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如若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红军就有可能不长征
-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进攻中央苏区,在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建议下采取层层筑堡、逐步推进的战略,并在根据地周围修建近3000座碉堡。
- 受左倾教条主义和消极防御战术影响,红军于1934年4月丢失广昌,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10月从长汀、宁化、于都、瑞金等地出发长征。
- 福建事变后,毛主席建议红军突进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并支援第十九路军,但博古、李德拒绝采纳;蒋介石随即从围剿前线抽调9个师入闽。
- 1934年7月,毛主席建议中央红军向湖南中部进军、调动江西敌军,但三人团未予采纳;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人员损失过半后,才在通道改变进军方向,转向贵州。
- 邵建忠认为,若博古、李德及时采纳毛泽东关于联合反蒋力量和转入战略进攻的建议,红军可能避免长征及大量战士牺牲。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兵力,两百架飞机,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在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帮助下,放弃了以前急进深入的战略,改用层层筑堡、逐步推进的办法,在根据地周围修筑了近三千坐碉堡,又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并委任顾祝同、何健、陈济棠,为北、西、南路军总司令,分三路向赣南逐步推进。先是占领了黎川,打开了苏区北面的门户后,又继续进犯广昌,由于左倾错误指挥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打拚消耗的阵地战,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加之敌我力量悬殊,使红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经过几个月的战斗,1934年4月广昌失守,虽红军给了敌人以重创,但自身也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北大门被完全打开。接着,敌人便趁机向兴国、古龙冈和石城突进。用飞机轰炸、重炮轰击、步兵攻击、步步推进,经过前后一年的战斗,根据地越缩越小,不得不于10月从长汀、宁化、和于都、瑞金等地出发进行长征。
李德1933年10月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此时正是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之时,党的领导人博古不懂军事,便把红军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李德,由于排斥毛主席,根本不采纳他的建议,从此便拉开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序幕。
要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完全可以采取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取得胜利。即使不采纳前四次作战的经验,也可以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进而达到粉碎敌人围剿的目的,但这些博古、李德都没有去做。在蒋介石发动对苏区围剿一年的时间里,由于毛主席的几次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想办法主动应敌,又不联合其他反蒋力量,坐在那里等着敌人来打。
还在第五次围剿开始之时,毛主席就与朱德在瑞金同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参议陈公培会面,商谈抗日反蒋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潘汉年也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双方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就在蒋介石刚发动第五次围剿不久的11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将光鼎就和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联合,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部队抽调了九个师的兵力入闽,讨伐十九路军,此时红军若支援十九路军,到外线作战,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就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毛主席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却认为“福建事变”是资产阶级政客欺骗民众的把戏,我党和福建政府的协定只是宣传口号,没有能够在政治和军事上给福建政府以积极的配合,博古、李德甚至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失去根据地,拒绝采纳毛主席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便调集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了大举的围剿。
1934年5月,鉴于广昌失守,国民党军日渐逼近苏区腹地,红军在内线作战已经十分困难,中央决定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中央书记处随之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转移工作。实际上就是李德说了算。
1934年7月,当湘赣根据地由于敌人围攻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机之时,中央讨论其行动问题时,毛主席向中央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这样就可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但三人团没有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再转移到湘西,为中央红军去湘西打前站,以便使中央红军能够去湘西与二、六军团汇合,在那建立新的根据地。
毛主席的两次建议没有被采纳,在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人员损失已经过半之后,面对失败的现实,李德、博古才迫不得已在通道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其次,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也支持毛主席的主张。有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才有了之后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到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出山,至此可以说我们党从建党时起到遵义会议止才有了自己真正的领导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征程。试想,如果博古、李德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红军不进行长征,也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红军战士了,那中国革命将是另一番情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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