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民：苦难叙事还是历史虚无？

　　苦难叙事还是历史虚无？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重评前三十年的“艰苦”与“受苦”

　　加民

　　一、引论：文艺观的分野，是历史观的分野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了现实主义文艺的至高标准：“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阐明：“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用这两把标尺来衡量近几十年来文坛上泛滥的“苦难叙事”，其谬误与险恶便昭然若揭。

　　这些作品以“反思”为名，以“真实”为旗，却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要求。它们不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而是在扭曲的环境中制造伪典型；不是让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在情节和场面中自然流露，而是将资产阶级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强行灌注；不是运用阶级分析法把握历史的本质，而是抽掉阶级立场、消解人民主体；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从个人恩怨出发、向历史虚无投降。

　　本文试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武器，对前三十年的“苦难叙事”作一系统的文艺学批判。

　　二、典型环境的扭曲：局部苦难如何被放大为时代底色

　　“典型环境”不是任意截取的环境碎片，而是能够体现时代本质、社会主流和发展趋势的历史总体。

　　前三十年（1949—1978）的典型环境是什么？是刚刚从百年屈辱和战乱废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面对帝国主义封锁、国内一穷二白的困境，亿万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两弹一星”等科技突破，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这是一个在极端困难中创造辉煌、在封锁围困中开辟道路的时代。它的主流是创业，是建设，是跃迁，是民族精神的空前高涨。

　　然而，“苦难叙事”的写作者们却刻意选取某些特殊年份、特殊地区的困难，将其涂抹为整个时代的“典型环境”。他们笔下的中国，仿佛三十年间只有饥饿、只有批斗、只有灰暗。这种叙事策略，在文艺学上犯了以局部代替整体、以支流冒充主流的根本错误。

　　恩格斯批评哈克奈斯笔下的伦敦东区工人“不是时代的典型”，因为那是“消极的群众”，不能代表工人运动的主流。同理，“苦难叙事”所呈现的环境，也不是前三十年中国的典型环境。它把探索中的曲折、建设中的困难、运动中的偏差，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大为时代的全部。这不是现实主义，这是反现实主义；这不是“真实地再现”，这是有选择地歪曲。

　　典型环境的扭曲，必然导致历史本质的遮蔽。 当读者被反复灌输“那三十年只有苦难”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正当性便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了。

　　三、典型人物的异化：从“建设者”到“受难者”的阶级置换

　　典型人物的价值，在于其是否具有“典型意义”——即能否代表特定时代中某一阶级、某一社会力量的本质特征和精神面貌。

　　前三十年涌现出的真正典型人物是什么？是“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是隐姓埋名戈壁滩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是扎根边疆、建设兵团的几百万青年。这些人物，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代表，他们的精神气质——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改天换地的豪情——构成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主流精神面貌。

　　然而，“苦难叙事”中的“典型人物”是什么？是被抽掉了阶级属性、理想信念和集体归属的抽象“受难者”。他们不再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而是“被时代碾压的个体”；不再具有改天换地的能动性，而是“命运无常的被动承受者”。这些人物被刻意塑造为去阶级化、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普遍人”，仿佛他们的遭遇与那个时代的伟大实践毫无关联，只是“无妄之灾”的随机降临。

　　这种人物塑造的异化，在阶级分析法看来，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艺观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文艺观的偷换。它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主体，降格为历史车轮下的“蝼蚁”；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豪迈，改写为小人物“苟活”的悲凉。这些“受难者”不具有真正的典型意义，因为他们不代表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主流，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他们只是作者主观倾向性的传声筒，是历史虚无主义观念的图解工具。

　　恩格斯强调，作者的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作者不必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苦难叙事”却反其道而行之——它的人物不是从典型环境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先有了“前三十年是苦难”的预设观念，再按照这一观念去裁剪人物、编造情节。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坚决反对的。

　　四、阶级分析法的缺席：文艺为谁服务？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是鉴别文艺作品立场的重要标尺。

　　用阶级分析法审视“苦难叙事”，我们必须追问：这些作品是为谁服务的？它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

