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陈永贵病重期间和我的谈话

　　（1985）10月12日上午9点，我来到北京医院陈永贵的病房。陈永贵一见我，站起来紧握着我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坐下后，陈永贵含着眼泪对我说：“我当你不来啦！”他可能理解是我让我儿子看过他了，我就不会再来了。

陈永贵和"大寨奇迹"的关键推手张怀英（中）

　　我听到这句话后，也含着眼泪说：“知道你害了病，怎么能不来呢？”此时，我们俩谁也再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四五分钟以后，我给他说明怎么知道他患病的消息和迟来的原因。陈永贵惊疑地说：

　　“噢！北大学生闹事啦？我还不知道。”

　　又沉默了一阵，陈永贵给我谈了他患病的起因和治疗的经过。说罢，陈永贵悲愤地说：

　　“老张，我的生命快要结束啦。你这次来不要匆忙地走，咱们好好谈一谈。”

　　我说：“是啊！我准备住一段，你有什么话咱们都可以说一说。”

　　陈永贵调转了话题说：“老张，你看过《苦行僧》的电视吗？”

　　我说：“在太原看过。”

　　陈永贵说：“你看我成了苦行僧和禁欲主义的总代表了。好像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偏爱吃苦，不想过好光景，不想吃好、穿好。我陈永贵只知道让社员苦干，不关心社员的物质生活。放屁！我看说这些话的人才是只知道吃饺子香，并不真正了解饺子是咋样来的。他们只知道今天，并不知道昨天。”

　　停顿一下，陈永贵接着说：“我陈永贵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尝尽了旧社会穷苦人民没房、没地、少吃缺衣的苦。说大寨人数九寒天还在地里面修地，可这个权力还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在旧社会，穷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贫下中农关了场门没有吃，地主闲着多少河滩、山沟，他们不修，也不让穷人们修。如果我有河滩、山沟修，有地种，我母亲也不会卖到和顺。我7岁就成了孤儿。老张，你比我年轻十来岁，对旧社会的苦尝的不如我深，可你也是见过旧社会的人，难道旧社会过来的人就是只知道吃苦，不愿意享福？”

　　我说：“是呀！我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没有你长，但是旧社会穷的穷，富的富，广大贫下中农少衣缺吃的悲惨生活，现在还是历历在目。

　　“我8岁入小学，10岁那年遇到灾年，一年无雨，到了第二年5月份还没有落透雨，只好辍学，帮家里干点零活。我比你好一点就是有父亲和母亲照顾。我对家人和自己经历的穷苦生活是不会忘的。我亲眼见到多少贫下中农辛勤劳动，最后仍然逃脱不掉冻死、饿死的悲惨命运。”

　　“我们村有个贫苦农民叫孙福小，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强壮劳力，从小就给姓洪的一家地主做长工，深得主人的喜欢。中年娶了一个哑巴妻子，50多岁没儿没女。这家姓洪的地主也破产了。他租了一家地主的二亩河滩修成好地，靠着二亩地谋生。1939年的一场大水刮过，二亩地冲了个光。这时他已年过花甲，只好沿街乞讨。1940年又搬到一个山庄，盖了两间草房，在那里开了一点荒地，秋天无收。到了12月份回村讨饭，刚走到村边，便跌倒再无力站起来。我打柴回来，看见他还在那里。听他缓缓地说：‘扶扶我，扶扶我。’我放下柴去扶他，但没等扶起来，他便断气了。”

　　“我的一个堂叔伯哥哥张三孩，家里4口人。1942年3月，家里无粮。一天他对我说：‘我要死了，你嫂嫂可以带着两个孩子嫁人，三个人都能活下去。我要不死，四个人都活不下去。’我当他是在说气话，三天后，他果真悬梁自尽了，当年他才37岁。这种现象在旧社会并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正如古人所说：‘暖冬儿嚎寒，年丰妻啼饥。’”

　　陈永贵听我说完，又说：

　　“大概写《苦行僧》电视的人没有见过这段历史吧？这些人如果冬天苦一点能修几亩地，打下粮食够吃够穿，他是不肯30多岁就悬梁自尽的，他们也不愿意冻死在街头。

　　“解放后，广大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房屋，有了修地的条件，对多数贫下中农来说是好了，可是少数缺劳力的孤儿寡妇仍然困难很多。我组织互助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缺劳力、劳力不够的人能生活下去，不再失去土地。毛主席说‘组织起来，发家致富’，我感到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是对的，我积极响应，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我带头苦干，为的是多打粮食，让人们够吃有余。”

