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缘何在伦敦首次出版，一个交织着新闻勇气、出版智慧的复合事件

　　一、引言

　　1937年10月，一本封面设计标新立异、书名备受瞩目的新书，悄然出现于伦敦和附近城市的大小书店，这就是由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这部传世名作英文版由当时英国赫赫有名的维克多·戈兰茨出版有限公司首次出版。该书出版不仅表明西方新闻出版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最详尽最系统最直接最正面的报道宣介，更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了解中国革命的认知方式。从1936年7月斯诺穿越重重关隘、道道封锁抵达陕北，到1937年10月该书英文版在伦敦出版面世，这一出版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融合着新闻探险、政治远见与出版胆识的复杂历史过程。

　　首版《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的初版发行，绝不是一次无意间的商业出版活动，而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由特定出版机构、特定传播网络与特定营销机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维克多·戈兰茨有限公司的左翼出版倾向、戈兰茨亲自主持的左派读书俱乐部实施独特的会员制传播机制、该书书名在排版中的意外诞生、初版书的物理形态与销售数据，乃至随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传播效应，共同构成了一个值得后世深入解读和剖析的出版史案例。

　　二、维克多·戈兰茨公司与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出版发行机制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伦敦顺利出版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的独特出版理念和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灵活传播机制。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创立者是红色出版大亨维克多·戈兰茨。戈兰茨1893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在经济优渥、物质优越、文化高雅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其祖父是负责犹太教事务管理的教育官员，父亲是一名出色的珠宝经营商，叔伯辈人物多为英国政商两界名流。戈兰茨青年时代属于自由主义者，进入中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926年于牛津大学毕业后，遂投身于出版行业，在实践中展现出机敏的商业头脑和超凡的政治智慧。1928年他别籍异居，成立了冠以自己名字的出版公司，主要从事文学读物出版，获取了较为丰厚的利润。1935年5月，戈兰茨借鉴当时美国出版业的成功经验，建立了实施会员制的左派读书俱乐部。他的初心与本意并非为了增加营业额，而是有着更为深邃的政治考量：就当下来说，是在伦敦乃至整个英国营造反法西斯运动和反战事业的舆论氛围，阻止英国上层集团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从长远来说，是打下英国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和政治根基。恰恰就在筹建左派读书俱乐部的过程中，法国左翼政党联盟——人民阵线政府在法国大选中获胜。这一消息使戈兰茨深受震动和鼓舞，他认为这种政治局面距离英国近在咫尺，左派读书俱乐部应当为促成这一局面早日到来而有所作为。左派读书俱乐部拥有完整的运作体制，其中选书委员会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核心机构，由戈兰茨、拉斯基和斯特拉奇三人组成。他们承担遴选和审读书稿的职责，将选中的书稿交给戈兰茨出版公司予以出版，由左派读书俱乐部负责发行，戈兰茨出版公司每月出版的新书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俱乐部会员。俱乐部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小型会刊《左翼书讯》（Left Book News），免费赠送给会员，后来更名为《左翼讯息》（Left News）。会刊是沟通俱乐部与会员的重要纽带，由社论、动态和图书评论三个主要栏目组成。社论通常由戈兰茨本人执笔撰写，动态主要报道俱乐部的活动情况，书评由拉斯基和斯特拉奇两人轮流主持，品评和推荐俱乐部当月发行的新书。左派读书俱乐部招募会员的广告刊发以后，读者反应非常强烈，纷纷报名，应者云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7000多名读者登记入会，远远超出戈兰茨本人的预料。一年后，会员达到4.5万人，截至1938年5月，会员发展到5.8万人之多。

　　左派读书俱乐部从1936年成立到1948年解散，12年之间总共发行“月选新书”150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时政评论、纪实报道和名人回忆录，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有4种。在每月推选的新书当中，偶尔也会有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A.L.莫顿的《人民的英国史》自首次出版以来，多次印行。最受会员和读者欢迎的是长篇纪实报道和自传性作品。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经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该书于1937年10月出版发行时，正值日本侵略军空袭南京，有关侵略军暴行的报道迅速见诸英国各大报端。这个月的《左翼讯息》设立为中国专号，所刊发的文章强烈谴责日军侵略暴行，积极呼吁英国民众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左派读书俱乐部举行了上百次的集会和游行，有力地声援了中国的抗战事业。戈兰茨本人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心力，组建了声援中国运动委员会，支持由国共两党携手组成的统一战线，并因此获得中国国民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红星照耀中国》作为左派读书俱乐部1937年10月的月度选书，以特殊版本形式问世。维克多·戈兰茨公司与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出版发行机制决定了《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的早期传播具有双重路径：一条是通过俱乐部渠道直达数万名对左翼思想和国际反法西斯事业抱有同情的会员，另一条通过普通书店面向更广大的社会公众销售。据记载，1937年版《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页上注明为“Left Book Club edition.”，表明其最初是作为俱乐部选书而非公开市场发行的常规出版物。有资料称该书“左派读书俱乐部，不对外销售”，实则是指俱乐部版本最初主要面向会员，但不是不出售给公众。戈兰茨公司选择出版斯诺这部著作，与其一贯的左翼立场密切相关。

