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究竟是怎样成为毛主席的“小迷弟”的？
序言：
有一个本已被史学界披露却鲜为人知的故事——1929年陈毅去上海，并非希望中央请毛主席回红四军，而是希望毛主席“政治上回来，组织上离开”......不知为何，这一事实被一些影视作品经常淡化，甚至完全修改。例如，电视剧《开国元勋朱德》就将“陈毅去上海”的目标改为了不符合历史的“希望中央请毛主席回红四军”。实际上，陈毅同志支持和理解主席、成为主席的“小迷弟”，经历了很艰辛的过程的。不仅是陈毅同志——全党对主席，从排斥到支持，都经历了相当艰难曲折的过程。我们正视这段历史、直面包括朱德、陈毅、周恩来在内的革命前辈的错误，不“为尊者讳”，才能感受到毛主席成为我们党的领袖经历了多么艰辛的过程。
井冈山——梦开始的地方
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达井冈山之后的1928年5月，主席和陈毅同志有一次谈话。当时主席“在从永新撤回宁冈市的路上，同陈毅边走边谈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联系中国实际，从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讲到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谈了他对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表明坚持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决心;此外，还谈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构想，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这次谈话使陈毅感到新奇，非常钦佩。”（《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37-23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所谈的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注意中国实际情况、中共应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特别是主席对湘南暴动失败的战略分析，都展现了他作为战略家的独特眼光。“敌强我弱，交通要道占不得”——这是精确的战略分析。南昌起义军在广东的失败、共产国际错误领导下广州暴动的失败，都和毛主席亲自领导人民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了鲜明对比。曾经无处落脚的朱德、陈毅，这时确实对毛主席做出当时国内外其他人都未做出的战略决断不得不感到钦佩。
不过，这时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并未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更没有对毛主席“言听计从”。所以，后来朱陈与毛主席在井冈山第一次反“会剿”期间分兵行动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曾强力要求朱陈部向湘南进军。朱陈——特别是朱德同志对进军湘南是负有很大责任的。正如主席所说：“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也正如谭震林所说：“八月失败，不只是杜修经的责任，朱德、陈毅同志也有责任，朱德同志是军长，陈同志是军委书记，要是他们坚持不听湖南省委的指示，不去湘南，杜修经是无法把部队拉走的，‘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往往刻意为朱德同志的错误辩护的部分人会以“朱德担心二十九团孤军奋战”为由，来解释朱德同志率二十八团去湘南的必要性。王超同志的研究指出：“如果说28团去湘南，是因为担心29团可能被敌人击破。那么请问：31团在永新被赣军个团和湘军两个师围攻，是否会被敌人打败？并冈山根据地能否守得住？这些大问题，28团想到了吗？如果只想到29团可能遇到的危险，这只是一种可能，暂时还未发生，只能说是‘将来时’；而没有想到31团的安危，这时敌人已开始对永新南北夹击了，现实的危险已经摆在了那里，这可是迫在眉睫的‘现在进行时’啊！对此，28团却不管不顾，还执意去湘南，这样做，对三十一团来说是不是有点见死不救啊？说28团去湘南是为了保护29团，这样的理由就显得苍白无力，实在有些牵强。”（王超：《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领导艺术》，第259-260页。人民出版社）笔者赞同他的观点。笔者甚至认为王超同志说轻了。28团不去支援保护井冈山广大群众的31团，难道不也是对井冈山广大群众的见死不救吗？
陈毅同志当时比朱德同志坚定一些。面对朱德同志的动摇，“陈毅写信给毛泽东，报告第二十九团官兵要回湘南的情况，说闹得没有办法，‘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46-24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在陈毅同志看来，同样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面对湖南省委，主席就是可以制止部队南行的。于是，“毛泽东在永新立即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送去。此信要求军部及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重申不能开赴湘南的理由。”（《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4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毛泽东传（一）》，第184-1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的预言，被后来朱陈的惨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面对朱德、陈毅部惨败，为了迎回朱陈部回井冈山，主席决定亲自去联系他们。当时，“二十八团有不少人是一直主张到赣南的，而当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想迅速回井冈山。”（《陈毅传》，第4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毫无疑问，面对主席阻止他们去湘南的预言全部变为现实，朱陈领导的部队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受。这一点，深谙“百川归海”之道的毛主席岂能不知？这也是主席决定亲自接朱陈部回山的重要原因。于是，毛主席“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湖南桂东边境，发信同退至桂东县境的朱德、陈毅部联系，告以二十一二日可到桂东县城，望届时来县城会合。”（《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4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与朱陈部会合后，主席展现了政治家的宽广胸襟。“毛泽东一见杜修经急切地问:‘朱军长怎么样？朱军长还好吧！’见到陈毅说: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要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可放心;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随后同朱德、陈毅等商定，在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共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打郴州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4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一句“不讲二十八团缺点”，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给二十八团指战员吃了一颗很重要的定心丸。
井冈山时期，毛主席作为战略家对局势的精确分析、对战局的精确判断，以及作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都是他对朱德、陈毅潜移默化的重要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由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并不完全理解，还是导致朱毛红军出现了八月失败。然而，主席处理八月失败的决策，使朱德和陈毅不能不感受到主席的正确。
激烈较量：“老人家组织上走好些”与“打倒胖帅主义”
转战赣南闽西期间，主席和朱德同志在人民军队建设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陈毅对主席的政治路线、政治观点比较赞同，但是用了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和稀泥”。主席更是对陈毅不坚决开展路线斗争的态度表示不满，批评他“八面玲珑”、想做“八面美人”。主席所坚持的建军观点，对红四军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如果不从思想上、政治上根本解决军队建设的问题，红四军是难以立足、不可能得到人民拥护的。所以，主席对陈毅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陈毅受到主席的强烈批评后，并不理解主席，反而希望主席离开红四军。
