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轻风：对九十年前长征的反思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2026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大会把红军的长征定义为“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党、国家、军队史上具有伟大意义，对民族复兴进程影响深远”，把今天的“民族复兴”定义为新的长征。

　　纪念大会对九十年前的红军长征进行高度的赞扬，并表示发扬长征精神，进行新的长征。应该说纪念大会对长征的赞扬是正确的，对我们以后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1936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更是鼓舞人心。他讲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布，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及蒋介石是完全无用的，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的失败。毛主席又讲长征是宣传队，它向全国十一个省人民宣传了红军的道路，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正确道路，它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天下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毛主席然后又讲了长征是播种机，它散播了很多的种子，这些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将来会有用的。在这里毛主席对长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指出了长征的重大意义。但是实际上的长征并不象毛主席说得这么轻松，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实行的战略转移，其中红军历经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爬越了数不尽的万水千山，历经了无数的危险战斗，差点全军覆没。按道理讲，毛主席应该讲讲长征的艰难和困苦，应该总结长征的失败与教训，但毛主席并没有讲这些，而是大力宣讲长征的伟大意义，讲述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的长征吗？”，不仅没有丝毫的艰难险阻，而且非常自豪，非常骄傲。这种自豪，这种骄傲，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的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这种情绪不是悲惨的、痛苦的、失望的，而是乐观的、昂扬的和坚定的信心。这对于我们今天，有着很重要的鼓舞意义。

　　这样看来，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长征的意义应该真的很伟大。然而，我却认为我们应该对这次长征进行反思，反思什么？反思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长征？长征路上我们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累，红军队伍由之前的30多万人到最后锐减到只有几千人，许多的红军战士不是在战斗中牺牲，就是在长征的路上因饥饿、伤病和恶劣的雪山、草地环境而献出年轻的生命，这样的长征应该值得赞颂吗？如果不是在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召开了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推举毛主席重新执掌中国革命的航船，把红军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四渡赤水等战斗，使红军跳出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的长征能胜利吗？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纪念这个长征吗？我的回答：肯定不能。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重新掌舵，红军就成了第二个石达开。红军早就成了敌人的瓮中之鳖，被国民党消灭殆尽。如果红军真的当时被消灭了，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新中国。我们今天也不能举行纪念大会。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纪念长征，赞扬长征的种种精神，是因为红军长征胜利了。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在以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取得长征的胜利。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得新中国的诞生。没有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任何的所谓的精神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都是要失败的。

　　这里，我们不是要刻意地、盲目地崇拜毛泽东，更不是盲目地神化毛泽东，而是从历史出发，从实践出发。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想当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不分敌友，盲目地相信国民党，相信蒋介石，完全交出革命的领导权，而同一时期，头脑清醒的毛主席作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提出要发动工人运动，发动农民运动，而这些正确的理论和实践都被陈独秀坚决地予以否定和压制，导致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革命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后来的李立三、瞿秋白等人不顾中国的实际国情，简单照搬俄国的城市暴动，致使革命又遭受重大损失，是毛主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战略构思，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得红军有一席之地。然而却被当时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予以否定，使毛主席又一次被边缘化。本来在以毛主席和朱德的领导下，中国红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取得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胜利，甚至后来虽没有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但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朱德仍采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已增加到30多万人。然而后来的王明、博古、李德排挤了毛主席，占据了红军的领导权，和敌人打阵地战，结果使得红军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在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被迫实行了“战略转移”。说得好听的是“战略转移”和所谓的“长征”，说得不好听的，完全就是“战略退却”或“战略逃亡”。蒋介石就把红军的“战略逃亡”称为是“流寇”。经过湘江等战役之后，红军损失极为惨重，只剩三万多人。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中央才召开了遵义会议，让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最终跳出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设想一下，假如遵义会议选出的仍然不是毛主席执掌革命航船，红军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吗？那答案是肯定不能。如果没有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肯定会被国民党、蒋介石一并“围剿”，一举歼灭，就不可能有后来长征的胜利。更不可能有后来新中国的诞生。假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依然是毛主席指挥红军，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吗？红军还会被迫丢弃革命根据地、进行那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吗？红军队伍会从30多万人最后只剩几千人吗？我想是坚决不会的。如果继续让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红军的队伍不仅不会缩小，而且还会不断地扩大。红军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不会逐渐缩小和最后被迫放弃，而且也会不断扩大，其宣传共产党的影响，宣传红军的影响一定更大。如果红军不遭受损失，那么在后来的抗战中，红军的力量是不是比较强大？抗战的进程会不会进一步缩短？新中国会不会更早地诞生？

