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反腐为何“人亡政息”？

　　朱元璋反腐，又称明初反腐运动，是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1368-1398年）为整饬吏治推行的系统性反腐行动。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出身贫寒，亲历元末官吏贪暴，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王朝历代帝王中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也是反贪决心最大、力度最强、措施最多、惩罚最严的，从而在中国反贪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即位后颁布《大明律》并编纂《大诰》法典，将惩治贪腐的《受赃》专列成篇，强制全民学习且纳入科举范围。

　　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大写数字“壹、贰、叁”等以防账目舞弊，使之沿用至今。

　　他设立都察院、按察司及巡抚制度构建多层次监察体系，其组织之严，权力之大，都是前朝历代绝无仅有的。

　　他认为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把百姓发动起来，贪官污吏就没地方藏身，因而非常重视发动百姓，鼓励百姓举报，并赋予百姓直接捉拿贪官污吏的权力，这在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

　　他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他主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就杀死数万名官员。

　　由于朱元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反贪运动，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然而，其反贪运动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朱元璋本人曾叹息“吾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表明贪腐现象未能根除。运动过程中也出现了扩大化和冤假错案。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对朱元璋强硬的反贪政策执行力大幅放松，基本达到了“人亡政息”的效果。

　　朱元璋的反腐为何“人亡政息”？从根本上讲，在于封建专制王朝的结构性矛盾，缺乏权力制衡。

　　首先，封建王朝实行君主专制，没有独立的监督体系。

　　明朝是君主专制，国家所有事情均由皇帝说了算，官员权力自上而下授予，只对皇帝负责，没有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监督体系。监察官（御史、按察使）本身也是官僚集团一员，也会被拉拢、腐蚀。皇帝一人独断，监督能否生效全看皇帝个人的决心和精力。朱元璋死后，继任者大幅放松反贪政策的执行，也就必然落得“人亡政息”的结局。

　　其次，地方官员集行政司法财税权力于一身，寻租空间天然很大。

　　明朝地方府、州、县各级，知府、知州、知县为各级最高长官，统管本级的户籍、人事、管粮、治农、水利、屯田、赈灾、判案、巡捕、刑狱、财税、教育、工程等事务。因此，权力寻租的空间很大，在各种事务上都可以捞取好处。

　　第三，特权阶层不受同等约束，规则双标。

　　在明朝，皇亲、勋贵、藩王享有大量特权，很多人侵占土地、牟利，对他们的惩处远比对普通文官宽松。法律和酷刑主要针对中下层官员，上层特权群体的贪腐难以根治，形成示范效应，破坏规则公信力。

　　第四，依靠人治而非制度，可持续性极差。

　　整个反贪的核心驱动力是朱元璋本人的意志，反贪成效高度绑定帝王个人。一旦强势君主离世。继任者不愿、不敢延续这种极端的高压政策，高压防线便迅速瓦解。

　　朱元璋反腐“人亡政息”的教训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重视制度建设，要着眼于消除腐败根源和最大限度地消灭权钱交易的运作空间，建立长效的对公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积极改革完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样不管谁领导国家，都能使国家风清气正，远离各种腐败。

　　朱元璋反腐“人亡政息”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王朝的结构性矛盾，缺乏权力制衡。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呢？国家目前实行的是私有经济占主要成分的市场经济，而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则主要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结构性矛盾会不会是影响我们当前反腐败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呢？前苏联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也与我们差不多，但由于缺乏权力制衡和外部监督，国家领导层逐步蜕化成为官僚特权阶层，最后亡党亡国。我们党和国家会不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思考。

　　【文/阿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