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再读《六国论》

　　战国后期，秦国要消灭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六国的统治者也并非不知道秦国的图谋，他们也做了诸多努力，但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争斗中，六国最终没能幸免，被秦国逐一击败，天下归于一统。尽管久分必合乃天下大势，但六国灭亡还是有许多深刻的教训值得后人去总结、吸取，历代史论家因此各抒己见，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论述。

　　北宋“三苏”父子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六国灭亡的原因。

　　苏轼的《六国论》，通过对六国久存而秦朝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在苏轼看来，只要把“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就找不到带头人，国家就可以安定了。六国诸侯卿相都争着养“士”，所以久存;而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注意养“士”，所以速亡。

　　苏辙的《六国论》则认为六国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灭亡乃咎由自取。

　　苏洵与两个儿子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的《六国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借古讽今。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示宋朝统治者切勿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在父子三人的《六国论》中，毫无疑问，苏洵的论述更具现实意义(于宋代)，因此在历史上也更有影响。

　　客观地看，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苏洵所讲的“弊在赂秦”。六国的失败，原因有很多，诸如政治上保守，不重视人才(如楚国放逐屈原)，不能坚持“合纵”去对付秦国的“连横”等等。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长期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应该说，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苏洵应该知道“赂秦”并非六国灭亡的真正原因，但他的用意是要以“赂秦而力亏”来启示宋朝统治者，对待虎视眈眈的契丹和西夏，要奋起，要抵抗，要用武力，而决不能使用贿赂的策略。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的教训，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太监随军监督。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同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鼓励兼并的政策，土地过分集中，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