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英雄的湖南儿女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一伟大征程中，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为代表的湘籍红军英雄儿女，长征中力挽狂澜、浴血奋战，为战略转移的胜利建树了丰功伟绩，为铸就长征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铸就长征精神的重要力量。

　　一、在坚持理想、坚定信念中做榜样

　　坚持理想、坚定信念是长征精神的灵魂和核心内容。正是靠着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支撑，红军以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为人类历史书写了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创造了光照千秋的长征精神。在坚持理想、坚定信念中，湘籍共产党员可以说是全军的榜样。

　　1.披荆斩棘，勇毅征程

　　任弼时

　　在红军长征途中，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地形，多变的气候，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的信念和意志。在艰苦的环境中，湘籍红军指战员不仅没有气馁，反而积极地应对克服困难。1934年9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担任长征先遣队的红6军团，进入贵州。贵州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饿着肚子走路打仗，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当时，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与红3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开创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在长征途中，红3军团所面临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崇山峻岭和雪山草地的艰难跋涉，人烟稀少和没有根据地补充的困难，都使部队经常处于衣食无着、枪弹不继、药品奇缺的险恶处境之中。夹金山脚下，彭德怀亲自检查部队过雪山的准备情况，指战员吃着各自携带的干粮。彭德怀发现军团教导队队长孙毅没有东西吃，马上把他叫过来，从自己干粮袋里倒出一半给他。正是因为有以任弼时、彭德怀等广大湘籍将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使广大红军指战员更加坚持理想、坚定信念，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战胜任何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2.信念不灭，浴血杀敌

　　钟赤兵

　　长征中主要任务是行军和打仗，面临敌人围追堵截，不停地行军和作战是家常便饭。湘籍红军将士怀着对革命的理想与信念，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冲杀出一条通往光明与胜利的血路。1935年2月，在娄山关战斗中，红3军团第4师政委钟赤兵身先士卒，冒死冲锋。战斗中，钟赤兵右腿中弹倒地，被警卫员扶起后继续指挥战斗，直至打退敌人的反攻。钟赤兵因腿部受伤很重，需要立即做截肢手术，不然生命难保。没有麻药，就用绑带把身体绑在门片上；没有钢锯，就用锯木的铁锯。截肢后，他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独腿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长征路。1935年12月，在绥宁瓦屋塘战斗中，红2军团第5师师长贺炳炎手持大刀冲锋在前，与敌人展开近身搏杀，不幸右臂被敌人炮弹弹片击中。当时，贺炳炎的整个右臂被炸成了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条件下，医生用木工锯子截去了他的右臂。手术后，贺炳炎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便又投入战斗。

　　二、在不怕困难、勇于牺牲中做中坚

　　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是长征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凭借这种精神，在万里长征中，湘籍红军将士勇敢站在队伍最前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打退了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于渺无人烟的草地，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1.抢关夺隘，向死而生

　　长征中的作战，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殊死搏斗。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一路上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突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企图消灭红军的梦想，为在军事上赢得长征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湘江战役中，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发扬敢打硬仗、恶仗的优良传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其他红军部队渡江的任务，创造了辉煌战绩。在遵义战役中，彭德怀受命指挥红3军团和其他红军部队，一举夺取娄山关，再次攻占遵义城，歼灭敌人2个师，击溃敌人8个团，毙伤敌人2400多人，俘虏敌人约3000人，赢得红军长征路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在抢渡金沙江战斗中，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和其他红军部队一道发扬敢打敢拼精神，击溃敌人2个团，歼敌一部，俘敌600多人，为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扫清了障碍。鉴于彭德怀在长征中建树的非凡战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动情地写了“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六言诗赠给彭德怀。

　　彭德怀

　　湘江战役中，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红34师被敌人截断在湘江东岸。在退回湘南之时，师长陈树湘为掩护红军34师剩余部队突围，不幸腹部中弹，重伤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陈树湘趁敌不备从伤口处扯出肠子并用力绞断，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实现了自己“为苏维埃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习近平总书记曾屡次深情地回忆陈树湘的感人事迹，强调“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2.舍己为人，率先垂范

