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一：溯源古田会议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一、引言

　　每年的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见证了中国革命从低谷奋起的转折，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单纯的政治建党迈向了系统性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新阶段。按理说，八一建军节，首先谈及的往往是南昌起义，但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建军征程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规律不难看出，奠定一段历史进程走向的关键节点，未必是这一进程的开端。古田会议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和人民军队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会议，也就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至少本人认为，古田会议的现实意义与后世影响，是重于“第一枪”的。过去一段时间，我曾囿于僵硬的创作惯性，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就是只能在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产出对应题材的文章，但大可不必如此，如果重心放在南昌起义，不妨留待明年今日再作论述。

　　另外，我想借此文引言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很多马克思主义自媒体或个人博主往往因为把B 看作是对 A 的“背叛”，就很难正视、充分认识 A 的开创性地位与奠基意义。但事实上，A 和 B 属于同一个整体，如果因为我们身处B,而片面忽视、摒弃了A，那就是因小失大，忘了根，反倒走向了反面，起不到积极作用。就是说，不能因为讨厌现在的自己，就忘记了自己以往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只有扬弃自己，而不是对自己视而不见，甚至冷嘲热讽。如不然，那么我们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不会彰显丝毫的自封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却倒显得格局太小，市井作派。

　　提到古田会议，我们应该首先想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一根本准则。正是这次会议，解决了土地革命初期红军建设遇到的一系列棘手问题，打破照搬苏俄建军模式的教条局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军队的建设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明确了党与军队之间的内在关系，为我国独有的党和军队建设道路打下了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古田会议的召开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真切意识到，想要开展革命、争取解放，必须拥有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此后党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正式踏上了自主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顺利组建，成为各大革命根据地中最核心的武装力量。但随着队伍不断壮大、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红四军内部慢慢暴露出不少问题，严重影响了军队建设和革命发展，这也是古田会议之所以召开的直接原因。

　　彼时红四军人员成分比较复杂，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有一部分是旧军队起义过来的人员。人员结构的特殊性导致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军中蔓延滋生。当时，单纯看重军事作战、搞极端民主化、追求绝对平均、主观臆断、个人主义、流寇思维等错误思想十分普遍，不少官兵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完全割裂开，秉持军事第一、政治第二的错误观念，不重视党的领导，也不主动做群众工作，甚至出现脱离群众、自由散漫、纪律松散等现象。

　　而在党内建设层面，也存在明显的教条主义问题和思想分歧。一部分党员只照搬苏俄红军的建军经验，完全不顾中国依托农村开展革命、队伍以农民为主体的实际情况，片面推行纯军事化管理且放任极端民主。同时，大家对于红军的性质、核心任务、领导体制等关键问题始终争论不休，没有形成统一认知。这就导致红四军内部思想混乱、凝聚力薄弱，军队战斗力和根据地建设都受到了很大制约。而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没能化解这些分歧，反而让党内军内的思想矛盾进一步加深。

　　为了化解党内军内的思想分歧、扭转混乱局面，1929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给红四军下发了指示信，也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件充分肯定了红四军的革命功绩，纠正了此前的部分错误认知，明确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武装属性，着重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封指示信，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指导和政策依据。为了彻底清除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统一全体官兵的思想认知、规范党和军队的建设工作，红四军最终决定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集中解决建党建军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三、古田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1929年10月到1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深入红四军各个连队、闽西革命基层一线，开展调研工作。他们梳理出军中各类错误思想的具体表现、产生原因和实际危害，听取普通官兵、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想法与建议，摸清红四军在思想、组织、军事建设上的真实状况，并结合中国农村革命的基本国情，摒弃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思维。陈毅专程带回中央“九月来信”，统一了高层干部的思想，也明确了本次会议的核心任务和整改方向。

　　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廖氏宗祠正式召开，全军120余名代表参会。会议初期，陈毅向全体代表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核心精神，解读了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意见，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革命主张，明确否定了军中各类错误思潮;毛泽东作政治工作报告，全面总结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经验和失误教训，深入剖析党内军内各类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成因和整改办法，清晰阐释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核心内涵;朱德则作军事工作报告，梳理了军事工作中存在的短板问题，明确提出红军的军事斗争必须和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紧密结合。

　　参会代表围绕党的领导、军队建设、思想教育、群众工作等核心议题展开充分讨论，摒弃了极端民主化和主观片面的错误观念，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最终实现了全军思想的高度统一。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正式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核心。会议最终表决通过了由毛泽东牵头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份决议贴合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跳出了传统建军思维的局限。系统解答了建党建军过程中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四、决议的重要内容——“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如前所述，决议的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两方面。

　　一是思想建党，这是古田会议确立的核心治党思路，就是把党内思想教育放在首位，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清除党内各类错误思想，巩固党的思想根基，破解我党建设的特殊难题。中国革命的根基在农村，党内大部分党员都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我国革命最真实的基本国情。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十分看重阶级成分的纯粹性，而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走出了一条思想优先的党建路子。简单说，就是先靠统一思想凝聚组织共识，靠理论武装锻造过硬队伍，形成不同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模式，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与此同时，古田会议进一步完善党的各项制度规范，明确了党内生活准则、军队政治工作规范，确立民主集中制、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搭建起系统化、规范化的党军建设制度框架。进一步明确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不良风气，扭转了党内生活松散、组织建设不规范的问题，推动党的组织建设走向制度化、常态化。

　　二是政治建军，核心是明确人民军队的根本属性，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会议提出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性质，同时规定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核心任务，把军事作战和群众工作相结合，搭建起一套完整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体系，摒弃了以往只重军事作战、忽视政治属性的片面认知，改变旧军队只懂打仗的工具属性。通过抓实连队党支部建设、常态化开展官兵思想教育、搭建军民联动工作机制，红军的内部凝聚力、战场战斗力和群众号召力也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建军理论的本土化创新的重要一步，以往，西方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核心是以工人阶级为军队主体、以城市暴动为主要革命形式。而古田会议是立足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革命现实，结合我军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特点而创新性提出的思路，用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改造将农民武装转变为成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直接明确了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扭转曾经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纪律松散、自由涣散的混乱状态，通过制度化的规定，明确红军必须无条件听从党的指挥，军队的一切行动、日常工作和建设发展，都要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和革命大局，在根本上杜绝了军阀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军队私有化的问题。自此，“党指挥枪”真正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必须恪守的原则，让人民军队彻底区别于旧军阀队伍，为长久保持革命本色提供政治保障。

　　五、结语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性会议，它不只是党史、军史上的重要节点，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极具代表性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建设面临着最核心的难题就是如何建党、如何建军、如何让军队始终听党指挥，古田会议正好破解了这一关键问题。

　　总的来说，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陷入困境时，主动探索、自我革新的伟大实践。古田会议孕育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实事求是、心系群众的核心精神，贯穿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时至今日依然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强军事业发展提供着宝贵的理论滋养和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