　　三、《红星照耀中国》内容契合英国左翼主流话语的核心诉求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率先在英国出版并非偶然，而是与20世纪30年代末期英国社会的集体心理状态及其精神需求密切契合。该书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状况，这正符合左派读书俱乐部帮助大众了解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斗争的知识需求。戈兰茨对斯诺书稿的接纳，不仅是一种商业判断，更是一种政治姿态。进入30年代后，英国尚未从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中完全恢复。长期以来，失业问题持续蔓延，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社会不公日益凸显，这些现实困境使大量英国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产生了深刻怀疑。在此背景下，公众迫切希望找到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和制度架构，以应对当前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在埃德加·斯诺的叙述中，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严格的纪律约束、朴素的生活方式、公平公正的制度安排，以及为解放广大民众而奋斗的崇高目标。这些特征为处于困惑与焦虑中的英国读者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发展路径。书中描绘的那个由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新世界，与他们所处的积弊丛生的旧世界形成了强烈反差，因而具备了极大的感召力。1937年之际，法西斯主义的暗影已遍布欧洲各地。自1936年西班牙内战揭幕之后，德国与意大利的侵略行为日益嚣张，战争的危机感已迫近眼前。然而，由张伯伦所领导的英国政府却实施着绥靖政策，面对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屡屡退让，这一政策立场在本国引发了广泛的抗议与不满。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敌斗争的英勇行动，唤起了英国民众对反抗纳粹侵略的情感共鸣。在当时左翼思想盛行的英国，反法西斯被视作第一位的政治使命。公众热忱参与国际纵队，奋力抵抗法西斯力量在西班牙的扩展，而《红星照耀中国》亦恰在此时讲述了一个东方民族英勇抗击法西斯入侵的真实故事。作品中所刻画的红军战士，既是共产主义信仰的践行者，也同样是立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这样一种将共产主义革命、民族解放与反法西斯斗争相互交织的叙述方式，契合了英国左翼主流话语的核心诉求，既使英国读者领略到中国人民的不屈抵抗精神，也进一步点燃了他们投身反法西斯运动的热情。《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之所以能够广受关注并迅速传播，并非仅因其内容本身的创新性与冲击力。在英国经济大萧条与理想主义破灭的时代氛围中，该书恰好切中了英国左翼主流话语体系的关键节点，为当时陷于焦虑与幻灭感的英国左翼公众提供了一种理解与回应社会困境的新视角。对英国的知识阶层及左翼群体而言，这部著作的到来，犹如一场久旱之后的及时甘霖。

　　四、书名由来：从“Red Star in China”到“Red Star Over China”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书名的最终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出版故事，折射出出版流程中的人性因素如何影响了一部经典的命名。据记载，斯诺最初为这部书稿拟定了多个备选书名，包括《在陕北的日子》《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并在一次聚餐中请朋友们投票确定。经过投票，朋友们一致选定了《Red Star in China》（《红星在中国》）。然而，斯诺的出版经纪人海瑞塔·赫茨（Henrietta Hertz）在美国阅读书稿后致信斯诺，谈及她如何欣赏这部作品时，在信中误将书名写成了《Red Star Over China》。这一本应为疏忽的笔误，却激发了斯诺的灵感。“红星在中国”是一种静态的陈述，暗示红星作为观察对象存在于中国境内；而“红星照耀中国”则赋予了红星以能动性——它不仅在中国，而且以其光芒照耀着整个中国，具有了更为宏大的史诗意味与象征力量。于是斯诺决定将错就错，正式定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这一因排版失误而得名的说法流传甚广，另有版本称此乃排字工人将“in”误排为“over”。无论具体细节为何，书名从“在中国”到“照耀中国”的转换，绝非文字游戏。从修辞学角度看，“照耀”一词赋予红星以主动照耀、照亮的意义，暗合了斯诺在书中所传达的核心信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面貌，其光芒必将照耀整个中国。这一书名所蕴含的预言性与启示性力量，为此书的传播效果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中译本书名的演变同样值得关注。1938年2月，胡愈之在上海主持翻译此书时，考虑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当局对“红”与“赤”字极为忌讳，为掩敌耳目、利于发行，将原书名改为含蓄隐晦的《西行漫记》，使读者误以为这是一本游记。这一变通策略，恰好与英文书名从“in”到“over”的偶然变更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前者是政治环境逼迫下的主动隐晦，后者是排版失误导致的意外升华。