　　“50年代，你当县委书记几次在三干会上讲：‘社会主义好，坐等来不了。东风刮不来，西风也吹不来，天上掉不下来，祖宗也没给我们留下来。只有组织起来靠集体的优越性，苦干、实干，一分辛苦一分甜，才能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困面貌。’我觉得你说得对，你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从40年代起到现在，已经是30多年了，大寨也从亩产不过百斤关的‘三跑’田修成了保水、保肥、保土亩产千斤的海绵田。粮食产的多了，社员吃的也多了，也吃的好了，卖的余粮也多了，花的钱也多了。”

　　“1963年遭灾后，在‘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下，不仅修下了海绵田，家家又住上了冬暖夏凉的青石窑。老张，刚解放的时候你就去过大寨，你见过除了有几家富户住的是青石窑外，大部分都住的是土窑窑，破房房，如今过得光景这么好，这怎么能成了苦行僧？”

　　陈永贵越说越气。我觉得他身患重病，不宜太激动，就有意把话叉开。我说：

　　“老陈呀！天快晌午了，咱们休息一下吃饭吧，下午再谈。”

　　陈永贵说：“好，让汤师傅买一点吃的，咱们就在这儿吃饭。”

　　我说：“你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一下，我还是回饭店吃饭。买来的饭也不一定适合你的口味。”

　　陈永贵沉思了片刻说：“那好，三点你准时来。”

　　中午饭后。想到陈永贵今天上午太激动了，这对他的病不好。考虑下午谈话时，我想设法使他平静一些。

　　下午三点我到了病房，刚坐下，华国锋来探望陈永贵。陈永贵热情招待华国锋坐下，我有意回避说：

　　“你们谈，我出去走一走。”

　　我从陈永贵病房出来，到了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黄志刚同志的病房。一个小时后，华国锋离开，我重新来到陈永贵的病房，陈永贵接着上午的话又滔滔不绝地谈起来。说：

　　“老张，昔阳全县你在时最好的年景，总产量是一亿斤。后来你走后，县里干部闹不团结，搞窝里斗，不好好领导生产。名义上是学习大寨，实际上是大寨的经验推不开。我看着那种情况干着急，产量降到了九千万斤。1967年我掌权以后，按照大寨的办法，修地治山，苦干了十年，五道大川得到了治理，修下了六万亩地，粮食产量从九千万增加到近三亿斤。1953年你当县委书记那年，统购了多少粮食？”

　　我说：“加上历史余粮卖了1500万斤。”

　　陈永贵说：“可社员的生活就安排不来。大寨那年卖了45000斤，户均600多斤。那一年就卖了这一点粮食，可是透了底，到了7月间，有些户就没粮吃，靠眉豆、南瓜接上了新粮。71年全县卖了余粮一亿斤，大寨户卖余粮4000斤。这年大寨除了吃，户户有余粮。全县30%的户够吃有余，70%的大队有了贮备粮。大寨、昔阳的每一点变化你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果不苦干，这个变化从哪里来？”

　　我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的美德，不只是现在需要艰苦奋斗。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在过去，有些中农上升到富裕中农，由富裕中农又上升到富农，也是省吃俭用上来的。我本家一个叔伯爷爷，家里有七八亩地，养着一头牛，耕地时套着一头牛和他20岁的儿子。如果走得慢，他是打牲口一鞭，打儿子一鞭。离村五里地有一块河滩，每年冬天，他不只白天修，黑夜只要有月亮，他也要修，下了雪把雪扫开也要修。这样积年累月，修下30亩滩地。后来喂着两头牛，两头驴，雇着一个长工。家里富裕了，他也年老了，中午给他吃一顿白面，隔一天吃一顿不吭声，连续吃两顿他就骂：‘我也不是马上就死呀！’

　　“建国后，国民党给我们留下一个破摊摊，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个穷困面貌怎能够改变？实践证明了，大寨、昔阳在你的带领下走过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事实胜于雄辩，昔阳广大群众是最好的见证人。去年我回到我的老家丁峪看了看，广大群众对我说：‘过去学大寨修梯田，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有点苦。可是这个汗没有白流。在旧社会咱村在大丰年打的粮食按平均计算，够吃有余，中等年景刚够吃，一到欠年，三分之一的户就没有粮吃。那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水平？条条、片片半年粮（指萝卜条条，菜根片片）。学大寨修得800亩好地，打的粮食一年够二年吃。现在的生活都超过了过去的地主。过去最好的地主也只是一天吃一顿白面，现在都是家家白面挂帅，四季鲜菜。不学大寨，哪来的这个变化？’有人说：‘说陈永贵不好，那是脏了良心。’我问他们：‘现在人们有什么顾虑？’他们说：‘现在人们发愁的是过去打的拦河坝，现在没有人领导维修，这样长期下去，如果发一场大水把坝冲垮，把地冲走，咱村的人又得过苦日子了。’”