　　也许有人说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就没有令人震撼。假如遵义会议没有毛主席，红军还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吗？中国革命还能胜利吗？

　　纵观中国革命历史，每次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十字路口，都是毛主席作出了英明正确的决策，挽救了革命。在1936年12月，在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为了促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要“兵谏”蒋介石抗日，而远在南京的亲日派何应钦企图以“营救”蒋介石为名，对西安发动军事攻击，妄图在“营救”中将蒋介石置于死地，进而取而代之。而以宋美龄为首的国民党阵营反对军事“营救”，要求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解救蒋介石，在这危急关头，张、杨二人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求救，希望中国共产党前来解决。应该说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十年内战中，蒋介石集团杀害了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不断的“围剿”中使无数的红军战士倒在他们的枪口下面，另外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也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可以说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无论是家仇还是国恨，让蒋介石死十次都不解恨，有许多的红军战士、党员干部、甚至有不少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力主杀掉蒋介石，替死难烈士报仇。然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以民族大义大为重，分清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孰轻孰重，指出了民族矛盾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坚决抛开私人恩怨，决定放掉蒋介石，由“反蒋”转为“促蒋抗日”、“联蒋抗日”，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彻底粉碎了何应钦的阴谋，同时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一一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国民党纯粹的政府与军队抗战失败以后，中国处于一片“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迷茫之中，为了指明中国的抗战方向，毛主席夜以继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在延安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光辉名著《论持久战》。在文中毛主席指出了中国既不可能速胜，更不可能灭亡，说中国是大国、弱国，但中国地大物博，有战略回旋余地，日本是小国，强国，虽然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都比较先进，但它地小，资源少，人口少，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指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战争，是不得人心的，必将得到全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是失道寡助。中国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并进一步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些理论的提出，一扫中国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雾霾，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抗战的正确道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信心。

　　虽然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进行抗战，但国民党、蒋介石一直对共产党怀有戒心，一直害怕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在抗战中步步壮大，妄图在合作中不断削弱共产党，采取“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不断搞军事磨擦，其中最可恨的是发动“皖南事变”，将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进行“围剿”，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深深地了解国民党和蒋介石真反共假抗日的阴谋，在不完全撕破脸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抗敌游击战”，在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前提下，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而以王明为首的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又一次在王明身上发生。好在在毛主席的正确、坚强的领导下。努力排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使得中国的抗战沿着正确的道路进行。

　　抗战胜利了。很多人天真地认为和平到来了，然而此时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调兵遣将，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假装要“和平”，电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就是一个流氓，他言而无信，当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亲自护送蒋介石去南京，而一到南京的蒋介石立即就抓捕了张学良。对于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都担心如果毛主席前去重庆，会不会象张学良一样被蒋介石抓捕？在民族大义面前，为了和平，毛主席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去重庆谈判，被重庆的民主人士称为“弥天大勇”。在重庆，毛主席广泛地交结各民主人士，宣传我党的政策，谈统一战线，谈和平建国。然而蒋介石很快就背信弃义，撕毁了“双十协定”，发起了全面内战。

