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县“五七干校”小记

　　起始

　　1950年代末，毛主席就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期望通过干部下放劳动的方式——“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具备劳动能力者，每年应抽出部分时间投身于农业生产，亲身参与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非一般干部)同样适用此规定”——以增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从而减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老爷作风，使党群关系焕发新气象。1958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

　　之后，从中央到部分省委不接地气的一众新官僚，与毛主席的思想和地县以下干部及人民群众就渐行渐远。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说，就是中央出修正主义了。在高层，毛主席几乎是孤军奋战，双方的矛盾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公开对抗。1964年底，刘、邓一个不让毛主席参加中央会议，一个不让发言，逼得主席拿着《党章》和《宪法》进入中央会议的会场，和他们理论。

　　1966年，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再次强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随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8年5月7日，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机关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进入干校，一面学习中央精神、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改造思想。一面在可知、可控的范围内，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锻炼身体。

　　嵩县西岩山“五七干校”的校舍，是1970年代农村最具特色的房屋建筑，被人诬称“牛棚”

　　以下部分摘自《嵩县革命委员会始末》

　　1968年底，嵩县通过初步清理阶级队伍和试行整党建党(试点试行)，反文革势力受到上级批判，结束了动乱局面，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

　　1969年1月，县革委会在闫庄西岩山(也叫大山、西山、磨钟山)，征用荒山荒坡，成立“五七干校”(此后，嵩县先后开办五七学校，五七小学，五七中学和五七大学)，由性格平和、工作稳重的老干部陈国干任常务校长。西岩山脚裴岭籍的干部裴保乐随同协调，前几期学员都住进了附近几个生产队社员的家里。县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及以下领导干部，无论是文革势力，还是反文革势力，都轮流到干校学习，参加劳动锻炼。

　　魏社伟回忆，1970年春，我们几个十三四岁的戏校学生随县剧团到西岩山，演出《收租院》。山上有一座小庙，两间房子大小。还有一颗白果树，我们大小七八个人，手拉手也搂不住树干。那时，五七干校已经在这里开办了一年，学员也从附近群众的家里搬到自己建的校舍，都是土坯墙、茅草顶。干校有一个卫生室，也方便了附近的群众，有的社员多年顽疾也治好了，其中有裴村王铁女、王守梦的母亲。医生是县医院的李献文、胡全月夫妻俩，他们都是县医院最好的医生，对我们也很好，每次到卫生室，都会给我们几片薄荷片。

　　我们在山上住了半个月，不演出时，也和干部们一起学习劳动。学习就是在会上，一个人读读报纸、文件，大家一起讨论。也有人在会上做斗私批修，检讨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除了学习，他们也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那时，正在山坳处修一小水库，人来人往的运土，也有几个人用绳子拉起木墩，拋向空中，用力砸向地面，夯实土层。到处热热闹闹，没人督促，人们都自觉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干校没有围墙，大家也很自由，休息时间，就悠闲地到处走走转转。大家都是乐呵呵的，不像后来有人说的苦哈哈的“劳改牛棚”。

　　他们也种庄稼，也种一些豆角、窝瓜等蔬菜，自己吃。我们也在山上种了萝卜，秋天上山收时，尽管收成不是太好，我们也很高兴。

　　党的九大以后，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一打三反"、斗批改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嵩县风清气正，干部群众意气风发，正要大干快上之时，1971年，“王新路线”笼罩了嵩县。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王新对文革恨之入骨，亲自窜到嵩县，骂嵩县革命委员会常委是“什么长尾短尾!”县革委会主任、共产党嵩县核心小组组长姬庆厚和革委会副主任乔良宏被撵出嵩县，文革势力被压制，形势又一片混乱。

