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善良的国人小心了

　　干革命不容易。武昌起义是一次突然的胜利，几十天之间，革命党人迅速奄有南方半壁江山。但是，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也突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需求。革命党人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要兴师北伐，处处需要经费，其总数，当以亿元计。不幸的是：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列强又迅速控制了海关税款，这就使得原来并无财源的革命党人碰到了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财政困难，孙中山才决定暂不回国，先赴巴黎、伦敦借款，但是，革命军尚在和清政府对垒，胜负难明，西方的资本家采取“金融中立”政策，不肯轻易解囊，孙中山空手而归。

　　孙中山未到上海前，就传说他挟有巨款；一到上海，被记者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带回了多少钱来支持革命军。未料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孙中山不得不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找寻办法。

　　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谈即在进行。孙中山归国后，虽然同意继续进行和谈，以便兵不血刃地光复全国，但在和议过程中，他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直捣北京，以战争解决问题。南京临时政府前后进行的合办汉冶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借款谈判，本意都在于取得一笔经费，支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发放南京附近革命军队的军饷，同时也支持北伐。但是，却迟迟不能到手。合办汉冶萍公司之议遭到临时参议院和张謇、章太炎等人的强烈反对，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的借款谈判也困难重重。2月初，孙中山、黄兴不得不转而以租让满洲为条件，要求日方紧急提供1000万元借款。孙中山当时的计划是，一面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一面筹措军费，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继续排袁”。但是，这一谈判，也由于日本陆军大臣的反对，没有成功。其后，孙中山又企图以全国赋税为担保，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50万英镑，也未获结果。这一时期，南京临时政府还进行过其他一些谈判，除与日本大仓洋行进行的“苏路借款”谈判，获得300万元外，其他均告失败；孙中山委托日人设立中央银行的计划也中途取消。

　　由于缺乏经费，南京临时政府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

　　孙中山对短期内获得借款绝望，不得不接受和议。2月12日，清政府宣布溥仪退位，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固然反映出革命党人对袁的本质认识不足，希图取得廉价的胜利，但是，其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无力支付为争取彻底胜利所必需的代价。国家为什么乱成了一锅粥？这罪责不在已经下台的孙中山头上。

　　在南京临时政府洽借外债期间，袁世凯受清廷之命成立的“临时共和政府”也在积极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

　　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于3月9日获得银110万的借款。5月7日，继获银300万两。6月12日，再获银300万两，6月18日，又获银300万两。孙中山得不到的，袁世凯却比较容易地得到了。然而，这钱是那么好拿的吗？列强借钱给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吗？

　　于是有二次革命。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8月2日，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但等孙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局势已经失去控制。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这二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

　　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纪律全无，几如一盘散沙；要想打败袁世凯，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所谓之“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也就干脆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这就有点过分了，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这样赤裸裸的搞个人独裁，不免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人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钮永建等人都纷纷拒绝参加。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也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在得知盖手印一节后，或闻风远逸，或罢工杯葛，最终使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什么重大作用，除了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外加若干次失败的小行动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后的民国政局中被基本边缘化了。

　　现在说回中国的真正掌权人袁世凯。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其实，如果没有袁世凯以强大的新军逼迫清室退位，孙中山就这么容易打到北京了？当然，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清人修明史，就把明十四帝写得没一个好的。国共双方自然谁也不会对袁世凯有什么好感。但事实上，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假如不是因为帝制自为而身败名裂，袁世凯实在是有可能成为统一中国的中兴的功臣。

　　袁世凯早在前清就是功勋卓著的改革派。建立民国以后，袁世凯积极整顿财政，统一币值（发行“袁大头”），颁布法令促进经济增长。向来人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是因为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没有人会将这种经济繁荣的功劳算在袁世凯头上，但统计数字表明，在袁世凯当政其间，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中国历史往往被写成政治史，甚至是帝王将相史，其实袁大头之发行，意义极其重大，远胜种种革命。

　　我再强调一遍，国人著史，总爱把历史之变迁，大国之兴亡，归结于某个人的品质或者决策。例如吴梅村就说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又如后人指责袁世凯称帝，以致国运败坏。这是幼稚之论。论史者往往身在局外，不知道局中的感受，其实是无可选择的。就是说，无论当局者个人品性如何，政治智慧如何，都无法逃过天命。

