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第一卷）》对1930年8月23日历史的记载对不对？
《毛泽东年谱（第一卷）》记载：“8月23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抵达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会议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和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对中央的这个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打下。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笔者遨游知网时，竟发现某篇年代久远的论文称“中央关于再攻长沙指示”是否存在是“存疑”的、“没有材料支撑”。今天，我们查阅当前公布的历史资料，来看看《年谱》这样写对不对？
笔者的理解：“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包括两种含义：（1）李立三路线要求红军进攻包括武汉、南昌、长沙在内的大城市——按照这一路线，如果打下一次长沙后撤离，那就必须再攻长沙、占据这一湖南中心城市——所以，体现这一路线精神的指示，就是“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2）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并撤离之后，中央继续要求攻打长沙的指示。符合这两种含义者，都是“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
早在1930年4月3日，“左”倾中央就提出了“争取湘鄂赣等数省胜利”。当时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表示：“目前的革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国际帝国主义海军会议的败。全国统治崩溃的加速，工农兵斗争的平衡发展，红军的到处生长与壮大，这却是这一高潮快要到底的特征(详七十号通告)。特别在这一总的形势发动之下，因为某些地域范围更表现经济政治危机的剧烈，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和前途，当然先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广东当然也是一先胜利的区域，然而以全国范围言，当不及扼长江中枢的武汉之更有意义。”“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种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途，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这在你们是已必然明白了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42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这一指示信不仅是关于攻取长沙、武汉、南昌的指示，而且是对毛主席“争取江西一省政权”的稳中求进、“波浪式前进”的军事路线的否定。
中央在1930年5月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也表示：“中国革命更接近最后决战的时机了......统治阶级正在崩溃的形势！”“全国革命高涨已经接近到我们前面,迅速的准备我们的伟大的武装暴动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最后的决战将要来到我们的前面了,斩断一切枷锁,扫除一切痛苦,肃清一切压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和平与安乐,都要在这一最后的决战当中完全解决！”（《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第148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30年6月10日的《中央通告第八十一号——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更是明确指出：“这一大会的过程中,全国正当着红五月的革命运动,各地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暴动，兵士的哗变,红军的发展,更如火如荼的发展。尤其是各中心城市与苏维埃区域广大群众的示威,更指明革命高潮与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客观形势正在成熟。”（《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第157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为了督促红四军执行中共中央的‘新路线’，李立三派涂振农前往闽西”（王新生：《笔下起风雷，胸中百万兵：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毛泽东》，第18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涂振农是李立三派去的，其所要传达的内容，毫无疑问，包括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与1930年4月3日中央“左”倾指示信精神。
涂振农说了点啥？《毛泽东传》引用涂振农报告原文包括：“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毛泽东传（一）》，第228-2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也记载：“会议期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会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涂振农在报告中，指出现时长江流域反动统治非常混乱，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务;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提出‘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指令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七月十日集中于兴国，改变了红四军原定向赣东游击、以进攻抚州为目标的计划。”（《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7-30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涂振农报告中的“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与4月3日中央指示信中的“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数省，当然包括湖北、江西和长沙。所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中指出的“本委员会为接受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议完成革命任务，统率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二、第三各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罗坊会议》，第13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对一苏大精神的重复。这一电报以毛主席领衔、总共十七人署名。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他是从中央带来的”（《毛泽东传（一）》，第2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其内容完全由李立三为首的“左”倾中央起草，并不出自毛主席之手。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可知：李立三传达了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争取湘鄂赣胜利的指示，其中就包括了占领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的精神。这些指示，可以被定为“中央关于再打长沙的指示”。按照这些指示的精神，即使撤离长沙，也要再打长沙。以上很多资料，符合笔者前文提到的“中央关于再打长沙指示”的第一种内涵。
