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有感

　　读完王家烈这篇写于1964年的回忆文章（见附录），最深的感触是：这不像一份“剿共”的军事报告，更像一份地方军阀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最终被碾碎的“自白书”。通篇读下来，王家烈念念不忘的不是如何消灭红军，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地盘和部队；他真正的对手也从来不是红军，而是蒋介石。而文章结尾那句“长期压迫贵州人民的二十五军就告结束”，既是他的无奈，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一个军阀的“两难”：既怕红军，更怕蒋介石

　　文章开篇，王家烈就坦承了自己的困境：名义上是军长兼省主席，实际上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各据一方，他能直接调动的只有十五个团。听说红军有四五万之众，他“觉得自己力量单薄，无法对付”。但真正让他“心绪异常烦乱”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军。

　　他写得很直白：自己曾与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密约被余汉谋盗出告密，“从此蒋视我为眼中钉”。蒋介石“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这段话把地方军阀的两难处境说得再清楚不过——红军来了要占地盘，中央军来了要夺权，而他夹在中间，既无力抗红，更无力拒蒋。

　　因此他的策略从一开始就不是“死守”，而是“避战保本”：一面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黔，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黄平接触时，杜肇华想避开正面，他“不准他退得太远”，但自己也承认“红军长驱直入，锐不可当……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拼”。随后他与犹国才“转身回贵阳，取观望态度”。这种“观望”，不是军事指挥，而是政治算计。

　　二、遵义之战：被红军打垮的是吴奇伟，被掏空的是王家烈

　　遵义之战是全文最生动也最讽刺的一段。王家烈把遵义视为“桑梓地”，想借“收复遵义”保住地盘，主动向薛岳请战，“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可薛岳不允，说等四川中央军出动再南北夹击。等到红军回师遵义，他身边只剩三个团，而吴奇伟带两个师来援。他满以为可以“协力反攻”，结果红花岗一战，吴部两个师在红军迂回包抄下“歼灭大半”，溃退时自己砍断乌江浮桥，人马辎重尽失。

　　而王家烈自己呢？指挥所站不住脚，吴奇伟“急向南夺路逃走”，他“带手枪排向西面的金沙方向退走”，临走还向吴奇伟借了五千元“暂维伙食”。堂堂省主席兼军长，穷到向友军借钱吃饭。这一战，红军打垮的是吴奇伟的中央军，但真正被“打空”的是王家烈的政治资本——他既没保住遵义，也没能借战功向蒋介石讨价还价。

　　三、被逼下台：蒋介石的“内外夹攻”与军饷绞索

　　文章最后一节“蒋介石逼我下台”，读来最有意味。蒋介石先问他想“主军还是主政”，他答“愿专搞军事”；接着蒋就免去他省主席，派吴忠信接替。但这还不够，蒋还要军权。手段是：断饷、收买、制造纠纷。

　　断饷，是让部队濒临“一日无粮千兵散”；收买，是派晏道刚赴黔西对何知重、柏辉章封官许愿——据何知重后来交代，他得五万元大洋，柏辉章得三万元，条件是部队出省到四川忠县才兑现；制造纠纷，是借川黔军住房冲突，让晏道刚“鬼鬼祟祟”地做工作。于是何、柏两人公然劝他下台，还虚情假意要拉他去城隍庙发誓。晏道刚劝他的话更耐人寻味：“杨虎城在某个时期，转不过弯子，就自动让开一下。可是后来，蒋先生还是请他回西安了。”——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识相点自己走，别等被赶。

　　最终，王家烈“愤然”向蒋介石面请辞职，蒋假惺惺说“辜负你了啊”，次日就公布他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又让张学良用飞机把他带离贵州。他的两师五旅十五个团，被改编为中央直辖一〇二、一〇三师，柏辉章、何知重分任师长；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的部队也一一被改编、调离。二十五军就此瓦解，贵州彻底落入蒋介石之手。

