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不带政治的文学吗？——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最近一段时间，我读了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随意浏览了一下网友对丁玲的评价，感觉有一些分化，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作家，有人却将她到延安去作为她的分割点，认为她去延安之后的作品不纯粹了。
不知道在网络上随意跟风评论丁玲的人有没有读过这本小说。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觉得丁玲的文学素养很高，这本书的前面列有主要人物表，计三十六名。写人物当然是小说家最主要的艺术手段，丁玲写的这三十六人，虽不能说个个是深刻重要的文学典型，但她把当时北方乡村中的各色人等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怎样活动的，他们怎样在历史中加进自己的力量，他们的这份力量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无论是大些的小些的，都是参与了历史，历史就是人们合力作用的结果。
了解我国革命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土地改革对于我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土地改革，就不会有那么多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
正是因为有了“打土豪、分田地”，农民才从上千年来地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才能吃饱了饭；才能回过头来支持让他们吃饱饭的共产党；才能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以让全天下受苦人都吃饱饭为自己的理想……
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也不喜欢假大空的历史。只要稍微动脑子思考一下就知道土地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固有的思想不容易被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容易被瓦解，共产党没有那么神乎其技。
那么共产党到底是通过哪些工作让千百年形成的地主制度一步步瓦解的呢？
如今的文学艺术似乎少有展现这一段历史的作品，那如果想通过一个丰富的写实文学而不是枯燥乏味的史料数据来了解这段历史的话，左yi文学作品就是个很好的选择，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个很好的选择。而至于为什么现在鲜有文艺作品叙述土地改革，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丁玲的这本小说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一个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样一部小说或许比万千的社会调研更能直观地告诉我们，农民们考虑的是什么，农民们担心的是什么，农民们挂念的是什么。
一九四六年至今，六十年过去了，小说作者丁玲和她写的书中的许多人物，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但这本小说仍在，它因为文学现实主义而不朽，直至人类作为宇宙现象的消失而同归于尽。小说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在反封建意义上的土地改革），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丁玲通过描写暖水屯这样一个普通村庄的土改运动，从发动到取得初步胜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jie级斗争，揭示出各个不同jie级不同的精神面状态。
1946年夏，中共中央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下达不久，土改工作组来到暖水屯。组长文采是一个自以为是、主观任性、作风武断的知识分子，他一到村就决定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关起门来写讲话稿，在会上一讲就是6个钟头，大人听得懒洋洋，加上小孩子哭哭闹闹，结果大会毫无效果；张正典则暗中捣乱，使村干部人心不齐、群众顾虑重重、运动冷冷清清。而地主们却在暗中加紧活动，钱文贵最猖獗，他施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勾引农会主任程仁；他耍手段，企图将群众的斗争锋芒引向地主李子俊。在任国忠的恐吓之下，李子俊逃跑了。农会发动李家佃户，上门追索地契，李子俊老婆哭哭啼啼、下跪求请，佃户们被软化，觉得于心不忍，便纷纷离开李家，对李子俊的斗争便失败。
工作组组员杨亮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受到农民们的欢迎和信任；他与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党员、支书张裕民分别联络干部们，发动群众把全屯地主的果园都看管起来，统一收摘和出售地主园子里的果子，农民便得到了实惠，随后又发动佃户向地主江世荣要回地契，农民郭富贵带头与江世荣算租子账，迫使江世荣交出地契。这些胜利大大鼓舞了农民，他们要求斗争钱文贵，但遭到文采反对。
在此重要时刻，县委宣传部长章品来检查工作。他原是第一个进暖水屯的八路军战士，对村里情况较为熟悉，他一进村，农民们都找他反映情况。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他支持杨亮、张裕民的意见，决定发动群众，斗争钱文贵。斗争会上，群众有苦诉苦，有冤伸冤。最后，大会决定留给钱义25亩地，钱文贵其余的土地和财产全分给穷苦农民。
钱文贵是村里“八大尖”的第一个尖，他被斗倒之后，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并很快被发动起来，从而，使这场同地主jie级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农民再接再厉，分得了地主的田地和浮财，一片欢喜。为保卫胜利果实，100多名青壮年组成的民工大队开赴前线。工作组则回县里去汇报工作和接受新的任务。
这些都不是假的文学情节，而是极为写实的文学情节，是可以反映真实历史的文学情节。缺乏经验还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总是想着自保的狡猾地主、备受压迫想dou地主却又担心地主重新翻身所以心情复杂的农民、斗争经验丰富依靠群众的老党员……不同阶级、不同人物的性格转变、内心动态、思想成长都在这一部小说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这个角度来讲，左yi文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对于当时历史的宏观局面而言，一个村的土地改革当然是太渺小了，但经过文学把它在纸上写定，它就成了当时中国革命一个最朴素的视点，从中能看到整个的世界。越是往后，它将越有价值，就像生物化石对于人们的意义一样。
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丁玲能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什么在这部作品前后，人们对她的评价变了？
让丁玲下定决心要为底层人民书写历史的关键就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剖析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
丁玲听了毛主席的一番教导之后，决心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去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1946年，丁玲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桑干河两岸的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
在温泉屯，她走家串户，访贫问苦，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带给她“兴奋"和“幸福”。她在农村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既转变了思想，又吸取了创作的源泉，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作家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基础上，于1946年11月初在阜平一个小村庄开始了长篇的创作。
在当时，除了丁玲，还有许多作家都是左yi文学的成员，包括快被表情包玩坏了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杂文、小说等作品针砭时弊、为底层百姓发声，是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典范。鲁迅先生强调文艺对社会黑暗面的暴露和批判，强调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的真实性，这都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主张，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代表。
而如果说这样和社会实际如此贴近的作品要被评论为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甚至因此被现代知识分子所鄙夷、否定的话，那我也只能呵呵了。
难道说，不是反映社会历史实际情况，而是脱离实际、为了谄媚一顿乱吹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不是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创作，而是关在黑屋子里全凭想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批判力极强，而是一味歌颂太平盛世、满篇男女爱情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看来，如今的社会环境到底和延安时期不同了。那时候，知识分子一改歌颂才子佳人、帝皇将相的千年传统，转而把视线放在了沾满泥巴的农民、浑身都是铁锈的工人身上。对于精英、个人英雄的歌颂也转而变成了对于集体英雄主义的高歌。千百年来默默奉献的工农群众终于在文学艺术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而现在却对这个转变充满了鄙视，这到底是社会的“进（tui）步”还是作家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