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日本的三次媾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突袭北平卢沟桥附近的中国驻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事变的第二天，共产党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侵略。同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全面抗战正式开始。然而，蒋介石认为日军扩大战争的行为，只是一场局部的事端，希望将中日冲突控制在华北地区。所以，蒋介石一度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甚至答应日军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随着日军持续增兵华北，并调动兵力进攻上海，逼近南京，蒋介石被迫暂时放弃退让妥协的政策。但是，由于蒋介石自始至终对日抱有幻想，同时对国联的干涉报有希望，生怕惹怒日本导致战争进一步扩大，所以，对日作战的态度上始终暧昧。军事上一直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方式，从没有积极主动的组织对日军的进攻作战，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令人发指的是，在国家危亡，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时刻，在上海沦陷，南京沦陷的时候，在全国人民自发地掀起一轮又一轮抗日高潮的时候，蒋介石却打着抗日的幌子，私下与日本人进行了肮脏的三次媾和。

　　蒋介石与日本第一次媾和，发生在1938年夏。

　　1938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艰难时期，整体形势十分严峻。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连续失利，大城市相继沦陷。‌尽管年初有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胜利，但整体态势仍处劣势，日军凭借装备优势迅速向中国纵深推进，中国军队付出伤亡数十万人的代价。‌政治上，国内弥漫着悲观情绪，‌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妥协，国民党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出面调停，但效果十分有限。经济与社会方面，战争对民生造成严重破坏，国统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急需寻找时机与日本人谈判妥协。也许是天随人愿，和谈的机会马上就来了。1938年初，日本内阁变动，任命宇垣一成为外相。蒋介石跟宇垣一成有私人交情。1927年，蒋介石下野亡命日本时，宇垣一成曾对蒋介石给以诸多关照，从而两人之间结下了友谊。蒋介石再次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这次宇垣一成为陆相，权利很大，蒋介石认为和谈的机会真的来了。于是，蒋介石命令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外相之职，并告知如果中日之间进行和平交涉，则由汪精卫或其本人出面接洽。

　　当时，沪宁、徐州失守，武汉危在旦夕，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张群和汪精卫是亲日派巨头，社会名声很坏，所以，宇垣一成指名要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1938年6月2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国民党行政院秘书乔辅三，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为宇垣一成和孔祥熙会谈做准备。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一是要求中国承认满洲独立；二是将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是对日进行战争赔偿；四是中日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是日本军队将在一些重要地区驻军；六是允许日本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或监督人员。

　　1938年7月8日，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决定中日谈判以“蒋介石下野”作为重要条件。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答复宇垣一成，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不能把承认满洲独立公开写在条约上，这件事只能悄悄地逐步实行。譬如：先设国民政府驻满洲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出面解决。接着，再与满洲国建立邦交，派驻满洲公使或者大使，解决与满洲国的政治和外交问题。日本可以在内蒙设置特殊地区，将内蒙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同意日本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同意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但是，日本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条件尚不成熟。中国同意签订停战条约，但是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在 “蒋介石下野”的问题上，孔祥熙认为：如果让蒋介石下野，签订条约将没有合适人选。建议以自己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为代价，换取中日条约的签订，并在全面履行条约之前，保持蒋介石的现有地位不变。但是，日本方面对孔祥熙的建议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准备亲自赴日本长崎与宇垣一成外相直接会晤。因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蒋介石下野”，成立“兴亚院”，迫使宇垣一成外相辞职，才使这次交涉告吹。

　　蒋介石与日本第二次媾和，发生在1939年3月至10月。

　　1939年，中国处于全面抗战的第二年，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国际局势方面，‌欧洲战争危机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因长期战争逐渐陷入困境，不得不调整侵华战争策略，对蒋介石及其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助的战略方针，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抽调在华日军70%以上的兵力集中于华北地区，重点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宣称“坚持抗战”，但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反共倾向明显上升，导致国共合作出现裂痕，摩擦事件频发，相继发生“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等，严重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生存。

　　1939年1月，广州失守，至此中国失去了2/3的江山。接着，武汉失守，国民党迁都重庆，国民党军队退守大西南。在广州失守之后，蒋介石又开始与日本进行第二次媾和。

　　这次媾和蒋介石让军统特务杜石山出面，与日本谈判代表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举行会谈。杜石山是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不仅精通日语，而且懂得与日本人打交道。抗战爆发后，杜石山经军统特务曾政忠的引荐，加入军统，任命为军统驻香港站站长，长期在香港从事情报活动。

　　中日谈判之前，杜石山曾向重庆军统局提供了一份情报，内容是“日本对华战争，曾夸言三个月内征服中国，而今师老无功，故日本陆海军部及外务省，日本在野党均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力主积极谋和；亦有倡议脱离中国战场，而改途南进者。不久或即有日本信使来港活动。”蒋介石得知杜石山的情报后，觉得机会难得，指令杜石山出面与日本人接洽和谈事宜。