　　罗荣桓

　　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贺龙不一样，罗荣桓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不仅仅是在沙场冲锋陷阵才叫战斗力，军队政治工作也是战斗力。长征初期，罗荣桓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短暂代理3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巡视员。过草地时，红军将士们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饥饿，野菜都是奢侈品。为了能够让大家多吃一些，罗荣桓经常在吃饭时借故出去“散步”。他曾对下属说：“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只要同心同德，互助互让，再严峻的考验也能经受得住！”险恶的环境、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影响罗荣桓的情绪。他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用高超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队伍，鼓舞战士，胜利到达长征终点。长征中，廖汉生任红6师政委，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为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过草地时，为了指导部队采食野菜，廖汉生根据自己在湘鄂边打游击的生活经验，向战士们详细介绍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不能吃。有时碰到不认识的野菜，他就自己先尝尝，证明确实无事，再向全师推广。

　　三、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中树丰碑

　　红军之所以被迫长征及长征初期在军事上处处受挫，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缺乏对中国国情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认识，机械照搬苏俄经验，丧失独立自主精神造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共产党人率先从中国革命实践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于是在长征途中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从而拨正了革命航向，战胜了重重困难。

　　1.力挽狂澜，拨正航向

　　长征初期，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方向问题，只有找到了正确方向，红军才能解决生存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和红军战略转移的实际，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方针，力挽狂澜，避免了红军覆灭的命运，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央红军长征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目的是突破敌人的“围剿”，与红2、6军团会合，创建新的以湘西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阻截红军，蒋介石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湘西以东地区。红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先后突破敌人在湘南的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渡湘江后红军由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发现了红军的意图，调集了40万大军，集结于湘西一线，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的途中。中央红军再次面临生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12月12日，在毛泽东的力主下，临时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中央部分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最薄弱的贵州前进，获得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会后，中革军委命令部队立即西进贵州。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描述：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通道会议，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黎平兵分两路开始向黔北推进，把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十几万军队甩到了湘西。实践中，广大指战员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实事求是，创建新区

　　1934年10月，在红2、6军团会师的前一周，中央红军也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为了配合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电令红2、6军团分开行动，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但任弼时认为当时情况下，红6、红2军团不应该分开，两军应该统一行动。鉴于此，10月25日，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提出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对于中革军委提出的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的指令，贺龙认为乾城、凤凰一带是悍匪陈渠珍的老巢，红6军团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建议红2、6军团到湘西去，把湖南、湖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吸引过去，这样就能达到配合中央红军转移的作用了。于是，10月27日，任弼时与贺龙就这一主张致电中革军委。博古、李德接到任弼时、贺龙的电报后，非常恼火，并在复电中对任弼时、贺龙进行了严厉批评。收到批评电文后，10月28日，任弼时、贺龙再次致电中革军委，坚持红2、6军团应集中统一行动。历史证明，任弼时、贺龙坚持红2、红6军团统一行动的做法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在红2、6军团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攻下并占领了桑植、桃源、大庸、永顺一带，到1935年1月，初步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红2、6军团的人数也从7300人扩大到16000人。面对取得的这些成绩，11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先后两次致电红2、6军团，同意其向湘西北发展的战略方向。

　　四、在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中做模范

　　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在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中，湘籍红军将领堪称表率，毛泽东、任弼时、贺龙等湘籍党和红军领导人胸怀全局，努力营造团结氛围，推动红军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路红军之间实现了革命的大团结。

　　1.大局为重，维护团结

　　长征中，针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以毛泽东为首的湘籍红军将领，为了顾全大局，尽量团结张国焘北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和团结红四方面军，中共中央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想攫取中共中央的更大权力。为了团结全党全军，中共中央对他在“组织问题”上提出的要求作出了让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可是张国焘并不满足，进一步提出要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为求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并争取四方面军，在毛泽东提议下，党中央再次采取了忍让的方针，决定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贺龙

　　在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2、6军团和红32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任弼时和贺龙针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北上、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为维护党中央和红军的团结，任弼时逐个找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反复谈话，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揭露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贺龙对红二方面军将士再三强调“红二、四方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穷人的队伍，一定要搞好团结”。在两军会师大会上，贺龙在张国焘起身讲话前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黑枪！”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停止他的阴谋活动，打算违抗中央命令向青海方向退缩，并阴谋分裂二方面军。为了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认识水平，贺龙深入到连队，向干部战士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贺龙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由于贺龙的宣传教育，广大指战员提高了觉悟，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正是在任弼时、贺龙等的积极努力下，才最终迫使张国焘北上，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2.团结协作，相互支援