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后，中央是否有要求再次攻打长沙的具体指示？确实有这一指示。早在1930年8月10日，中央就在给长江局的指示中表示：“长沙事件，你们没有迅速坚决的指导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汉发展，反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这是很严重的错误......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第248页。中央档案馆编）这就是比较具体、明确的要求红军再攻长沙的指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一指示后来没有传达到红三军团之中——从亲历者交叉互证的回忆与这一指示本身的客观存在之中，我们只能得出当时红三军团在与红一军团会师之前收到了这一指示的结论，而得不出红三军团收到指示时间晚于会师时间的结论。它并不像“前委领导人毛泽东知道10月初攻占吉安后才收到”（《罗坊会议》，第40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李立三中央1930年6月15日“左”倾指示信和周以栗9月才传达的中央长江局8月29日指示信一样能被确定为“事后收到指示”。
史沫特莱记载的朱德同志的回忆：“途中，他们遇到彭德怀派来的通讯员，于是在赣西北山区里将部队集结起来，先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师,然后立刻召集会议，就李立三的命令进行辩论。李立三命令再占长沙，夺取武汉，并说红军第二和第四军团已经迫向三镇了。”（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328页。东方出版社）郭化若同志回忆：“中央命令要打，三军团中不顾实际情况顽固地要执行立三路线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同志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郭化若：《远虑自有深韬略》，第10-11页。人民出版社）郭化若同志提到的坚持积极攻打长沙的“少数领导干部”的影响非同一般——因为最终总前委多数通过的是他们的意见，而否决了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意见。郭化若同志的回忆还指出：“号称三军团的‘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有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的命令？’”（《郭化若回忆录》，第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郭化若同志的回忆不仅提到了中央命令，而且提到了主席当时的决策动机。他的回忆中毛主席的决策动机，最贴近毛主席一贯“海纳百川”的领导艺术风格。中央指示五军打，但一三合并，主席不愿分裂：壮大实力需一三统一，也需促三军团觉醒、使其懂长沙难下。仅三军团打，则一三分裂、力量难壮大，更无法促三军团觉醒——不陪打，人家打不下就有理由。其打的意见也已在前委通过，所以只得合打。后来主席在长征时、中央与张国焘“南下北上”战略分歧中，也是注意在实践中教育四方面军的。郭化若同志回忆中对于反对毛主席、坚持攻打长沙的三军团干部的发言记载得如此清晰、具体，可见这件事对他来说记忆犹新。
李聚奎同志的回忆更为清晰、具体：“总前委在作出‘再打长沙’的决定时是有过一番争论的。徐彦刚同志（时任红军团红六军第三纵队队长——摘者注）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最近几天，总前委儿乎每天都在开会研究打不打长沙的问题。有的赞成打，有的不赞成打。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军不具备打长沙的条件，因为长沙守敌有十万人，而且城内并无工人、士兵运动作内应，取胜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毛泽东同志不赞成打。在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对一位坚持打长沙的同志说，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来当总前委书记好了。而这位同志却回说，总前委书记还得由你来当，长沙也得打。徐彦刚同志还谈到，朱总司令对打长沙的态度也很勉强。我问:‘那么，是谁主张打呢?’徐说:‘中央有命令，三军团的同志也主张打。’”（《李聚奎回忆录》：《毛泽东在红军二打长沙前后的态度》）当时长沙守敌4万左右，徐彦刚同志、李聚奎同志在长沙守敌人数上的记忆有一定偏差，但是李聚奎同志的回忆中提到的“中央有命令”是可以和朱德同志、郭化若同志的回忆实现交叉互证的。当然年代久远，我们不能要求老同志的回忆面面俱到。滕代远同志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2万多人也打下了长沙，现在4万人还不能去打吗?”（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356页。东方出版社）滕代远同志的回忆与指示原文略有出入，因为指示原文是要求五军（三军团主力）再打长沙。但是年代久远，我们不必苛求他的回忆面面俱到。滕代远同志的回忆，与朱德同志、郭化若同志、李聚奎同志的回忆还是可以交叉互证的。
综上所述，在符合第二种内涵、有关中央“再攻长沙”直接、具体指示的研究方面，从文献资料角度，我们能找到具体指示原始文献，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它资料可以证明红三军团在与红一军团会师前没收到这一指示；从回忆资料角度，我们只能找到关于红三军团收到了中央再攻长沙命令的各方回忆的交叉互证——这些回忆更是可以与中央8月10日指示的存在可以相互印证。所以，我们只能找到中央确实下过再打长沙指示、红三军团在与红一军团会师后收到了这一指示的依据，而找不到可以表明红三军团未收到这一指示的依据。
总之，无论是立三路线初期的“左”倾指示，还是中央“再打长沙”的具体指示，在广义上，都属于“中央关于再打长沙的指示”。当前公布的资料只能证明：这一指示确实存在，而且有这一指示在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会合前被红三军团收到过的多方交叉互证的依据。无论是从“指示”的第一种含义还是第二种含义出发来寻找“指示”的资料依据，《毛泽东年谱》中对1930年8月23日红一方面军讨论“中央关于再打长沙的指示”的记载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这段历史，朱总司令深情回忆：“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龙冈一仗，张辉瓒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其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师，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毛炳文、朱绍良等部闻风而逃。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红军休整了四、五个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朱德选集》：《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从朱总司令的回忆中可以体会到：当时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红军的前途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