　　五、《红星照耀中国》初版书的物理形态与版本特征

　　《红星照耀中国》伦敦初版书在物理形态上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细节特征。根据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s）的馆藏记录，该书页数为464页，另附14页插图，尺寸为22厘米。另据文献记载，该书分十二章，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以及毛泽东等领导人，书中配有多幅斯诺在陕北拍摄的照片，包括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珍贵影像。从版本学角度看，1937年伦敦初版存在两个细微差异的版本：一为左派读书俱乐部版本（Left Book Club edition），一为戈兰茨公司的普通商业版本。前者作为俱乐部选书，封面采用蜡纸软装，尺寸约为21.5×14厘米；后者则采用不同的装帧形式。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并无差异，区别仅在于发行渠道与装帧。这一版本区分在出版史上并不罕见，却为今日的书目研究与版本鉴定提供了线索。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1937年10月初版后，当月即重印三次，至11月已发行至第五版，到年底在英国的销量已超过10万册。这一销售数据在当时的非小说类书籍中极为罕见，反映出公众对有关中国真实情况的信息有着强烈的阅读需求。有评论称该书“一鸣惊人，短短几周就发行10万册以上，1个月就销售了5版”，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初版书的物理形态本身也承载着时代的信息。464页的篇幅、14页的插图和22厘米的开本，在1930年代的英国出版市场上属于中等规模的专著。书中收录的斯诺本人拍摄的照片——包括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经典肖像——不仅是视觉上的重要补充，更构成了西方读者首次直观了解中共领导人的视觉窗口。这些照片与文字叙述相互印证，极大地增强了该书作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现场感”。

　　六、《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出版后的传播效应与历史反响

　　1938年美国兰登书屋版。

　　《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性反响。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该书美国版，首印15000本，三周即告售罄。英国初版的巨大成功与美版的接力传播，使该书在问世不到半年内便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类作品中的第一畅销书。此后，该书被陆续译成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等近20种文字，风行各国，驰誉全球。斯诺本人对这部著作持续投入了修订与完善。1938年秋兰登书屋再版时，他增写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持久战和游击战策略，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抗日必胜的信心。1944年，斯诺再次修订，在长篇后记中对中国局势作出富有预见性的展望，指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在长期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巨大的威望”。此后，斯诺又于1968年和197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修订，将时态改为过去式，增补万余字注释和百余条人物小传，使该书在冷战背景下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该书出版后所产生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新闻纪实范畴。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称赞“红星”如同“火焰”一般，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斯诺的前夫人海伦·斯诺（Helen Snow）认为，该书“代表了当时整个世界所需要的那种信息”。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后来评价道，它“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当年许多书评家盛赞该书是“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一部最适时、最激动人心的著作”，认为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斯诺“建立了本世纪一位记者单独做到的最伟大的功勋”。就连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对该书产生了浓厚兴趣。据记载，罗斯福不仅阅读了该书，还据此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某种认知。后来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曾指出，斯诺在1944年版后记中对中国形势的分析真实可靠，但美国政府拒绝了斯诺的忠告，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这一评价从侧面印证了该书所传递信息的准确性与前瞻性。

　　七、《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的历史意义

　　《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的出版，绝非一桩寻常的出版事件，其历史意义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审视。其一，该书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最系统、最全面的首次报道。在斯诺之前，外界对中共的认知主要来自国民党的宣传或零星的传闻，充斥着误解与歪曲。斯诺以“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决心，穿越重重封锁抵达陕北，以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记录下所见所闻。他笔下那个“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英勇牺牲、忠心耿耿”的红军形象，第一次使西方读者得以超越意识形态偏见，看见一个真实的中国革命图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称斯诺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二，该书通过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独特传播机制，迅速抵达了英国乃至欧美数以万计的进步读者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日益猖獗，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亟须凝聚共识。戈兰茨公司选择出版此书，斯诺选择将其交由左翼出版机构发行，这一出版策略本身便是一种政治立场的选择。该书所传达的信息——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为国际反法西斯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援。其三，该书的伦敦初版开启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全球传播历程。从1937年的伦敦第一版，到此后数十种语言文字的翻译出版；从初版的464页，到斯诺本人历次修订增补；从最初主要面向左派知识分子的传播，到后来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教科书”——这一出版与传播史本身就是一部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与文化传播史的缩影。时至今日，该书在2023年正式进入“公版”领域，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出版与传播，其生命力之持久，已远远超出了一部普通新闻纪实作品的范畴。

　　八、结语

　　《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的出版，是一个交织着新闻勇气、出版智慧、时代际遇与历史命运的复合事件。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的左翼出版传统与左派读书俱乐部的传播网络，为这部著作提供了理想的出版土壤；书名从“Red Star in China”到“Red Star Over China”的意外转变，赋予全书以超越报道本身的史诗意蕴；初版书在短短数月内的惊人销量，印证了世界公众对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迫切需求；而此后近90年的持续传播与反复修订，则证明了这部著作跨越时代的经典价值。当斯诺在1937年10月拿到伦敦戈兰茨公司寄来的样书时，他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项不寻常的工作，但未必能够预见这颗“红星”将如何持久地照耀世界。正如拉铁摩尔所言，它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使人们看见了“另外有一个中国”。而这一“看见”的历史，正是从1937年伦敦的那个秋天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