　　四、几点感受

　　第一，红军长征的“过境”效应，远比一场胜仗更深刻地改变了西南政治格局。蒋介石借“追剿”之名把中央军开进贵州，顺手解决了王家烈这个不听话的地方实力派。王家烈自己看得很清楚：“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这就是阳谋。红军过黔，打垮的是吴奇伟，拖垮的是王家烈，最终得益的是蒋介石。

　　第二，王家烈的回忆，无意中从反面印证了红军战略的高明。红军入黔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渡乌江；随后又回师遵义、歼灭吴奇伟部，再西进云南。红军的目标始终是摆脱追兵、争取主动，而不是与地方军阀纠缠。王家烈想“避战保实力”，结果既没保住实力，也没保住地盘。

　　第三，文中对红军战斗力的描写，虽出自敌手，却颇为真实。红花岗之战，吴部“仰攻该地，在红军火力控制下，伤亡很大，进展极难”，红军“屹立未动”；红军一部迂回包抄，吴部两个师“钻进口袋”，“歼灭大半”。这些描述，比许多正面叙述更能说明红军当时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意志。

　　第四，最耐人寻味的，是王家烈全文的语气。他写自己“心绪异常烦乱”“处境异常难堪”“内心惶惑不安”，写被逼下台时的“愤然”，写蒋介石“假惺惺”的挽留。这是一个旧式军阀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心态：既反共，又反蒋；既想保境，又无力自保；最终被更大的力量碾碎。他的回忆，是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矛盾、蒋介石借“剿共”吞并异己的一份生动供词。

　　第五，这篇文章也让人重新理解黔军的“不积极”与后来的“勇猛”。王家烈笔下的黔军，在内战中处处避战、观望、保存实力，读来像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算账。但那些被他“保存”下来的部队，后来被改编成102师、103师、121师，开赴淞沪、南京、徐州、武汉、长沙、松山，在抗日战场上打出了让日军忌惮的战绩。内战让他们学会了保命，抗战让他们学会了拼命。这中间的转折，恰好就发生在王家烈被逼下台、二十五军被改编、黔军出黔的那一刻。饷可以不给，命是自己选的。

　　一句话总结：红军长征过黔，是一场深刻改变西南权力版图的政治地震。而王家烈这篇回忆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从一个“被牺牲者”的视角，让我们看到长征如何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场重新洗牌的政治博弈。

　　附录：

　　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

　　王家烈

　　一、阻截前的形势和布置

　　红军长征过贵州时，我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关于堵截红六军团萧克部队在贵州的作战，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月。本文叙述堵截中央红军长征通过贵州的经过，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四月。

　　先是一九三四年九月间，我协同湘、桂军李觉、廖磊两部，对红军第六军团作战，曾率军部指挥所人员由贵阳出发，经平越（现名福泉）到思南。是年十月，红军贺、萧部队离开贵州，向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进出。我正在部署进攻时，于思南途中接蒋介石由牯岭来电，大意说，红军主力已离开瑞金西进，其先头已到大庾县属聂都附近，有沿萧克部队的路线进入贵州模样，命我率领部队择要堵截。我接电后，即由思南转回贵阳，着手考虑全盘计划。

　　当时贵州内部，因争权夺利，混战了两年才告结束。名义上我是军长兼省主席，实际上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我口头上表示拥护听命，实际上我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我能直接调遣作战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所辖李成章、犹禹九、杜肇华、周芳仁、杨昭焯五个旅，共十五个团。听说红军有四五万之众，我觉得自己力量单薄，无法对付，遂与两广取联系。联系结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覃连芳、周祖晃两师开到贵州都匀、榕江策应；广东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军长张达）推进到广西浔州（桂平），必要时进到柳州策应。他们说，若再远离其各自的省境，他们自己后防就感空虚，办不到了。

　　在思南接蒋介石的上述电报后，我想红军主力到贵州来了，要占据我的地盘，我想阻挡是办不到的。蒋介石对我不怀好意，我早已明白。自我主黔以来，尽管犹国才、蒋在珍同我为难，蒋介石并不调他二人离开贵州。我为了保持地位，乃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实力。因此曾经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后来，这个密约被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盗出，向蒋告密，从此蒋视我为眼中钉。他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后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