后来，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参与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的黄允升同志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引用了李立三转述的陈毅的报告。“这些情况，李立三在8月27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作了汇报。他转述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毛在政治上不能走，组织上走好些，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会议决定召集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一详细报告。”（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陈毅虽然支持毛主席的政治路线，但是组织上还是想让毛主席离开红四军。后来陈毅亲眼看到的事实，才使他根本改变了对主席的态度。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年谱》仅仅这样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在谈他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汇报的情况时，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8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对不对？对。可惜没用引用全陈毅报告的内容，隐藏了他想调走毛主席的事实。
陈毅看到的事实——中央没有一个人能取代他想调走的毛主席。在上海期间，陈毅亲眼目睹了周恩来、李立三等不得不放弃曾经的战略计划，转而支持毛主席的战略计划。“再一个重大问题是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问题。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先后起草或修改过‘二月来信’，4月4日的信，6月12日‘坚决改变此（红军分散）原则’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来信’中写上了‘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都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少目标各个自了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亲自经历这戏剧性转变的周恩来、李立三，当然会告诉陈毅6月12日他们讨论前委（毛泽东）4月5日来信的情况，以及写上这一段的意义，除了有助于解决红军中某些干部存在的此种错误思想外，实际上也是中央对此的自我批评。只有在这时候，陈毅才更能体会毛泽东政治上的大智大勇。”（《陈毅传》，第10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此前周恩来的“二月来信”，正是要求红四军分散游击、要求主席和朱德同志离开红四军的右倾悲观主义来信。主席回信表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54-5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来中央不得不接受主席意见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完全正确，中央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则完全错误。
八月失败，证明主席对了、朱德和陈毅错了；“二月来信”后的事实，证明主席对了、中央错了。从对错对比中，陈毅很难不感受到主席惊人的大智大勇。回到红四军后，陈毅不仅请求主席回红四军，而且在1929年11月4日写信给中央，表示：“一、建立四军的政治领导，使全体同志及红军官兵集中力量对外斗争，对外斗争胜利才是我们的出路；二、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极端民主化的发展；三、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朱、毛在内），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如毛同志所说），对于这个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我也不落人后的要去打倒他。我回前委后已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工作。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陈毅年谱（上）》，第104页。人民出版社）。陈毅提到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显然是对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接受。陈毅提到的第三点，表明他接受了主席对他的批评，展现了难得的自我批评精神。之后，“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不能一朝之慨’就消除了。”（《陈毅传》，第11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11月28日，主席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8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在致李立三的信中更是充满友情地写道:‘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从信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陈毅的感情已经和好如初。”（《陈毅传》，第11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从此以后，陈毅才真正成为了主席的“小迷弟”、理解了主席为什么要对错误路线做激烈的斗争、为什么要打到他的“胖帅主义”。
有意思的是，1929年12月底，“陈毅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重新选为前委书记后觉得回红四军的任务完成了，遂向毛泽东谈起自己的工作问题。因在上海时,鉴于他卷人矛盾很深,中央组织部曾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毛泽东却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陈毅年谱（上）》，第142页。人民出版社）我们从中又能感受到主席毫不计较个人恩怨的宽阔胸襟。后来1930年8月23日毛主席反对攻打长沙的正确意见被否决后，主席8月24日立刻希望调伍中豪和陈毅来红一方面军——曾经希望调走主席的人逐渐成为了主席的重要支持者，甚至是主席在关键时刻相信可以站在他的一边、增加他的话语权的“一张好牌”。
结论：
综上所述，陈毅同志从不理解、不太支持主席到逐渐支持、拥护甚至崇拜主席，经历了非常艰辛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见证了重大战略方针上朱德同志和他的错误以及主席的正确，更是亲眼见证了关系到红四军生死存亡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上中央的错误和主席的完全正确。于是，他放弃了希望主席组织上离开红四军的想法，成为了主席重要的拥护者。以《开国元勋朱德》为代表的影视剧忽视这一事实甚至修改这一事实，是不合适的。党史题材影视剧的剧本编写，一定要讲实事求是！《开国元勋朱德》这部剧，太多内容严重篡改历史、很多台词充斥着对毛主席的贬低和对朱德同志作用的过分夸大、毫无根据地将大多数重要军事决策完全归为朱德的意见、刻意否定毛主席作为军事统帅的决定性指挥贡献......最令笔者愤慨的是，剧情竟然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朱德年谱》、《朱德传》等大量真实史料于不顾，将明明权威资料证明属于毛主席的功劳——第一次反”围剿”提出东渡赣江、第二次反“围剿”建议先打王金钰部......全部篡改为朱德同志的功劳。周恩来说：“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朱德，字玉阶。——引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这难道不是军事上孰强孰弱、孰轻孰重的重要作证吗？如果朱总司令本人在世，是绝对不允许播放这部充斥历史虚无主义的电视剧的！总之，我们应正视历史、公正还原毛主席的伟大与艰辛，并公正呈现其他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时候并不理解毛主席正确意见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