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今天该如何看待宋朝?--《超越利益集团》前言

2011-09-27
作者: 刘仰 来源: 作者博客

《超越利益集团》前言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一年多的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写这本书。当我开始着手这个题目,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北宋和南宋加起来超过300年,是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时间最久的朝代。有人统计,保留下来的关于宋朝的文字记载,大约有四亿文字。再加上几百年间中外人士撰写的关于宋朝的评论、专著,数量更是惊。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很难通读一遍,而我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写一本关于宋朝的书。这本书既不能给人生财、守财的指点,也不能给人明哲保身的护佑,更不能教人长命百岁、永葆青春之类的秘诀,也没有从神秘迹象开示命运的神奇。这本书只是一些普通的大道理,虽然我想把大道理讲得通俗,虽然我想纠正某些被误解的大道理,但是,只靠这些,没有桃色历史,没有情色历史,没有探秘历史,能否让人们愿意花时间来读?我不得不战战兢兢。
    之所以要写宋朝,实际上是为了说现在。关于宋朝的现代解读,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有一个倾向认为宋朝没什么值得夸耀,除了文化上的繁荣,军事上的惨痛失败,似乎暗示了文化昌盛必然导致的虚弱。“积贫积弱”是描述宋朝时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另一个倾向是,一些中外学者把宋朝当成中国文化的高峰。陈寅恪先生的话经常被引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是,人们的引用常常只到此为止,而不继续引用陈寅恪先生紧接在后面的论断:“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朝真的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终必复振”吗?像李约瑟这样的西方学者,在承认了宋朝的先进后,也产生一个巨大的困惑,宋朝的先进是如何产生的?宋朝之后,明朝以后,中国为何没能保持先进,反而让欧洲超越了?于是,很多人把焦点集中在王安石身上,以至于有人断言,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没有被夭折,那么,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可以进入资本主义。由此,在王安石去世很久以后,凡是批评否定王安石的中国历史人物,往往都被今人冠以“空谈误国”的名号。
    有很多人将今天中国的处境,追根溯源到宋朝那里。例如,靖康之耻依然具有现代指向性,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相比较,都是中国被打败;岳飞和秦桧的评价,直到今天,还被不同的现实需求肯定或翻案;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与他的命运放在一起,依然让今天的人们长吁短叹,他是英雄吗?这样的英雄意义何在?我们究竟应该“不以成败论英雄”,还是只看结果?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历史依然在影响今天。差别在于,在有些人看来,我们自己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在另一些人看来,中国历史有益的价值,还没被我们自己真正认识。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历史虽然是历史,但同时也是现实。反过来,现实问题也都有历史的渊源。因此,历史的解决方案就算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至少也是一个借鉴。我们今天读历史,除了看那些出现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手段外,关键还有解决问题的理念。古今中外,现象各异,理念差别并不大。
    从时间轴上连接宋朝和今天,是我在这本书里想做的一件事情。这本书还有一个同样艰巨的任务:在宋朝的时间段上,跨越空间,比较宋朝的文化制度与欧洲文化制度的差异。北宋建立于960年,南宋灭亡于1279年。按照西方纪元,宋朝正处于上一个千年的结束和下一个千年开始的地方。在这个时间段上,欧洲被后人称为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历时约一千年,大致来说,500年至1000年,称为中世纪早期;1000年到1300年,称为中世纪中期;1300年至1500年,称为中世纪后期。宋朝基本上处在欧洲中世纪的中期。在这个时期,欧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战争。
    按照西方历史分段法,1500年后,文艺复兴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告别了中世纪,走入近代社会。然而,很早以前便有人提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近代社会。或者说,欧洲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宋朝大都已经具备了。例如,君主集权替代贵族政治,政府官僚替代封建领主,百姓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获得人身自由,货币经济取代实物经济,平民文化逐步替代贵族文化等。欧洲近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在宋朝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还很成熟。此外,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宗教的权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政权地位的上升,导致国家主权意识的日益强烈,民族主义在欧洲成为强大的趋势并造成巨大灾难。当人们说中国历史只有“天下观”,缺乏“主权观”的时候,我们看到,宋朝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历史上国家主权意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最强烈的朝代。但是,宋朝的主权意识和民族主义并没有像后来的欧洲那样,给世界或地区带来巨大的灾难,反而在军事失败后,以文化的力量同化了其他的民族主义。对于今天来说,宋朝既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经验。