　　我说这番话时，陈永贵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了，陈永贵说：

　　“有的人说我们修地一天的劳动工分几角钱，顶多不过块八钱，如果去搞工副业，一天就能挣四五块，有的甚至挣十来块。有的人说什么，修一亩地花费几十个工，代价太大。要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那就更合不来。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对实际一点也不了解，就是有意来给大寨抹黑。在50年代，大寨人就知道搞工副业比农业工分高，可是全国八亿农民如果都去搞工副业，有没有那么多的门路？况且在统购第一年时，中央就说过，粮食是宝中之宝，不管搞哪个行业的人，都首先得吃饭。不管哪一个行业的人，挣钱再多，不吃饭都得饿死。毛主席说，‘农业是基础。’广大群众都知道，毛主席说得对，民以食为天。事实证明吃饭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个会写文章的先生们可以不吃饭。”

　　陈永贵说到这里，我插话说：“确实有些长期住在大城市、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脱离客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陈永贵接着说：“修一亩地代价太大，好像他们是很会算账。可是他们算的是什么鬼账？大寨人、昔阳人并不傻，他们并不是不愿意一个劳动日挣十块，只挣一块。问题是能不能挣下？如果是只挣十块钱就干，挣不下十块就不干，只有达到先进资本主义才去劳动，那么大寨人、昔阳人早就饿得死光了。过去的教训不就在这里吗？在封建社会里，穷人们关了场门没有吃，想修地也没有河滩，只好闲着挨饿。集体化以后，像武家坪、南垴干部不领导社员修地，少数有本事的人出去搞两天副业，挣几个零花钱。多数人在家闲一冬天，一年打的粮食不用说卖余粮，肚也填不饱。这几年学大寨修了地，面貌大改变，有吃有卖，集体有贮备，个人有余粮。这到底是我们算的账对？还是他们算的账对？前两天，农业部长来看我，说：‘如果按大寨的办法干，这几年照样能增产。’当然，我不是说这几年来大寨、昔阳的工作没有缺点、没有失误。”

　　我说：“回头看，大寨、昔阳这几年在工作中的缺点是太死、太严。”

　　陈永贵说：“对！可是有些人说我们这几年是靠命令主义命令起来的，什么‘七斗八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说什么昔阳是重灾区。放屁！想一想，58年、59年我们搞过命令主义，能搞成吗？实践证明命令主义只能搞几天，长期是搞不成的，也是不会有效果的。71年、72年晋中有些负责人看了大寨、昔阳的成绩有点眼红，回去不是也搞‘七斗八斗’？他们没有真正地发动群众，干部没有带头，而是自上而下一个命令往下传，结果活没少干，地也没有修下，粮也没有打下。为什么？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到家。大寨、昔阳的经验是坚持政治挂帅。但是，我们不是为了挂帅而挂帅，不是喊空口号。我们的政治工作始终是紧紧围绕着重新安排昔阳山河，建设高标准的高产、稳产田。这样就把每个群众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紧紧地结合起来了。我们不搞参观工程，修一块成一块，受益一块。这样社员看到不只为现在谋了利，也为子孙后代造了福。所以，大寨、昔阳的干部在实践中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敢干’。过去想也不敢想、看也不敢看的工程都干成了。这能说是命令起来的？谁有本事让他们再来命令命令？”说到这里，陈永贵的气越来越大。

　　在陈永贵很激动的时候，我总是想把话叉开，让他平静一点，不要太激动。现在看他又激动起来，我就说：

　　“老陈呀！你喝点水，抽一根烟再说。”

　　陈永贵就到口袋里去掏烟。掏了一下又失望地说：“唉！哪里来的烟呀！医生说我这个病绝对不能抽烟，我控制不住，总想抽两根。明珠怕我抽，把烟都拿走啦。”

　　我一听才恍然大悟，赶忙说：“老陈，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千万不要抽烟。”接着我又说，“大寨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不仅过去需要，今后也需要。共产主义是科学，工人、农民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要靠灌输。要搞社会主义，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怎么能行？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广大工人、农民一旦掌握了社会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大寨、昔阳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70年代前后，昔阳广大干部群众的劳动热情我亲眼看到就和解放战争初期支援解放战争那样积极主动。如果广大干部群众不是从实践中感到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和他们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一致，就不会那样熠熠生辉、虎虎有生气。”

