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编写《安顺城记》是对贵州这块土地的回报

　　原编者按：

　　1960年，钱理群先生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安顺任教，在此度过了18年。2020年12月18日，由钱理群先生领衔主编、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主持编撰的《安顺城记》首发式在贵州师范学院举行。谈及编写本书的缘起，钱理群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存在三大问题即“有史事而无人物;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人、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气息。”能增进知识，却“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触动，生命的感悟”。在这个意识推动下，钱理群教授与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等贵州本地学者共同商议，仿照《史记》体例，编写安顺地方志，将目光转向土地，以民间修书的方式和自觉的方法论思考，在“小城”之中发现中国历史之剧变，从而展现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辩证。“乡村建设研究”将推送“安顺城记”专题，与读者分享本书背后的思考和故事。

　　今天推送的是钱理群教授的访谈文章，在访谈中，钱理群教授回忆了《安顺城记》一书的成书动力与缘起，并着重讨论了《安顺城记》在方法、体例和思想上的自觉探索。

　　“我是把《安顺城记》看成是人生学术工程的最后一个总结，这不仅是我自己学术的需求，同时还有一种感情的追求。我想通过编写《安顺城记》，来作为对贵州这块土地，以及养育我的父老乡亲的一个回报。”

　　钱理群先生以个人出资的方式，向贵州各市州的图书馆和学校捐赠1000套《安顺城记》

　　1960年，钱理群先生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任教，并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之后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安顺是承载了钱先生18年生命历程的第二故乡，正是源于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和眷恋，才有了《安顺城记》的出版与面世。现场，钱先生分享了该书产生的灵感来源、编纂特点、学术价值，以及个人对贵州的深厚感情。

　　从一个人的梦，变成一群人的梦

　　“谈起《安顺城记》，真是百感交集，勾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当天的《安顺城记》首发式上，钱理群先生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蕴藏着深深的感情。

　　他回忆说，自己晚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醒后半个小时，会静静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一个个奇奇怪怪的关于学术研究、写作和编书的计划。《安顺城记》这样的学术大工程的缘起，就是16年前，自己所做的一个梦。

　　“2004年11月20日，我躺在床上想自己和整个学术届，以及历史研究，包括地方志的写作，觉得按照现在的老路走下去，实在没劲。”钱老解释，之所以觉得没劲，是深感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三大问题：有史事而无人物;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今天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越来越知识化、技术化、体制化，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人、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气息。这样的学术、史学，只能增进知识，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触动，生命的感悟。”

　　钱老说，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史记》，并想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体例，来写贵州历史，写一部《安顺城记》。“说实话，想到这个鬼点子，我真是兴奋极了。”他说，自己于是便迫不及待地找安顺学者杜应国商量，“他也很兴奋，并拉了一个构想脉络”。

　　然而，第一次把这一梦想公诸于世，其实是2007年。当时，钱老在一篇《土地里长出来的散文》的文章里，通过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故事，动情而又意味深长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提醒贵州学友：不必、也不可妄自菲薄，小城里自有大文章，我们所做的工作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于对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做当代的司马迁。

　　之后，他于2008年起，先后找到贵州学者戴明贤与袁本良两先生商量，大家都非常兴奋。这样，这个梦就由两人的梦变成了4个人的梦。后来又找到学者顾久先生，对方也欣然同意加入，这样就又成了5个人的梦。再后来，又得到省文史馆、安顺市社科联等单位的支持，于是一个民间修书的学术大工程就成了一群人的梦，并落地在贵州。

　　从这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

　　这样一部从萌发想法到出版历时16年的作品，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钱老现场进行了总结，他说：第一，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多民族共同创造，乡绅与乡民共同创造的多元化的历史观;第二，打破以汉族为中心的惯常做法，把少数民族的历史、甚至少数民族的创世梦写进去;第三，灵活变通了《史记》体例和结构，将纪传体与边缘体、专识与通识有机结合;第四，继承《史记》传统，强调表达的文学性，强调历史细节，强调生命气息，强调文学的语言，包括方言的运用。

　　“我的总结，这是一部既有继承又有创造的、真正的现代地方史。”钱老说。

　　“尽管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研究，但像我们这样扎扎实实干的并不多。我强调我们要有自信心，我期待《安顺城记》能够对当下的中国学术界，以至于在国际上产生影响。”钱老说，大概很少有这样既有自己独创的思路，在学术上有很大创新性、又承接下来，积8年之功做的这样一个大学术工程，因此不要老觉得安顺、在贵州边远地区有一种自卑感，因为至少在地方史研究上，我们是应该有信心的。

　　“我这个人喜欢做梦，《安顺城记》出版，梦完成了，我又开始做新的梦。”钱老说，自己梦想在《安顺城记》的基础上，可以做更深入更全面的学术研究，因此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些学术论文，重新构建安顺学，甚至构建贵州学。另外，还可以考虑用现代的最新的传播工具，把《安顺城记》转化成一种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地向年轻人传播安顺和贵州的历史文化。

　　“多年前在戴明贤先生的倡导下，大家写了很多安顺文化的散文，当时称之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现在，《安顺城记》完全可以看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这种从土地里长出来历史最接地气，和生长在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命血肉相连，可以从这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钱老说。
　　文章来源：原载于贵州都市报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