　　我的初步计划是：将乌江以北的防务交与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我和犹国才负责。我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到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

　　十月末，我由思南回省经过遵义时，为了便于尔后和黔北侯之担等部取联系，在遵义设立一个临时机构——二十五军行营，派江国璠为行营主任。

　　十一月上旬，我由遵义到贵阳，召集二十五军和贵州省府高级人员开会，商议对策。由于大家的反动立场相同，根本的利害一致，我和犹国才、侯之担商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对红军进行防堵。我们的具体部署是：侯之担部担任防守乌江以北（原驻湄潭的二十五军所属第八团团长万式炯归其统一指挥）；犹国才部开到乌江以南，犹本人任东路的左翼指挥，负责平越、瓮安之线；我指挥所部，担任东路的右翼作战（便于接近广西），尔后看情况发展，相机推进。当时使用的兵力，除我直接指挥的上述十五个团外，侯之担有四个团，犹国才抽出两个团，共计动员二十一个团的兵力。

　　二、红军强渡乌江进入遵义

　　十二月中旬，我同犹国才率军部指挥所人员到马场坪后，得知中央红军主力沿萧克经过的路线，取道湘西进入贵州黎平、剑河附近，有经镇远、施秉、黄平向北行进模样。蒋介石的嫡系军尾随其后。我命令旅长杜肇华指挥第五、六两团（团长李维亚、刘鹤鸣）在黄平附近布防，曾与红军一度发生接触。时原驻镇远的东路行营主任黄烈侯，已让出了镇远大道，退到清溪。又接杜肇华电话报称：“共军来势很锐，我想避开正面，撤到重安江以西占领阵地。”我不准他退得太远，命令他撤到马站街、老木哨一带，避开正面，相机侧击。同时，我深深感到，红军从江西出发以来，所过地方，都是长驱直入，锐不可当，他们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拼。因此，我同犹国才转身回贵阳，取观望态度。到贵阳后，得知蒋介石派薛岳带八个师兵力跟追，其先头已到湘西洪江，并接薛岳来电，约我在平越县马场坪会见。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由贵阳再到马场坪等待薛岳。当时我的脑子里又萦回着上述在思南的一些想法：若与红军硬打，打光了，怎么办？因此，心情异常苦恼。迨与薛岳会见后，他对我甜言蜜语，在武器装备方面，承认给我补充；在政治方面，表示关怀。他暗示我说：“你的政治上敌人是何敬之（应钦），今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诚）的路线。”薛同我摆谈了一般形势后，又介绍我和他带来的几个师长见面。见面后，我即返贵阳。薛岳率队也向贵阳开拔。随薛岳后来的，还有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

　　先是，我同犹国才、侯之担商定：乌江北岸全线江防，由侯之担部负责，我拨原驻湄潭的第八团（万式炯部）归其统一指挥，湄潭县境乌江各渡口，由第八团担任守备；湄潭县以西、遵义县境乌江各渡口，由侯之担部旅长刘翰吾率罗振武等两团担任守备，侯之担的指挥所位置于遵义县城。

　　这时，我在贵阳得知红军分两路已经渡过乌江，其一路由瓮安、孙家渡附近到遵义；另一路由余庆经箐口、湄潭到遵义。

　　红军在遵义县境渡江时，侯之担部刘翰吾旅罗振武团曾与红军激烈战斗，被打败后向赤水、土城方向退走。侯本人就丢掉部队，只身逃往重庆。红军在湄潭县境渡江时，万式炯团以一个营（营长李仲春）据守湄潭，以两个营（营长吴子云、刘彬如）守江边各渡口，战败后退到凤冈。红军两路长驱直入，到达遵义。

　　红军占遵义约半月后，薛岳派郭思演接管贵阳城防，发表郭为贵阳警备副司令。“中央军”反客为主，我出城进城均受他们盘查，处境异常难堪。当时我的想法是：贵阳已被蒋军占据，我不能立足了；遵义已被红军占领，未见行动，那里的资源比较富裕，倘被红军占领太久，将地方民团的枪支搜尽了，以后想恢复就更不容易。我认为黔北是我的桑梓地，应该恢复黔北，到不得已时，再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找地盘求生存。我当时对贵州的地盘还有留恋。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编造各种理由向薛岳建议，应以全力即日收复遵义。我并说：“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但薛岳没有同意，说：“目前部队少了，不会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功。”