    欧洲构建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欧洲中心论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所有优异特征,都源于欧洲文化本身,都是欧洲自身发展的结果。欧洲以外的历史,由于不具备欧洲的土壤,大都不值一提,或者处在现代化之外。要进入现代化,只有欧洲文化这一条路。这样的观点非常强大,以至于我们在解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也被它套上了思想枷锁。因此,用宋朝的文化制度与当时的欧洲文化制度作比较,如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我随时需要警惕的。
    不管欧洲中心论如何自圆其说,不可否认,在宋朝的时代,整个欧亚大陆,宋朝的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最高,伊斯兰文明其次,欧洲文明最低。欧洲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都是外来的影响,它的确也有自己生长的内涵,这使得欧洲在遭遇伊斯兰文化的扩张后,形成了抵抗。这一抵抗、对抗、反击的标志,就是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战争。十字军战争既是抵抗,也是侵略。这一在欧洲发生的文明相互扩散影响的过程,又包含了从中国传到伊斯兰的中国文化因素,也包括欧洲人后来提到的四大发明,当然,它的时间跨度超出了宋朝。因此,在伊斯兰文化扩张和蒙古人扫平大部分欧亚大陆后,原先离先进文化最远的欧洲,终于重复了在中国多次发生的规律:较晚接受先进文化的落后民族,迅速崛起,甚至后来居上,对文化母体形成挑战,而且,常常挑战成功,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到今天的简单历史。所谓文艺复兴,也是欧洲中心论的描述,以显示其发展的动力来自本身而不是他人。就好比成吉思汗不会承认他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响,而只承认是自己的伟大神力。事实上,欧洲文艺复兴既有欧洲自身已经失落的内容,也包含了大量来自东方的因素,包括对东方的借鉴和模仿。
    基于上述思路,我不想把重写历史变成把古代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再加一点俏皮话。我试图对历史做本质性的解读,而不只是流水账。对于宋朝历史中经常被人提到的某些历史真相,例如赵光义是否真的害死了他的哥哥赵匡胤,所谓“烛影斧声”、“金匮预盟”,或者秦桧究竟是否真的是金朝的奸细之类的历史之谜,我并不试图花费气力去探寻谜底。我把宋朝的历史按照专题分别描述,例如政治、经济、官员、教育、军事、宗教等。对于每一个专题,我都试图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说清它的来龙去脉。对于宋朝来说,它当时的制度、取舍是在怎样的背景和理念下产生的,然后又如何影响了后世。这是历史纵的方向。在横向上,对于每一个专题,我会把宋朝的制度与当时的欧洲做一些比较,同时试图找出两者异同的原因,并在这一相似与差异中,寻找东西方日后发展的线索。
    中国模式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真的有独特的中国模式吗?如果有,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什么?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真正深入的并不多,或者只是找准了一个重点,而没有完整的分析。因此,对于中国模式的存在以及未来的前途,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把它当成是阶段性的必须,同时认为,中国模式阶段性的成功,并不能永久。有些认为中国模式能够长久的观点,因为没有厘清中国模式的核心,难以理直气壮,甚至难以展开有价值的讨论。在宋朝的历史阶段,世界上大致有三个不同的文明系统:宋朝的汉文明,中亚的伊斯兰文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宋朝的文明程度最高。但是,几百年后,欧洲的发展最快。我试图在宋朝的历史横断面上,将东西方文化做一个比较,其实也是1000年前的宋朝模式与欧洲模式的比较,从而为欧洲后来的发展和当今的中国模式寻找根源和线索。
    本书力图从宋朝的政治理念出发,明确中国模式的本质。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存在,宋朝的政治理念是:政府自身成为超利益集团的存在,而非借助某些利益集团来实现统治。中央集权的政府对自身的超利益要求,使得政府比较容易做到公平公正,而不会在利益集团之间,或者因为自身的利益集团化而发生政策倾斜。一个社会的和谐公正,关键在于政权的超利益化。古代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态各种各样,等级制度最明显的利益集团统治,其他,例如教会、军人、商人等,在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下,利益集团也呈现多样性。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除了上述社会分工概念下的利益集团外,皇族、外戚、宦官等,都是颇具特色的利益集团。宋朝政治实现超利益化,靠的是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具有两面性,它既能因知识的普遍性而实现公正,也能因追求绝对真理而趋向垄断。宋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普遍教育,使得知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知识分子也因此开放性而成为社会广泛利益的代表。与之相应的是,在同时期的欧洲,知识是被利益集团垄断的,这种影响延续至今天。
    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针对上述各个领域展开讨论,观察宋朝政治是如何避免各种利益集团膨胀的。其中,有得有失。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利益集团的形态与宋朝已有很大差别,然而,我认为,宋朝政治要求政府具有超利益性,对于各个利益集团并不是偏重或镇压,而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存共生,对于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宋朝为了防止利益集团的倾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法制。宋朝法制社会的得失,也是本书的观察重点之一。

