，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因为当时来不及召升工农兵代表大会，只能由各界推选代表组成苏维埃政府，推选出来的主席是学徒出身的印刷工人谭震林[15]。尔后，又相继建立了遂川、永新、宁冈的苏维攻政权。迄至中央的这个批评发出之时，湘赣边界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又通过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权。[16]

　　在实践认识真理，通过事实来探索和寻求选择办法的人们，较之于写信来指导工作，还是要敏捷得多!这是在同一信仰和宗旨下产生出来的意见分歧!高华望文生意加诛心臆测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17]，实际上是家长里短的市井之见，以及驴唇不对马嘴的小肚鸡肠！

　　注释

　　[1]高华:《红太阳是怎梓升起的》第1页，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11版。

　　[2]这是指朱德率部上井冈之前的湘南暴动时时期，湘南地方党指挥朱德、陈毅等所率南昌起义余部，因朱陈对湘南地方党烧杀政策的反感，地方党甚至开会也不让朱陈等参加。

　　[3]《杜修经向中共潮南省委的报告一一红军情形、湘疑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1928年6月15日)》，《宁冈，井冈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第15一第21页，中共宁冈县委会党史办公室编辑。

　　[4]《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1927年12月2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一）》第1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5]湘赣边界特委从1928年5月成立到11月上旬，同时隶属湖南、江西两省委。11月6日，中共井冈山前委成立后，隶属井冈山前委。1929年1月4日，经特委与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特委政治上受前委指导，组织上与湖南、江西两省委发生直接关系。1929年9月25日起，隶属于江西省委。1932年2月在吉安陂头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五、六军军委和赣西，赣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赣西、赣南和湘赣边界三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湘赣边特委遂告结束。

　　[6]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介绍，1927年10月2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派罗亦农、王一飞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此后迄至1931年8月，王一飞、任卓宜、任弼时、贺昌、杨福涛(未到任)、宁迪卿、廖保庭、宁迪卿先后就任成代理省委书记，最短的任期1个月不到。其间省委于1928年5月、9月、1930年5月三次遭到破坏，先后迁往过上海、武汉、湘阴、益阳；江西省委分别于1927年10月、1828年6月、1929年11月、1930年5月四次遭到破坏，每遭一次破坏就换一次省委书记(汪泽楷、陈潭秋、陆沉、冯任、张世熙，沈建华、张国庶先后担任过省委书记，任期最少的仅1~2月)。

　　[7]《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第39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4月。

　　[8]《前委通告第三号一一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1930年3月18日发于赣州城郊楼梯岭)》，《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第340一第34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9]这次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议决的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于1930年4月24日，为中共中央来信基本认可(但没有包括“共同前委”对地方党的指挥)：“最近五军政委滕代远同志来，得悉你们已将中央原来计划编成第三军的部队成立了第六军，而且四、五、六军已取得联络，由最高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指导机关的总前委。大体上中央认为都与目前对红军的中心任务一一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向外发展、猛烈扩大，是相符合的。”（《中央给四军前委并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1930年4月2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二）》第801一第8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当年6月中旬，“共同前委”改为“红一路军前委”(王强:《1930年红一、三军团、红一方面军革命实践活动大事记实》。《罗坊会议》第406~第40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1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6页，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11版。

　　[11]《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一）》第353一第3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中央的这封来信，毛泽东、朱德于当年11月才收悉。

　　[12]余伯流、陈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162~第164页，余伯流，陈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2007年6月第2版。

　　[13]《中共江西省委转来毛泽东的信（1928年5月19日）》，《宁冈，井冈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第57~第58页，中共宁冈县委会党史办公室编辑。

　　[14]陈佑魁(1900~1928)，男，汉族，湖南麻阳人。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夏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26年7月改任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部长。8月调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湖南省委会议，参与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并兼湘南二十四县农民暴动总指挥。1928年1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联络，参与领导发动湘南起义，1928年2月在衡阳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3月湘南苏维埃政府成立，被选为主席，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肃清反革命等运动。他是湘南革命斗争的著名领导人，是湘南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后因对“左”倾冒险错误导致的郴州反革命暴乱事件而负有领导责任，暴乱平息亦被撤职。4月初他转去长沙向湖南省委检讨汇报工作，不幸被捕于长沙。1928年4月19日，赴刑场时，沿途高呼口号，刽子手用刺刀刺他的嘴，仍呼不绝口，并以鲜血喷向敌人。4月19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

　　[15]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103页，余伯流、陈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2007年6月第2版

　　[16]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107~186页，余伯流、陈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2007年6月第2版

　　[17]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1页，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