　　杜石山接到蒋介石的指令不久，又获得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已派其高足萱野长知来香港，拟与我方洽谈的情报。萱野长知，是日本高知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会员，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曾被委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蒋介石对萱野长知来香港洽谈和平事宜深表感谢，并指示杜石山立即查明日本和谈的条件，详细向他汇报。此时，萱野长知已经离港返日。杜石山急忙给萱野长知发电报，邀请萱野长知再次返回香港。萱野长知与杜石山见面后，告诉杜石山，他回到日本后遍访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对蒋介石颇有好感，“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也准备亲自来华与蒋介石会晤。双方洽谈达成如下初步共视，即：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和平宣言；由中日两国政府各派遣大员在约定地点议定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防共与经济问题，重在实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3月16日，蒋介石派宋美龄亲自到香港指导谈判。经日方代表萱野长知、中方代表柳云龙、杜石山初步商定，正式谈判的内容，即：平等互让；领土主权；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日本撤兵；签订防共协定；经济提携；不追究维新政府和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满洲问题，另议协定。杜石山等将初步商定的内容电告蒋介石后，蒋介石复电杜石山继续进行谈判，并告知杜石山只要条约写上“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便可，其余可双方商量删改；关于“防共协定”，可以密约办理。

　　1939后3月24日，日本田中内阁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在日本第35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及近卫文麿、头山满等人支持下，前往香港参加中日谈判。声称“本人携带能打破国民党政府改组僵局的方案，但该案内容极其微妙和秘密，要求蒋介石必须派遣心腹要人到香港谈判，或者与蒋介石直接面见会谈。” 蒋介石让其表弟柳云龙出面接触小川平吉，而小川平吉对柳云龙的身份和政治份量表示怀疑。杜石山告诉小川平吉说：“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可以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 小川平吉提出和谈的先决问题，即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蒋介石指示杜石山此事“用密约办理”。

　　但是，此时汪精卫正在积极筹备汪伪政府，蒋介石不知道小川平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考虑到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曾经发表过“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担心背上汉奸的骂名，所以，对于是否亲自接见小川平吉或者派员面见小川平吉，一直犹豫不决。

　　5月11日，小川平吉致函蒋介石，要求到四川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将密函提交亲信讨论。但很快共产党便获得蒋日密谈的信息，公开要求蒋介石履行“西安抗日约言”，通缉主和派人员，坚持抗战不得中途与日本妥协；李宗仁的桂系也声称：如果蒋介石与日本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蒋介石还再为派遣要员与日本人谈判的问题举棋不定时，汪精卫的降日活动已有了很大进展，于是，日本决定实行“倒蒋立汪”的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于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无果而终。

　　蒋介石与日本第三次媾和，发生在1940年3月至10月。

　　1940年初，“二战”进行的如火如荼。在国际战场上，德国军队在西欧进攻作战势如破竹，欧洲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岌岌可危。在国内战场上，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武装已经形成燎原之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破坏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企图，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敌我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华中等地持续发展，与日军控制区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日军以华北地区为重点，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囚笼政策”，企图将抗日武装封锁和困死在根据地内。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压力减轻，但国民政府高层在日军政治诱降下，动摇与妥协倾向却再次抬头。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在南京建立新的国民政府。继武汉、长沙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又丢掉了海南岛、南昌等地区，大半个中国临为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国民党军队已失去作战意志，大部收缩在大西南苟延残喘。同时，国统区的经济也一蹶不振，民不聊生。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蒋介石再次萌生与日本和谈的愿望，企图借此打压汪伪势力，早日结束对日战争。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得知：日本人寻求讲和，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于是，派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取得联系。日蒋双方代表分别于1940年3月和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的停战先决条件如下：重庆政府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或合并中央政府；中日正式建立邦交；中国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撤走防共地区以外的兵力；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从日本开出的和谈条件可以看出，这次会谈的条件比前两次和谈的条件更为苛刻，如果称其为全面灭亡中华的条件，也毫不过分。目的是让中国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的狂妄和野心昭然若揭。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收录的《今井武夫回忆录》和中国方面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一是承认满洲国独立的事实，对日方的要求“毫无异议”，中方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满洲国作为保护国；二是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必要时，日方可以推迟一部分撤兵；三是双方签订和平协定后，中方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停止抗日，专心剿共；四是同意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中日经济合作地带，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五是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

　　由于蒋介石政府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开出的条件，譬如，不同意在华北驻军。所以，日本军部重新上演“以战迫降”的故技，指挥日军向四川用兵，先后采取如下军事行动：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封闭滇缅公路。在日军的军事高压之下，蒋介石被迫于6 月22日同意在长沙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会谈，企图解决中日之间的所有问题。

　　此时，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举行“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与日本第三次交涉中，对日本的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的。同前两次议和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同意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确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明确表示日本人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原则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这表明蒋介石为了媾和已经置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于不顾，只要能够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维护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即使是出卖领土主权，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而在所不惜。

　　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所有表现，都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最高身份极为不符。他没有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尽心竭力地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他的心理非常阴暗，他的行为非常龌龊，他的一切政治考量和军事行动都是为了维护小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个人私利。他根本没有资格担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根本没有资格教化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民，根本没有资格享受“抗日领袖”的最高荣誉。

　　在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我们把蒋介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不是全盘否认国民党中那些主张积极抗战，为抗战奔赴呼号，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分子，并不否认在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中，那些具有民族大义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他们浴血疆场的壮举，他们为民族解放做出的牺牲，将永远铭记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蒋介石曾经三次秘密与日本人媾和谈判，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历史没有给蒋介石当“儿皇帝”的机会，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也算是蒋介石本人的幸运吧。

　　2026年1月8日写于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