　　在内战阴云的笼罩下，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深化土地改革，争取人民支持。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蒋介石。在蒋介石集团节节败退、即将灭亡的情况下，国民党要求“和平”，妄图划江而治，重新形成中国的“南北朝”。在这期间有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声称解放军如果胆敢过江，美国就出兵干涉。而同时期的苏联，也派人游说，希望中国共产党“见好就收”，如果真的要渡江，将引来“民族灭亡”的危险。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压力是无比巨大的，有许多领导人害怕战争扩大，会引来“民族危机”而畏首畏尾，裹步不前。但伟大领袖毛主席此时显示他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写了一篇文章，叫《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如果此时停止革命，将使革命半途而废。而一旦蒋介石集团喘过气息，又一定会反扑过来，将使中国革命遭受损失，因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绝不学沽名钓誉的楚霸王项羽，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和摧枯拉朽之势，胜利地渡过长江天险，迅速地消灭国民党的一切残余力量，建立了光明、伟大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又出兵朝鲜，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妄图在灭亡朝鲜之后，以朝鲜为跳板，侵略我国。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都远远先进于中国，尤其是军事上。不但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拥有骇人听闻的原子弹。不但如此，美国还组织了十七国的“联合国军”，再加上背后支持的二十六个国家，共有四十三个国家。而当时的中国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经过百年战争摧残的新中国，可以说是满身疮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新中国急需要休养生息，搞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声声“洋钉”、“洋火”、“洋面”、“洋油”、“洋”字满天飞、什么也不能造的中国，面对的是经济和军事都无比强大的、世界头号美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许多人退了，怕了。他们认为中美实力悬殊太大，如果贸然地与美国宣战，将有很大的风险，因此纷纷反对出兵。在此情况下，毛主席当然知道中美实力的悬殊差距，当然知道与美国作战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也认为大家所说理由的正确性，但他不仅看到眼前的风险，更看到以后的局面，再一次以他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指出“出兵利益极大，不出兵利益极小”、“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毛主席的说服下，中央终于同意出兵朝鲜，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经过志愿军英勇机智地战斗，终于把已推进到中国边境鸭绿江的“联合国军”打败、打退，让他们退到“三八”线以南，并迫使他们坐下谈判，签订停战协定，粉粹了美帝国主义妄图灭亡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阴谋，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保卫了中国和平、朝鲜和平和世界和平。这是一场“立国之战”，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也打出了中国人民的脊梁，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从此让中国赢得了七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如果没有毛主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英明决断和正确指挥，现在的中国能有这样的和平环境吗？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全新课题，在面对帝国主义包围封锁的情况下，毛主席决定向苏联学习，借鉴和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在发现苏联的发展模式有弊端时，他主张要立足国情，以苏联为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毛主席也由于急于求成，发生了一些偏差，但又是毛主席最早发觉共产风和浮夸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纠偏和修正。

　　纵观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每当中国革命处在紧要关头，处在十字路口，都是毛主席以其极大的智慧和勇气稳掌中国航船，使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避险滩、免激流。都是毛主席作出极其重要的、英明而正确的战略决策，使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如果不是毛主席执掌航舵，如果没有毛主席作出英明决策，中国革命能取得如取巨大的胜利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取得无比巨大的成就吗？我的回答：不能。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毛主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取得巨大成就。

　　我们有些人在总结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经验时，总是轻描淡写地将毛主席一笔带过。总是轻描淡写地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一笔带过。或者千方百计地绕过毛主席，这是有意地淡化毛主席。有意地淡化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罗瑞卿大将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但他出狱的第一件是穿好军装，来到天安门的毛主席遗像前，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同样也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黄克诚大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想否定毛主席，是他挺身而出，横枪跃马，义正辞严地指出“谁要是想代替毛主席，那是开历史的玩笑”。刘伯承元帅晚年曾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做出一些事情，是因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什么也干不成……象这样的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的老将军、老革命，很多很多，但他们出来以后不是想到的个人恩怨，而是对真理的追求，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他们正如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体现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节操和品德。

　　有人说不能搞个人崇拜，不能神化个人，那我要讲这不是搞个人崇拜，更不是神化个人。当你面对中国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时，你扪心自问，是谁总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扭正中国的革命航船？是谁总是在危急的关头，总使中国革命避险滩，过激流，转危为安，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毛泽东，不是哪个人选择的，而是历史选择的。

　　这崇拜，不是盲目地崇拜，而是实事求是地崇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崇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崇拜。我们决不是为了崇拜而崇拜，而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前提下，对历史的一种正确理解，对历史的一种严肃的尊重。只有正确地理解历史，尊重历史，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的初心，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使命。只有正确地理解历史，尊重历史，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只有正确地理解历史，尊重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汲取智慧、汲取精神和力量，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让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尊重历史，做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文/明月轻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