　　三、红军回师遵义，吴奇伟部被围歼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蒋介石任命我为第二路第四纵队指挥，犹国才为副指挥。我召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在贵阳商议。我说：“贵阳已为‘中央军’掌握一切，没有我们的地位了，唯一办法是即日收复遵义桑梓地方。如果你们愿意去攻遵义，我负责筹备伙食。”他二人都表示同意，随即率领部队，取道修文，由黄沙河渡河，目标先攻刀靶水。此时，红军已主动地离开遵义，何知重、柏辉章率部到达刀靶水时，仅仅同红军第三军团的后尾接触。

　　当时，我在贵阳得知红军离开遵义的消息，即由贵阳出发赴遵义。到遵义时，何知重已率李成章旅的戴玉堂团、周相魁团及犹国才师的魏金团开往桐梓方向尾追红军去了。据报：红军一部由桐梓下温水、东皇殿（今名习水）、枫村坝与川军郭勋祺部打了一仗。又据报：红军经四川的太平渡、古蔺，云南的威信，向川、滇两省边界而去。当时我估计，可能是川南的江防布置严密，不容易渡江。我遂由遵义转回贵阳。

　　二月二十一日，我在贵阳接蒋介石由重庆来电，大意说：红军回师东下，已到贵州赤水之土城附近，似有取道川黔边界往酉阳、秀山与贺龙红二方面军汇合模样，命我亲率所部，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这电是薛岳转交给我的。我接电后，即由贵阳出发，到刀靶水时，遇见遵义的来人说：“共产党的军队又回来了，娄山关地方前两天在打仗。”我遂乘车赶赴遵义。

　　二十六日，我在遵义得知的情况是：红军从茅台之二合树过河，经高桥到达桐梓。又据遵义行营主任江国璠报称：“杜肇华（旅长）率刘鹤鸣团在娄山关已经同红军打了两天了。”

　　此时，蒋介石的阴谋是一面尾追红军，一面乘机攫取贵州军政大权。因而薛岳既断绝了我的财政收入，又不发给我部军饷，同时直接调动我的队伍，不让我集中部队（防我另打主意）。因此，我身边只有第一团（团长江荣华）、第五团（团长李维亚）、第八团（万式炯），共三个团兵力。

　　我估计红军力量不下四五万人，回攻遵义，势在必得。要硬打吗？众寡悬殊，形同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不打吗？我身边又有蒋介石派的督察专员路邦道和潘壮飞同我一起行动。我内心惶惑不安，暗中对遵义的绅士们说：“共军力量大，我的力量单薄，我打算离开遵义。你们为了安全，赶快疏散。”

　　基于这个打算，我对遵义的守城战作了如下的布置：命第八团开赴遵义城北十华里之董公祠一带构筑阵地，准备对红军迎击，并掩护由娄山关退下来的刘鹤鸣第六团；命江荣华第一团在董公祠以西飞来石一带构筑阵地，准备抵抗；李维亚第五团刚由金沙开来，其后尾尚未到齐，命该团迅速在遵义城垣集结待命。

　　二十七日拂晓，城北董公祠、飞来石一带，各团均已展开激烈战斗。我同犹国才亲到凤朝门郊外观察情势，得知杜肇华和第一团团长江荣华负了伤，第八团营长以下的官佐伤亡不少，全线已经动摇。同时得知薛岳派吴奇伟带第四军已从贵阳开来增援。

　　由于情势紧迫，我命第一、五、六各团退入遵义城垣，归刘鹤鸣指挥守城；命第八团继续与红军保持接触，必要时退守南门关附近高地。我自己于下午三时带手枪兵一排出南郊往忠庄铺，预备与吴奇伟见面，商量如何协同行动。

