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红军会师功不可没 毛泽东给他执佛抬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被载入了史册，虽距今已过去了八十多年。但长征精神已成为了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每当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那些为长征胜利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的时候，尤其使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这样一位为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作出了特殊贡献，却由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以致于使后来的人们已经对他有所淡忘的人---他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

　　漫漫长征路，每一步都非常的不易和艰难。阻拦红军前进的最大困难和危险除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外，更有来自党和红军内部的错误路线和分裂。不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战胜内部的分裂，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在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上，党依靠自身努力成功地解决了左倾错误路线问题，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之后出现了张国焘和党闹分裂的问题，使得刚恢复了元气的党和红军，又经受了一次更严峻的考验。党中央不得不为此做大量争取和挽救的工作。由于张国焘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完全将自己置于中央之上，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不但要自立为王另立中央，还要挟迫一、四方面军南下，到远离中国革命主阵地、荒无人烟且难以生存发展的西南一隅，使得中央所做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张国焘问题成了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难以逾越但必须要逾越的一道坎。能否解决张国焘与党闹分裂的问题，说服和争取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北上，不仅关系着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为此煞费了苦心，在作出了最大的让步，用尽了一切办法仍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搁置，单独率军北上。

　　(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党中央便随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一起告别了瑞金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前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虽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却使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损失过半，如果还继续坚持前往湘西，红军必陷蒋介石布置下的口袋，而招致全军覆没。一筹莫展的李德和博古，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在通道转兵，改道去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总算保住了剩下的几万人马这点老本。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回指挥红军的岗位，经过四渡赤水等一系列战役战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也重新获得了新生，一举扭转了自长征以来的被动不利局面。1935年6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革命力量得到了加强。然而，但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得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惨重，无论是从人员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以仅有不到两万人马的中央红军已经远不能与号称十万之众的四方面军相提并论了。实力对比的如此悬殊，使得张国焘这个实力派心理天平顿时失衡，他便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迫使红军长征的责任归罪于中央，以此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依仗着人多势重，拥兵自重，向党讨价还价，实现他个人的主张。尽管整个形势也已完全朝着有利和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对于只唯实力的张国焘来说却不顾这些事实仍妄自尊大，他完全抛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把红军当成了他向党要权的工具。他装出一幅服从中央的姿态，阳奉阴违耍两面派，内心却在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盘。他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认为两军的会师带给了他用枪来指挥党的天赐良机，由他取代中央的时机已经到了，接着他便以种种理由开始向党发难。他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表面上他强调要充实和加强中央的领导，实质上是要用四方面军干部取代中央的领导；强调红军要统一指挥，并且收缴了一、三军团与中央联系的密码，实质上是要完全由他来掌握指挥红军。张国焘的行为一时让中央陷入了窘境，找不到更好的应对之策，而操之过急反而又会适得其反，连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在张国焘步步逼宫面前都感到难以招架，甚至提出了要让出自己的职位来成全张国焘的想法，以求得红军免遭分裂。幸亏毛泽东及时进行了制止，才避免了覆水难收局面的出现。毛泽东后来说：如果当时真的将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了张国焘，那他以后成立的第二中央也就合法化了，由此而带来的麻烦真可就大了。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延安向党中央所作的检讨中也承认：“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显然是在避重就轻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