　　陈永贵说：“在这十年的工作作风上，我也不是说没有缺点，有些村有些人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现象。我调查过几个人，开始时多数是自觉的，部分人是跟着走的。极少数懒汉、捣蛋鬼是逼上去的。可是实践证明整个工作没有点压力不行，对那些懒汉、捣蛋鬼更需要有点压力。对他们管得严严的，我认为是有好处的。我听说如今武家坪、留庄犯罪的人比过去多得多。事情都怕比比看，是让他们在村里边劳动好？还是不加管理，让他们犯了罪关在监狱里好？我看这几年来，社会秩序不好，坐监狱的人多了，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很大关系。”

　　这次我在北京总共住了半个月，和陈永贵有过多次谈话。陈永贵几乎把他跟我见面以来4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每一个紧要关口都详细地回忆了一番，我看老陈把想说的话都说啦，就说：

　　“老陈，你看我来北京半个月啦，现在准备回去。如果你的病有什么变化，就告我，我马上再来。”

　　陈永贵说：“好，你来的时间不短啦，你可以回去啦。不过有几句话我要告诉你。人一生都要结婚，但是真正生死相依的夫妻没有多少；人一生都要交友，但真正能靠得住的也没有几个。”

　　我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说：“老陈，不管他们怎么样，咱们对得起他们就够了。”

　　1986年3月12日早上，我吃罢饭，陈永贵的大儿媳到了我家，见了我说：“我是昨天晚上从北京坐火车，今天早上回来。我公公已病得不行啦，说赶快叫人来。我们问叫谁，他说除了老张，谁也不叫。”

　　听了这话后，我说：“好，我立即动身。”

　　我一方面打点行装，一方面给陈永贵生前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赵满仓、李福栋、李成元、田力太等人打电话，告他们陈永贵病危，让他们赶快到北京探望。

　　3月14日，我白天坐车，下午6点到了北京车站。陈永贵已经派司机汤师傅在车站等着我。我上了车，汤师傅问我：

　　“是先到医院看老陈，还是先吃饭？”

　　我反问：“你看老陈的病怎么样？”

　　汤师傅说：“医生说可能还能活十几天，也可能突然暴发死亡。”

　　我说：“老陈一定有很多话要和我说，我们还是先到病房后吃饭。万一他突然病情恶化，有话想说也说不成了。”

　　我到了病房是七点半，陈永贵在病床上躺着。我去后，他的大儿子陈明珠把他扶起来，坐在沙发上。但这时陈永贵说话已经很低了，不仔细听听不清。

　　陈永贵拉着我的手说说停停，一直跟我谈了四个多小时。谈到了他的家庭、身边的人及一些生活情况。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难受。我嘴里没说，心里想：“你心里有这么多长期想说又不能说的话，咋能不得病！”

　　陈永贵在谈话中多次问起：“我死后人们会怎样看我？”

　　我说：“流芳百世，绝不是遗臭万年。”

　　他听后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

　　最后一看表，11点多了。陈永贵说：“你吃饭去吧，老张。已经11点多了，我想说的话也说完了。”

　　临出病房前，我说：“老陈，你的病看来是不行了。不过你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能多活一天也好。”

　　这句话看来是说到了陈永贵的心坎上，他精神为之一振，高声应道：“对！”这句话是陈永贵这天说出的声音最高的一句话。

　　最后，他托我给中央写一封信，总的意思是把他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改变大寨贫穷落后面貌的成绩，和三中全会以来加在大寨头上的不实之辞都加以说明。

　　第二天，范喜凤也去看陈永贵，我就叫范喜凤和陈永贵的秘书焦焕成一起商量，又征求了陈永贵的意见后，就着手给中央写报告。经过几天的努力，我们写出了一个初稿。我去给陈永贵念，他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在写的中间，有人提议不如让陈永贵说，你们录音，然后整理比较可靠。我说陈永贵已经说不清了。我们把稿子又修改了一遍，第三次拿着让陈永贵签字时，陈永贵已经昏迷，拿不起笔来了。所以这个报告没有送给中央。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与世长辞。

　　来源：张怀英《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

　　作者简介：张怀英（1926-2005），山西昔阳人，曾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运城地委书记。他既是发现陈永贵、推动"大寨奇迹"的关键推手，也是因抵制改革开放初期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三十余年从政生涯，政绩卓著，亦历尽波折。在昔阳主政期间，他倡导并身体力行"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多次获得毛泽东的公开表扬。然而1979年后，因公开抵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作为陈永贵的老领导和挚友，张怀英晚年留下《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为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记录。其一生沉浮，常被后人评价为"得势谋公，逆境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