　　我出城后，由于红军攻势猛烈，各团受到很大伤亡，纷纷退却。第一团由飞来石向遵义西郊的马坎退却。第六团因在娄山关打了两天一夜，也过分疲乏，即向西郊牛蹄场退却。第五团除留几个兵在红花岗（即老鸦山的另侧）作瞭望哨外，全团向牛蹄场方向退却。第八团于黄昏后退到南门关高地警戒。

　　红军知城内空虚，当即进城，并将红花岗险要占领。

　　二十七日下午我在忠庄铺会见吴奇伟。他先乘小汽车到达。我们交谈了遵义作战情况。吴说：“我带的第四军（两个师）正在行进途中，大约再过一二小时可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反攻遵义，应协力作战。”我说：“何知重师长已带三个团追击未回，第一、五、六团现在马坎集结，我身边只有第八团。”吴说：“现有两师零一团兵力，足够反攻。你看怎样打法？”我说：“当前地形，我们的主力应由西侧隐蔽地桃溪寺前进，首先将红花岗占领。”两人商定如下：川黔公路（不含）以西，由吴部向红花岗进攻；川黔公路（含）以东一带高地，由我部第八团坚守。指挥所位置于忠庄铺北端。

　　二十八日上午十时，进攻开始。红军于先夜入据遵义城，并占领红花岗险要阵地。红花岗屏障着遵义老城，居高临下，瞰制各方，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吴部仰攻该地，在红军火力控制下，伤亡很大，进展极难。公路以东各高地，筑有工事，双方拉锯争夺，无多大变化。全线经过六小时的激烈战斗，蒋介石派飞机两架投弹助攻，红花岗的红军仍屹立未动。正当吴部沿红花岗山麓冒死钻进谷地伤亡很大之际，红军一部由公路以东的甘堰塘、南公山向我右后方（忠庄铺的后方）迂回攻击前进，另一部由官田垭抄公路直趋我指挥所，同时向我较薄弱的第八团阵地进行猛攻，与该团短兵相接，以致我军全线动摇。首先是我和吴奇伟所在的指挥所站不住脚，若不及时撤退，就有被活捉的危险。吴奇伟急向南（贵阳）夺路逃走。我带手枪排向西面的金沙方向退走，命第八团撤退到公路以西小高地收容。更狼狈的是吴奇伟的两个师（韩汉英、唐云山），大部分已经钻进口袋——红花岗山麓谷地，即将逼近老城城垣之际，忽受红军由右翼包围，想退而一时又退不出来。此时红花岗的红军，俯瞰全局，立即由正面出击，将韩、唐两师歼灭大半，接着衔尾追击，一直追到乌江边。该两师在溃不成军的狼狈情况下，自己把乌江浮桥砍断，以致许多退不及的人马和辎重武器都被红军俘获。

　　我部经费异常困难，当我在忠庄铺与吴奇伟分手时，我向吴借得五千元暂维伙食。这天夜晚，我宿于乐民城。二月二十九日，我在鸭溪接我军留贵阳的电务处长糜君牧无线电话说：“中央军已退过河了，败得很惨。”三十日，我到金沙，江荣华、李维亚、刘鹤鸣各团相继开来，万式炯团于第二天也到了。

　　当五、六两团由遵义西郊撤退时，红军罗炳辉军团乘胜跟追至白腊坎、马蹄石，然后舍去原来追击目标，径向大定（今名大方）县的九龙山、六龙、双山、猫场方面前去。后来蒋介石直接命令柏辉章率队转向红军罗炳辉军团急追。柏接命令后，即率李、刘两团跟踪急进。柏部跟到大定以南之猫场，曾与罗军团接战三小时，罗军团向纳雍方向而去。柏辉章则率李、刘两团开赴毕节、威宁驻防。（编者按：王家烈所叙黔军柏辉章所部与罗炳辉军团接战情况，与事实有出入，仅供参考。）