　　长征中，各方面军、各兄弟部队之间，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体现了红军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在这方面，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6军团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2军团之间的合作与相互支持，堪称我党、我军团结的典范。1934年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6军团长征到达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2军团会师。两军团会师以后，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战略单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爱护。2军团为6军团营以上干部配备了坐骑，为6军团将士打草鞋，送食品，承担警务与警戒，保证初来乍到的6军团将士吃好、休息好。鉴于红2军团在“肃反”中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甚至个别连无党支部，为适应紧迫的战略任务要求，两军团领导人决定以原6军团政治部为2军团政治部，6军团另成立政治部，另从6军团调一批同志和4个总支书，设法建立两个师政治部，迅速普遍建立支部，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对于红2军团与6军团这一段光辉历史，贺龙是这样评价的：“2、6军团会师是团结的，六千多人，六千多个心，可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红2、6军团在木黄会师时，中央红军刚刚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对中央红军进行前堵后追。在此严重形势下，为了钳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任弼时和贺龙决定发动湘西攻势，尽量“把敌人多背点过来”。1934年10月28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2、6军团从川黔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出发，发起湘西攻势。红2、6军团一路攻龙山、占永顺势如破竹，随后袭沅陵、打桃源、围常德。红2、6军团在湘西展开的凌厉攻势，使蒋介石非常震惊，急调重兵到常德、桃源一带设防。这样，红2、6军团的湘西攻势把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紧紧吸引在自己周围，减轻了对中央红军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五、在依靠群众、同人民患难与共中做表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植根于人民，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湘籍红军将领在长征途中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开展群众工作与人民患难与共，唤醒了广大民众，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扶贫济困，争取群众

　　长征时期，贺龙密切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各种问题，实践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征精神中的“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936年2月5日，贺龙率红2、红6军团全部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贺龙听说大定有的老百姓手里还拿着江西苏区用布印的钱票，立即感到这些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国民党一旦回来发现，他们是会被杀头的，立即安排部队到大定一对一地兑换。几千块银元，像流水一样地换出去了，部队的供给更困难了。当时就有人不理解，贺龙说，红一方面军去年在这一带打得很苦，一定是临走时来不及兑换，要么就是带的银元不够了，才留下这些布票子。我们如果不管，老百姓可要遭殃啦！我们这些人出来革命是为了什么呢？是为解放老百姓，既然为老百姓，花去几千块银元算得了什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汝城时，留下了闻名遐迩的“半条棉被”的故事。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陆续抵达汝城县文明圩，驻扎在文明、沙洲等地，并在此休整。3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借宿在沙洲村瑶族村民徐解秀家。徐解秀家一贫如洗，一张用楠竹钉成的床架几乎是家里唯一的大件家具，床上垫的是稻草、铺的是破席，盖的是一堆烂棉絮，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晚上，徐解秀母子就和3位女红军挤在唯一的楠竹床上。女红军便拿出她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母子一起横盖着。临走时，怕徐解秀母子寒冬难熬，3位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给她，但徐解秀坚决不同意。推来推去僵持不下，一位女红军索性找来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徐解秀。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红军故事·半条棉被》剧照。

　　2.支援红军，参军参战

　　湖南人民在红军宣传发动和实际行动的感召下，唤醒了阶级觉悟，在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冒着极大的危险为红军带路挑担、烧茶送饭、救护伤员、筹款筹物，为红军过境竭尽全力，承担了重大牺牲。在红军到来之前，湘南特委就在资兴召开了各县党组织和游击队员负责人会议，部署迎送红军的工作。汝城、资兴、郴县、宜章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焚毁碉堡，破路拆桥，割断电线，打击敌人。仅郴县县委就派游击队在桥口、良田、城前岭等地摧毁碉堡炮楼10多处，为红军顺利进军扫除了许多障碍。地方党组织还发动群众帮助红军侦察敌情、探路导向、抬担架、救护伤病员、运送物资、安排住宿、挑水做饭等。扩大红军是红军队伍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红军每到一处，都把“扩红”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广大穷苦百姓从自己目睹的事实中，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道理。在红军“工农武装上前线”的号召下，红军长征经过沿途的许多青年积极报名加入红军，拿起枪杆子替穷人打天下。据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张家界地区先后有20多万人参加革命，占当时张家界地区总人口的30%以上。2万多人参加红军，6万多人为中国革命光荣牺牲，不少家庭满门英烈。红2、6军团长征在湘中期间，先后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并随军长征。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长征中的湘籍将士们一个个淡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他们在万里长征中谱写的壮烈英勇的篇章，铸造的伟大的长征精神，永远载入史册，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