 

    300多年的宋朝历史并不是静止的,而是经常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政策和法律上,常常是多次地反复。王安石变法是宋朝一个重要内容,他的“新政”在宋朝反反复复过多次。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解读,也是现代人众说纷纭的焦点。通过解读历史,我认为,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一劳永逸。任何一个制度都有生命,制度像人一样,会变老。曾经朝气蓬勃的制度,总有一天会变得老态龙钟,但理念不会。制度的老化实际上是因为社会现实发生变化,制度渐渐不能完成理念要求的社会功能。
    宋朝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但是,宋朝飞快发展的社会经济,是此前中国社会未曾遇到的。对于宋朝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是空前的,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以及南宋贾似道等都提出要变革,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改革。需要改革不容置疑,如何改革才是关键。王安石身后几百年的褒贬不一,并不是对于改与不改的争论,而是对于如何改革的不同认识。因此,在王安石改革的话题中,很多现代人用改革派和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来划分,无助于我们了解王安石改革成功和失败的真相。我希望抛开固定的理论模式,梳理一下王安石改革的利弊,以期对于今天的中国能够有所启发和借鉴。从宋朝的一系列制度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不仅善于模仿,也同样善于创造,中国人并不是保守僵化的。包括南宋后期形成的理学,也有它出现的必然与意义,只不过这种历史的必然性,离我们今天已经远了,以至于我们未必能详尽其实质。
    宋朝有着精致的文化,有很多至今令我们敬仰和喜爱的人物,但也有永远被人唾弃的败类。宋朝虽然没有恢复到汉唐的版图,但它的经济依然超过前代,甚至超过它的继承者。宋朝的制度也是精致而复杂的,从宋朝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绝不是不讲究法治、只讲究人治的。用钱穆的话说,中国人恰恰是最讲究制度,而西方人反而是注重人事的。西方现在讲究制度,原因在于他们曾经忽视制度。而宋朝的制度或者说法治,发展到最后,已经严密到能给我们今天提供一个反例的程度:过于制度化,反而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失去了必要的灵活性。这对于今天,同样是一个问题。
    宋朝的确是优秀的,但也的确是有缺陷的。它的优秀与缺陷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和忽视它的原因。然而,正是由于宋朝的缺陷,后人对于宋朝的评价,也常常只强调它的不足。尤其是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时,宋朝似乎只剩下了缺陷。近百年来,关于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定论,其中不少与真实相差较远。现代人对于宋朝很多结论性的定见,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受某些西方理论的影响,用理论强行框定现实的结果。这些关于宋朝结论性的意见,影响了我们了解真正的宋朝,也影响了我们认识它真正的价值。本书在适当的地方,对于当今某些关于宋朝的定论,也做了一些辨析。


    宋朝的一幅画《清明上河图》举世闻名,看着这幅画,我有时会想:与画中的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会不会更幸福?但是,《清明上河图》完成后不久,北宋便遭遇了靖康之变,汴京的繁华惨遭破坏,只留下《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供后人凭吊。这幅画的创作者张择端在南宋建立18年后去世。面对昔日的繁华毁于一旦,真如一场云烟般消失,我们能体会这位画家的心情吗?21世纪重读宋朝,我们已经换了一种眼光,换了一个空间,换了一种心态,因为,宋朝离我们已经很远。但是,即便在21世纪,依然有一种神奇,让我们不断地发现今天与宋朝的藕断丝连,迫使我们多花点时间,重读宋朝。
    宋朝是中国历史中最特殊的一个朝代,北宋和南宋加起来,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社会后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朝代。它是最开明、最自由的朝代;它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朝代;它是宦官、外戚危害最小的朝代;它不是被内部农民起义推翻的朝代;它还是诗词文章最精彩的朝代;还是包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陆游、辛弃疾、杨万里等无数优秀知识分子生活的朝代;还是中国最优秀的女诗人李清照艺冠群雄的朝代;……,它也是“国破山河在”的朝代;它还是令“尽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的文天祥壮志难酬的朝代;……宋朝,最为后世荣,最为后人痛。

 

    注:这篇前言5500多字,出版时删去了一大半,只留下2000字左右。在这里完整贴出。题目是新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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