　　我在金沙驻一星期后，何知重率戴玉堂、周相魁两团由赤水方面开到金沙集合。

　　三月七日，我带军部指挥所人员由金沙到黔西，留行营主任江国璠在金沙与黔北有关各部保持联系。

　　四、蒋介石逼我下台

　　三月十五日，我在黔西接到李仲公来电，约我到贵阳面叙。我留参谋长张銮（号铁丞）在黔西主持军部日常事务，自己到贵阳。李仲公对我说：“蒋先生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对贵州的政治和军事专搞一样，你愿意主军还是主政？”我回答说：“政治非我所长，我愿专搞军事。”随后，蒋介石派他的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由渝来黔，与我商谈贵州问题。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重庆飞贵阳，三十日即明令免去我贵州省主席兼职，另派吴忠信接替，同时发表我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我接到这个新任命后，由贵阳重返大定军部。不意蒋介石并不以我交出政权为满足，还要我交出军权。他用内外夹攻的手法，一面进一步扼制我的军饷，分文不给，一面收买我的部下，逼我下台。于是寻找空隙，制造纠纷。

　　适逢当时川军在黔西同黔军因住房问题发生冲突，蒋介石闻讯，遂借调查为名，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赴黔西、大定，鬼鬼祟祟地对我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进行封官许愿（解放后，据何知重自己说，他过去瞒着我接受了蒋介石的贿买，得到五万元大洋。何并说，这一次给柏辉章三万元大洋。此款是预约部队出省开到四川忠县才兑现。又据别人说，当时晏道刚许何升为军长）。因之，何、柏两人，当时对我软攻硬逼，公然提出劝我下台。他二人又虚情假意地说，将来决不负我，请我同他二人到城隍庙发誓，表明他二人的心迹。除了晏道刚亲自导演这些把戏之外，柏辉章还嗾使个别营长——周相魁团营长令狐作宾，煽动该营士兵，当着客人晏道刚的面，特意做出姿态，向我闹饷。晏道刚就抓住这些事实，乘机向我进言说：“杨虎城在某个时期，转不过弯子，就自动让开一下。可是后来，蒋先生还是请他回西安了。”晏道刚就是这样耍弄花招、转弯抹角地示意要我自动下台。

　　另外，蒋介石给我一个难题：要我将原来两师五旅十五个团，缩编为两师辖六团（废旅）。当时各旅、团分驻各县，蒋又不让我将部队集中。部队不集中，人事不好安排，又岂能整编。既不能整编，蒋介石则不发伙饷。眼看就临到“一日无粮千兵散”的边缘，处境异常危险。在此困境下，我即愤然由大定到贵阳向蒋介石面请辞职。此时，红军已分两路西进云南，贵州境内已无战事。我向蒋介石说：“我要求免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假惺惺地说：“辜负你了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得了。”次日，他就由报上公布，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又疑我久待贵州，恐生枝节。凑巧，张学良由汉口乘飞机到筑，蒋就告诉张学良，约我搭他的飞机，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偕同张学良飞往汉口。

　　我离贵州后，原属直接指挥的两师五旅十五个团，被蒋介石改编为所谓“中央直辖一○二、一○三两师”，每师辖三团，由柏辉章、何知重分任师长。在改编时，周芳仁（旅长）带第七团、江荣华（副旅长）带第一团拖向广西找李宗仁、白崇禧收编。其他旅团长，有的回家，有的随队出省。另外，犹国才师改编为一二一师，参谋长吴剑平任师长；蒋在珍师改编为新八师，他仍任师长；侯之担师改编为一四○师，沈久成任师长。蒋介石命令以上五个师限期离开贵州，分散驻扎省外。从此，长期压迫贵州人民的二十五军就告结束。

　　事隔三十余年，我手边没有记录可凭，本文承刘鹤鸣帮助回忆一些关于部队到金沙的情况，又经万式炯补充一些他参加过的战斗经历，仍觉不够充实。遗漏和错误之处，尚望当时参与其事的朋友加以指正。

　　（政协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一九六四年三月

　　还未完工的桐梓小水王家烈故居

　　尾声

　　从“二十五军”到“草鞋兵”——一个番号的消亡与一种精神的再生

　　王家烈回忆录的最后一句话是：“从此，长期压迫贵州人民的二十五军就告结束。”这句话写于1964年，语调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解脱。但历史的余音并不止于此。二十五军作为军阀武装的番号确实终结了，可那些被改编、被调离、被拆散的贵州子弟，并没有从历史上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个番号，换了一种活法，继续走进了更大的战场。