　　袁世凯称帝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其时地方各自为政，盗匪横行，社会动荡不安（如白狼起义），中央政府极不稳定，同时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瓜分危险。面对这些困境的任何统治者大概都会倾向于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来强行推行“统一”--后来的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都是走的这条路。可是这种强硬的集权政策却不得不面对新生的“民主共和”体制，后者天生就是集权的敌人。在意识形态上，传统的效忠王权的观念已经崩溃，但新的意识形态也很难建立起来（只有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才在意识形态上真正统一了中国），所以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很不稳固，于是政治效忠问题成了政治稳定的大问题。对于袁世凯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效忠于一个人，比忠于国家或忠于抽象约法更易于理解，所以，袁世凯复辟帝制固然有其政治野心的原因，同时也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效忠问题，通过帝制赢得民众对他的效忠，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手段击退他的竞争对手。而他的失败，民主力量的反对虽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列强并不乐于看到中国的统一。

　　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驻俄国伦敦大使致俄国外交大臣的报告，所署日期是1912年3月14日，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后来，袁世凯上台，有把中国变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之虞。……目前只能采取一种施加影响的方式，即控制中国国库。”列强之间（不包括美国）有一个共同的阴谋，就是用控制中国财政的办法来继续控制中国，抑制中国在袁世凯的统制之下强大起来的趋势。而当时的袁世凯也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向列强借钱，让他们控制监督财政。

　　袁世凯的政府一上来就借钱，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晚清七十年清政府一直和列强打仗，而且每打必输，每输必割地赔款，中国已经成了列强名副其实的“超级提款机”，不止根本没有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现代化事业，甚至连基本的财政都无法维持。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财政更加紧张。这时候各省将以前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临时中央政府再也罗掘不出什么财源了，而要用钱的地方反而更多：不止要维持中央政府，还要遣散民国初年迅速膨胀的地方军队，收买满清王公对民国的效忠，保证旗人和王室的生计（这些是清室退位的条件）。袁世凯无力也不愿用武力来重新统一外蒙，所以他不得不用金钱收买一些蒙古王公，保持他们对中华民国的效忠。当然，袁世凯还需要用钱收买众多政治上的反对派，笼络自己众多手下。财政上的困难逼迫袁世凯签下了屈辱的借款条约。开始他还顶着压力和列强周旋了几个月，不肯答应列强监督财政用途的无理要求（美国就是因为这样的要求违背它的立国精神，退出了银行团），但宋教仁一案意外爆发，革命党积极准备用武力解决，袁世凯急于镇压革命党，为保住自己的总统位子，也就顾不得“国家尊严”了。这就是袁世凯的“恶政”之一--“善后大借款”的由来。

　　袁世凯用他特有的手段保住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他和英国、俄国谈判，以承认外蒙和西藏的自治为条件，使俄国和英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和西藏的“宗主权”。所以，列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看中了”袁世凯，和袁世凯“穿一条裤子”镇压革命党。相反，他们费尽心机，使出卑鄙的手段压榨袁世凯的临时政府。在英国、日本的指使下，列强到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前三天才承认袁世凯的政府，这时候离武昌起义已经两年了。

　　那么，为什么几年之后，这些国家又一反常态，极力鼓动袁世凯称帝呢？事实真相并不像它的表面那么简单。当时日本公使日置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多有赞同帝制的表示。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朱尔典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竟用英语尊称袁世凯为“陛下”。

　　的确，日本人是看准了时机，意图以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换取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完全承认。袁世凯在这一点上也想和日本人作交易。可惜，经过一场谈判下来，这场交易没做成。5月25日袁世凯除对第5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及第4号用命令宣布外，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袁却亲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袁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5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咬着牙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据袁世凯的秘书曾叔度回忆，袁世凯于条约签订之后，还在筹划怎样打消条约的效力。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居然还收买了日本国内议会中的反对派对大隈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将大隈吓出一身冷汗。

　　日本人在朝鲜战争上本来就跟袁世凯结了仇，现在更发觉袁世凯并不好操纵，一点也不恭顺，所以他们决定搞垮袁世凯。这政策变化之中隐藏着日本人设计的一个极大阴谋。且看日本人的《黑龙备忘录》中如何设计的：“故为再建中国政府起见，为保持远东永久和平，及为实现日本帝国政策之成就起见，我日当利用目前时机，变中国共和政府而为君主立宪，使与日本之君宪一致而与他国各不相同为起点。变更中国政体，是再建中国时所当采用唯一之主义。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命党及其他不满于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现时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资本之不足。若帝国政府能利用其资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全国，大乱立见。我日如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