　　前三十年，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主、建设国家的三十年。这段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是人民群众书写的史诗。因此，反映这段历史的文艺作品，理应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歌颂他们的奋斗，记录他们的创造，总结他们的经验，鼓舞他们的后代。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创作路线。

　　然而，“苦难叙事”的立场显然不在人民群众一边。它们站在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以个体一时的得失委屈，否定集体事业的宏大意义；以局部的困难和曲折，否定整体的历史进步。它们把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歪曲为“无意义的折腾”；把亿万人民自愿投身其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描述为“被迫的受苦”。这种叙事，本质上是对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否定，是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消解。

　　更进一步，这些作品在传播效果上，服务于谁？它们迎合了西方话语体系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妖魔化叙事，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文艺注脚，为解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情感素材。当一代年轻人被这些作品洗脑，认定“前三十年只是黑暗”时，他们怎么会认同今天的道路？怎么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文艺渠道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

　　阶级分析法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从来不是超阶级的。“苦难叙事”的泛滥，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一定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诉求在文艺领域的集中表现。它们与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遥相呼应，与国内某些势力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一脉相承。

　　五、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不是“高于”，而是“低于”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里的“高于”，是指艺术应当提炼生活的本质，把握时代的规律，展现历史的发展趋势，从而比零散的生活现象更深刻、更集中、更具普遍性。

　　“苦难叙事”却把这个原则颠倒过来了。它们不是“高于生活”，而是“低于生活”——它们只抓取生活中的苦难表象，却丢失了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只呈现个体的悲欢，却遮蔽了时代的洪流；只渲染阴暗的色调，却过滤了光明的成就。

　　前三十年当然有困难，有曲折，有值得反思的教训。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要求的是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历史眼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应当既写困难又写克服，既写曲折又写前进，既写探索中的代价又写探索中的收获。这样的作品，才能帮助读者把握历史的本质，汲取前行的力量。

　　而“苦难叙事”呢？它们割裂了历史的前因后果，抽掉了事件的社会条件，屏蔽了成就的主流声音。这不是“艺术高于生活”，这是用片面的“生活真实”来反对整体的历史真实，是用现象的罗列来否定本质的把握。这种创作方法，在文艺学上属于自然主义的变种——它看似“客观记录”，实则是最主观、最片面的意识形态操作。

　　恩格斯批评那种“把现实主义降低为平凡琐事”的倾向，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揭示“历史的必然要求”。“苦难叙事”恰恰犯了把现实主义降低为“苦难展览”的错误。它们不揭示历史的必然要求，不展现时代的本质规律，只是堆砌苦难的细节，制造悲悯的情绪。这种“低于生活”的文艺，不仅不能帮助人民认识历史，反而会把人民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

　　六、典型意义的重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叙事？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要求文艺作品具有典型意义——即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映时代的本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发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

　　重写前三十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文艺作品：

　　在典型环境上，要真实再现“一穷二白但意气风发、封锁围困但自力更生”的历史总体，既不讳言困难，更彰显成就；既正视曲折，更肯定前进。

　　在典型人物上，要塑造王进喜、焦裕禄、雷锋式的建设者群像，展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色与精神风貌，让人民群众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而不是“受难”的配角。

　　在主观倾向上，要让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而不是通过说教或悲情渲染强行灌输。

　　在阶级立场上，要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运用阶级分析法把握历史的本质，抵制一切消解人民主体、否定党的领导、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艺术方法上，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提炼生活的本质，创作出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的作品。

　　结语：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正本清源

　　“艰苦”是为了远大目标和整体利益而承受的生理与心理重压，内含着理想信念的炽热；“受苦”是抽掉理想信念后个人主义视角下的无谓损伤，散发着历史虚无的阴冷。

　　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审视，“苦难叙事”的荒谬在于：它扭曲了典型环境，异化了典型人物，暴露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背离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正确路线。它的险恶在于：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瓦解理想信念，动摇执政根基。

　　历史不容解构，英雄不容亵渎，人民创造的历史不容否定。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武器，正本清源，重塑前三十年革命和建设岁月的历史叙事，让后人知道：那三十年不是“受苦”的悲歌，而是艰苦创业的英雄史诗；那一代人不是“受难”的蝼蚁，而是改天换地的主人。

　　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真正作品。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