　　这支军队的前半生，是军阀逻辑的囚徒。

　　王家烈笔下的黔军，从军长到旅长到团长，几乎所有人都在算同一笔账：如何保住地盘、保住部队、保住自己的位置。黄平接触时杜肇华想避开正面，王家烈“不准他退得太远”，但自己也承认“何必同红军硬拼”；遵义之战他主动请战，算的是“收复桑梓地”的政治账；被蒋介石断饷收买时，何知重、柏辉章拿了五万、三万大洋，转身就劝他下台。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整个军阀体系的运行规则——军队是私产，打仗是生意，保存实力是最高理性。在这个逻辑里，“双枪兵”的标签并非全然冤枉：当一支军队的枪口首先指向的是自己的地盘和地位时，士兵的精气神确实很难不被鸦片和懈怠侵蚀。

　　但历史的转折，恰恰发生在“二十五军”消失的那一刻。

　　王家烈被张学良的飞机带走后，他手下的两师五旅十五个团被改编为中央直辖一〇二、一〇三师，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的部队也分别改编为一二一师、新八师、一四〇师。蒋介石命令这五个师限期离开贵州，分散驻扎省外。从军阀割据的角度看，这是黔军被“吞并”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贵州子弟第一次被从“私产”变成了“国器”。他们不再需要为某个军长的地盘算账，而是被推到了民族存亡的第一线。

　　于是，“草鞋兵”在另一个战场上出现了。

　　一〇二师出黔后，淞沪、徐州、武汉、长沙一路打下来，万家岭战役中与友军协同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师团，全师累计伤亡约12000人，多次补充、多次打残。一〇三师在松山战役中作为攻坚主力，参与九次攻击，最终以坑道爆破摧毁日军主阵地，全歼守敌。一二一师在淞沪、鄂西会战中屡次与日军硬碰，美军顾问评价其“英勇善战，少有之部队”。这些部队的基层士兵，绝大多数仍是贵州籍子弟——同一批人，同一双草鞋，从“避战保命”到“赴死拼命”，转折不是突然发生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他们终于被放到了一个“为国家而战”的位置上。饷可以不给，命是自己选的。

　　名单无法汇总，恰恰是这段历史最沉重的注脚。

　　贵州省档案馆的调研结果令人沉默：抗战期间贵州外出作战阵亡人数为8209名，其中只有194人记载详细，有职级、番号、年龄、阵亡时间及地点；余下8015名，仅有一个数字，其他一概不详。贵阳的贵州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上，镌刻的贵州籍阵亡将士名录，最初也只有1474个名字。一个出兵七十余万的省份，留下姓名的阵亡者，不到百分之一。这些消失的名字，有制度性的原因：黔军被拆散编入中央军序列后，被称为“杂牌军里的中央嫡系、中央嫡系里的杂牌军”，战报统计不单独列黔籍，伤亡数字混入各师总数，地方档案无力追踪。士兵大多来自贵州山区的农家子弟，许多人入伍时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只有小名或绰号，阵亡后无人为其立传，无人为其申报抚恤。一〇二师组建时9700余人，累计牺牲约12000人，这支部队打到最后“仅存官兵不满千人”。12000条命，今天能查到名字的，只是零头。

　　而名单的缺失，不止发生在前线。

　　贵州在抗战中的实际出兵数，根据贵州省档案馆整理的历年征募档案，1937年6月至1945年5月，全省实际招募、征集入伍的新兵共713,805人。这个数字包含了中央部队征兵619,397人、保安团队征兵31,221人、招募43,402人、志愿从军19,785人。另有统计称“征兵639,631人”，两者差异源于统计口径。取较为完整的口径，七十万上下是可靠的区间。