　　我现在当然拿不出更多文件来证明日本人的阴谋，但是，从袁世凯称帝之前，日本政府的极力支持、多方表态，到袁世凯接受帝制的关键时刻，日本忽然一反以前支持袁氏称帝的态度，第一个向袁世凯表示反对，真可以说是“始乱之，终弃之。”从常理可知，日本之前支持袁称帝，确实是别有用心。

　　日本人的阴招，其实是偷学中国老祖宗的法子。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也就是曹操逝世的前一年，孙权上书称臣，说曹操是天命所归，劝他称帝，曹操“以权书示外”，把孙权的书信广为宣扬，让大家都知道，目的是听一听群僚的意见。曹操说：“这小子是想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意思是和往火坑里推一样，因为当时虽然汉室衰微，但仍是正统，曹操若是称帝，就是篡位，以致民心背离，落个遗臭万年的名声。日本人研究三国，确实比中国人透。袁世凯还以为日本人是好心，结果一代奸雄，却栽在日本人手上。

　　日本改变态度，指责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1916年1月19日，就在袁世凯称帝不久，大隈重信内阁通过了“要注视（中国）南方动乱的发展”的决议。3月7日，又决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权力，不能不成为帝国完成上述（指日本在华权益）之障碍。为完成帝国的上述方针，要袁氏退出支那权力圈是适宜的”，“对帝国民间有志者同情以排斥袁氏为目的之支那人的活动，并援助资金物品之举，政府不负公开奖励之责任，但默许它是符合于上述政策的”。

　　日本人相中的“反袁的支那人”，既包括宗社党这种复辟组织，也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孙中山为反袁而竭尽全力，很久不见起色，这时候日本送钱送枪上来，真是喜出望外。3月10日，孙中山与久原财阀签订借贷契约，以四川省的矿山权为担保，获得70万日圆的借贷--可孙中山这时候哪有权力抵押四川省的矿山？所以这钱等于是白送的。 4月7、8日夜，孙中山、戴天仇、秋山定辅在秋山定辅宅第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急先锋田中义一（传说中的“田中奏折”出于此君之手）长谈，8日之会谈一直持续到午夜零点。会谈内容虽然至今未完全明了，但至少包括两点内容。一为日本军部同意孙中山购买武器，二为日本在中国驻军对革命党举兵之配合。尤其是在山东日军控制之胶州湾和青岛之东北军起事。孙中山离日之交通亦由参谋本部全权安排，具体由参谋本部中国班长本庄繁中佐负责。参与孙中山这一次反袁“革命事业”的日本军人如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本庄繁（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小矶国昭（关东军参谋长，1944年任日本首相），在1937年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中成了侵华日军的领军人物。

　　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一命呜呼。临死的时候哀叹--“为日本去一大敌”。袁世凯死了也不打紧，但从此北洋军阀群龙无首，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各自的，操纵各派军阀，使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割据使中国内战连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设使袁世凯在世，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吧？

　　有人可能不相信，哪里这么多阴谋！我承认，我的观点完全没有史料支持，完全是从生活常识出发。大家试想一下，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争起利益来，什么阴招都能使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甚至我们自己也没少出过阴招。那么，关乎国家之命运，几亿人口的生死，其激烈争夺的程度，难道比这还不如吗？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田中奏折”，以及一个据说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即日本应将中国分裂为七块的计划，都是查无实据的，但并非捕风捉影。无论如何，中国混乱、无序或分裂对日本有利。即使是专制的袁世凯政府，也不如无政府对日本更有利。支持孙中山，就出于这种逻辑。辛亥革命前日本支持革命党，而革命后去支持宗社党，也是出于这种逻辑。日本全面侵华后，扶殖了伪满洲国、汪伪国民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大大小小10多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却没有把它们合起来，也没有统一币制，也是出于这种逻辑。当时伪满皇帝傅仪还天真地以为日本会把关外江山归于自己，汪精卫也有这样的幻想，最后才知道，只有四分五裂的中国，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不独日本如此。二战后美国在国共之间游移不定，解放军渡江后司徒雷登依然留下来，其目的也不外是制造南北分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