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毛主席的路，不会有“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

　　随着社会的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单干”，不仅在规模、效率、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越来越暴露，而且当前农村“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结构性的严峻挑战，其影响深远，根据有关数据分析，其解决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1. 空巢老人：在孤独与无助中坚守的晚年。

　　规模巨大，空巢化成为常态：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其中空巢或独居老人的实际规模已达数千万。在许多村庄，空巢率远超50%，成为普遍现象。近半数的老人感到经济缺乏保障，他们主要依赖微薄的养老金或劳动收入，对抗疾病和意外的能力极弱。

　　健康堪忧，照料严重缺失：近八成的老人患有慢性病。尤为严峻的是，当生活难以自理时，他们主要依靠同样年迈的配偶支撑，超过10%的失能老人无法获得必要的生活照料，面临巨大的身心痛苦与安全风险。

　　精神孤岛，情感慰藉匮乏：超过半数的独居老人经常感到孤独。村庄的“空心化”加剧了社会交往的凋零，他们不仅在生活上无人照料，在精神上也陷入“孤岛”。

　　2.留守儿童：在亲情缺位中成长的一代

　　监护薄弱，亲情连接断裂：数百万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近三成的孩子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一两次，亲子关系疏离。他们的监护多由祖辈承担，而祖辈往往因年迈、文化程度低而无力履行有效的教育、安全与情感监护职责。

　　风险高发，全面发展受阻：由于有效监护的缺失，留守儿童发生意外伤害、心理行为问题的风险显著高于普通儿童。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着情感关怀、家庭教育和社会化引导的多重缺失，对其人格养成与未来发展构成潜在的长远威胁。

　　农村“一老一小”的困境，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为直观和痛切的体现。它不仅是家庭之痛，更是社会之虑。 然而，有些所谓的专家，不但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正视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是片面地强调这些年农村土坯房换成了楼房，小土路换成了柏油路，人们在家里吃大米白面，出门开高级轿车。他们分明是在强词夺理，企图用表象掩盖矛盾。甚至有人说：尽管农民工进城打工不容易，但总比“大集体”时代好，如果不单干，现在连饭都吃不饱。

　　这种歪理邪说，已经被理论界驳斥得体无完肤，被觉醒的老百姓扒掉了遮羞的内裤，笔者不再浪费口舌，只想告诉这些无知或别有用心的人，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亦工亦农”的发展思路，从根源上杜绝农村出现“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的现象。

　　农民对新中国的贡献，毛主席了如指掌，始终铭记在心。他曾多次谈到，农村支持了工业建设，等工业发展起来，一定反哺农业。老人家的话很明确，工业化的胜利果实要分享到农民头上，这是一种回报。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早在心中有了构想。

　　1959年，他曾针对农村人口问题有过这样的讲话：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要解决就要大发展。农村人口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等，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有人对他建设新农村的设想做过这样的解读：

　　首先，农村必须要实现大发展。在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所有土地实行机械化生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同时，解决好农村富裕劳动力的问题。随着现代化生产的实现，大量的农民会从田野里解脱出来。所以，要因地制宜，在农村就地建立农场、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生产生活设施，形成相对独立的小社会。这样就会产生很多岗位安置农村富裕人口，不会出现农民外出打工，以及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

　　另外，有了自己的学校，便能够有针对性地培养大批所需人才，更好地解决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服务中的技术问题，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荣。

　　随着农村日新月异的发展，没有了城乡差别，没有了工农差别，没有了“三农”问题，农民与市民享有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农民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那时的农村定将和谐安定，处处呈现着一片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这绝对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杜撰，而是有着详实的数据支撑。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农村工业化的序幕已经拉开。这不仅体现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前身）在全国范围的显著增长，更关键的是，它标志着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开始了向“工农业结合”的深刻转变。

　　1.核心战略：1970年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并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发展服务于农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农机、小化肥、小水泥等）。

　　2.根本转变：这一战略旨在改变“6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实质是将部分工业生产功能嵌入农村，为工业化的起步提供了最直接的政策驱动力和合法性依据。

　　在上述政策推动下，社队企业在全国各地（从东部到中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相当规模。

　　发展规模与行业：到70年代末，社队企业已遍布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工、建材（砖瓦、水泥）、建筑、纺织服装、乃至小型机械制造等多个行业。例如：

　　黑龙江某地区，1970年社队企业数达6786个，总产值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9.9%。

　　河南回郭镇在1974年社队企业产值已达1076万元，被《人民日报》誉为“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

　　湖北武汉某地，一个刘店村在70年代就兴办了包括砖石厂、机械厂、印刷厂等在内的13家企业，从业人员广泛。

　　历史延续性：社队企业的根源可追溯至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虽经60年代前期调整和“文革”初期的挫折，但在70年代凭借农业机械化契机实现了复苏和重振，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这就是毛主席在为中国农村勾勒出的美好蓝图。但是，由于在农村推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模式，老人家建设新农村，尽其所能回报农民的构想便成了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南街村、周家庄这些坚持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用几十年的实践和取得的辉煌业绩，还原和记录了毛主席关于农村发展的伟大设想。另外，小岗村从单干到回归集体化道路的实践，更加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相信历史会继续证明，破解农村“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的难题，还得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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