　　这七十万人走出贵州的同时，还有另一群人留在了山里，用另一种方式“打仗”。抗战期间，贵州对公路、铁路、机场等工程先后征调工人696,167人，总人工达25,512,240人次（约2551万工日）。而全省征工总人次（含公路、铁路、机场、军运、工事等）达到1286万余人次，民工伤亡数共计16,235人。

　　具体到那些“生命线”工程：晴隆二十四道拐修建期间，征调了晴隆、贞丰、兴仁、水城等地16,000余民众参与建设；全线修筑中，3万士兵与5万多名民工悬于峭壁，用铁锤和钢钎凿出了这条“抗战生命线”。仅1939年7月至1942年5月的近三年间，经二十四道拐运往重庆和前线的军需品就达80万吨、汽车1.3万辆，占当时援华物资的80%以上；1942年至1945年，每天平均有3000辆运送抗战物资的汽车昼夜不停地经过这里。而修筑南龙路（沙子岭至安龙段）的死亡民工达242人，染病返家后死亡者尚未计算在内。

　　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才是完整的贵州抗战。

　　713,805人出征，1286万人次征工，16,235名民工伤亡。前者拿着枪走向前线，后者拿着铁锤钢钎留在山里。前者的名字，尚能在省档案馆的征募册上找到几页；后者的名字，绝大多数只存在于某段公路的工程日志里，某次伤亡抚恤的登记表中，或者——像二十四道拐下那些死于瘴毒、坠崖、恶性疟疾的民工一样——什么都不存在。

　　但名单的残缺，正在被后来者一寸一寸地补上。

　　贵州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上的名录，从最初的1474个名字，历经十五年的征集，已经扩展到了2471名贵州籍抗战英烈的姓名。这不是一个数字的简单增加。每一个新刻上去的名字，背后都是一次族人的追寻、一次后代的辨认、一次“我们家也有一个人”的确认。有的名字是侄孙女从箱底翻出的旧照片里认出来的，有的名字是族人从泛黄的家谱里一行一行比对的，有的名字甚至是同村老人模糊记忆里“某某家的二娃”拼凑出来的。这些补充进来的名字，绝大多数是普通士兵——排长、班长、上等兵、一等兵，没有将军的军衔，没有显赫的战功，只有一个姓氏、一个籍贯、一个阵亡地点。但正是这些“最后一块拼图”，让那份名单从“档案”变成了“记忆”。

　　安景修老人的记忆，就是一部微缩的黔军出征史。

　　他回忆自己经历的征兵，从1941年到1943年就有6个团，每个团几百到上千人不等。他的亲叔叔安培伦去了前线，他的同学张吉翔从独山学兵队选拔走了，他的舅舅从镇远出发，他的一位陈姓同乡从思南出发，他的同班同学姚贵1944年倒在邵阳——“我目送战友上了战场，没有回来”。一个思南县，一个安景修家族和熟人圈，就贡献了至少六个人。七十万人的数字，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六个人”构成的。

　　从“二十五军”到“草鞋兵”，一个番号消亡了，一种精神却在更大的苦难中再生。

　　王家烈的回忆录，无意中为这个转折留下了一份从内部观看的记录：他写自己“心绪异常烦乱”“处境异常难堪”“内心惶惑不安”，写被逼下台时的“愤然”，写蒋介石“假惺惺”的挽留。这是一个旧式军阀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心态：既反共，又反蒋；既想保境，又无力自保；最终被更大的力量碾碎。他的回忆，是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矛盾、蒋介石借“剿共”吞并异己的一份生动供词。但比这份供词更重要的，是那些被他“保存”下来的部队，最终没有被保存进某个人的私产，而是被历史裹挟着，走向了淞沪的阵地、松山的坑道、长沙的新墙河。

　　一句话总结：

　　红军长征过黔，是一场深刻改变西南权力版图的政治地震。而王家烈这篇回忆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从一个“被牺牲者”的视角，让我们看到长征如何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场重新洗牌的政治博弈。但历史还有后半段——那些被洗牌洗出去的贵州子弟，用草鞋踏出的脚印，最终比任何一份名单都更长久地留在了这个国家的记忆里。而那份名单上不断增补的名字，正是后人向他们走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