　　1973年，党中央把王新定性为林彪死党，姬庆厚第二次返回嵩县，着手治理嵩县的乱像。“储存在”五七干校的学员，也根据表现和需要，陆续调回，充实到各类各级生产指挥部。一方面继续斗私批修、学习改造，一方面发挥他们的组织指挥能力，参与生产建设。嵩县大桥建设工地指挥部就有七八十人。他们中间，有的任指挥长，如县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嵩县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闫侠东(文革势力，日记：王新路线时期，压力很大)，王正宣(反文革势力)，栗子坪电站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振民(反文革势力，1974年标语“李振民是嵩县王新路线的死党!”南街大队群众送往工地的大字报，被姬庆厚截回。并规定，以后再有大字报，直接送县革委会。对闫侠东和李振民，我是很尊敬的)，吴村大桥指挥部指挥长范春(反文革势力)……但在工农兵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主人翁、当家做主的十年文革时期，干部们一样也要接受群众监督、批评甚至批判，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1976年10月，嵩县五七大学财会班从商业、医药、粮食、税务、供销系统招收四十三名学员，卢平记是学员之一。学习内容有：财会业务，时事政治，两条路线斗争史，毛泽东选集，学后都写出了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12月，到西岩山五七干校参加为期半月的劳动锻炼，修梯田、修水坝、修路，植树等。干校立有伙房。这时，干校的茅草房已经不在，代之的是一二十间砖柱土瓦房，但仍然没有院子。

　　半个月后他们下山，成为嵩县五七干校最后一批学员。此后几十年，他们都是县直单位的财务骨干，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977年，形势开始反转。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全国五七干校停办。至于干部们是不是还在改造思想，已经不知道了，只是很少再看到他们参加劳动。

　　文革结束后，文革势力遭受彻底挫败。改革开放后说毛主席错了，王新不是林彪死党，又给王新平反。反文革势力又掌控了嵩县局势，没有改造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置邮传命，死灰复燃，开始侵蚀刚刚形成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工农兵逐步被淡化，工农联盟形同解体，工人、农民逐渐成为弱势群体。嵩县的社会风气日渐腐败，工农业生产也日渐颓废。再后来，新的产业开始兴起……

　　2025年7月5日 星期六

　　附：干部学校与战犯管理所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做到了。但对人思想的改造，却没有如他所愿：

　　还在解放战争进行期间，随着被捕的国民党将领越来越多，毛主席就提议并决定，在全国各地成立战犯管理所，把大大小小的战争罪犯集中管理起来，采用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办法，不审不判，一个不杀，从思想上根本改变他们的人性。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国民党的将级军官，他们互称同学，统称学员，享受着比管理人员还高的生活待遇，一面学习，改造思想;一面劳动，锻炼身体。

　　最初，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对管理人员各种刁难，拒绝改造。管理人员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关心他们生活学习，治好他们身体上的陈疴顽疾的同时，按政策，在思想上对他们进行严肃艰难的改造，终使他们主动交待自己了的罪行，并集体给毛主席写信，感谢毛主席对他们的再造之恩。十年后，他们陆续获得特赦，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新人，主动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此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对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希望大家不要在不拿枪的敌人糖弹进攻面前败下阵来。建国几年时间，不健康的风气就开始抬头，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规劝。

　　但在战争年代，他们谁不听主席的就是死路一条。如今高高在上，听话就要放弃特权，很辛苦，很难受;不听，反而可以轻松地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很享受。

　　所以，部分干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的)，与部分大知识分子把持中枢，不接地气，自以为是，一唱一和，欺上瞒下，另搞一套。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工人农民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毛主席和地县以下干部及人民群众渐行渐远。1962年开始，矛盾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限制毛主席开会、讲话，逼得毛主席不得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促使他们继续为人民服务。

　　1969年，由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率先发起的“五七干校”迅速风行全国。与功德林管理所的学员相比，“五七干校”学员们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间，让他们在可知可控的范围内，学习改造思想，劳动锻炼身体。结果是，国民党的学员由鬼变成了人，对毛主席感激不尽;而党内干部及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学员仍然恶习不改，一步步由人变鬼。毛主席在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匿怨而友其人”，衔怨怀恨，且夹着尾巴写检查。在毛主席去世后，他们不但不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五七干校”也成了毛主席“迫害他们的罪证”。他们公然翻案，变本加厉，极尽构陷、污蔑、谩骂之能事，虚无历史，污毛去毛，败坏党的威信。把初步风清气正的社会搞的乌烟瘴气，道德水准跌入最低谷。

　　可见，对于毛主席来说，改造人性（思想、世界观）要比改造中国、改造世界还难，尤其是对曾经的“同路人”、所谓的“胜利者”的改造，尤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