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从社会的“质变”、宗达的“自白书”和瞿秋白《多余的话》谈起

　　读到刘继明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书中提到很多人名地名，都很熟悉；书中的人名虽然不是原名，但能够找到历史上或者现实中间的原型，比方说宗达这个人，我能想象到瞿秋白、王明，甚至这个“达”字想到我们的老校长李达，这是一个很熟悉群体的具象；书里面提到很多地名，比方说枫园、桂园也都很亲近，我住的梅园他没有提到过，这个有点小遗憾。

　　从整体上看来，这个书读下来非常震撼。从“黑与白”这个书名看，即便难进行精确的阐释——这是文学作为艺术的丰富性所在，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书名就在说从前说的新旧社会两重天，这两重天是怎么样发生颠倒和转换的——从书中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观察，来清晰地让人们看到黑白对立的两重天，是如何再演绎出来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几个感触特别深的点。

　　第一个感触特别深的点，就是我们亲历的这一场社会“质变”。我跟刘老师是同时代人，都是60后，跟随改开历史，亲眼目睹时代的质变，书中故事给我非常深的感触。人的世界观根本改变，会和整个世界的质变之间相互关系的，同一个世界发生了质的根本的变化以后，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会随之改变，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就可能会被淘汰了。书中描写了一些这样的人，包括一定程度上得到我们大家同情和钦佩的，在道德原则上也会获得很高评价的一些人，例如田芳、老校长和王胜利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很多时代里面是正面的形象，但是，书中呈现出他们的希望和出路，都慢慢断绝了。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创造条件，让好人办成好事，从而取得进步和发展，毛时代的社会机制里面，像老校长这些人会很突出，会成为时代的台柱子，不仅能够干好自己的本分，还应该能够发挥模范和示范作用，他们创造的经验能够获得推广，帮助其余的地方和人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就像我们熟悉的王进喜啊，陈永贵他们那样，为全国人民所熟悉和学习，那他们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就会更大。好的制度应该奖掖好人，帮助他们干成更多的好四，拔高和表扬这些人，各种资源应该向这些人倾斜，宣传也应该为他们服务，这样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就成为主流的方向，成为指引前进的方向，成为大家跟随的方向。但是，在黑白颠倒的时代，我们很悲哀地看到了相反的趋势，好人的路都绝了。

　　在另外一个方面，被新时代所肯定的那些人，到处如鱼得水，刘老师《黑与白》里面塑造的形象也非常典型，很深刻。比方说作为成功人士的江湖郎中武伯仲，以及他实际上的亲生儿子杜威，还包括官学两栖的某人（郎涛），这样一些人物形象及其光鲜的成功，给出一个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时代变化的幅度有多大。

　　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展开怎么样的人生，这些就跟我们写论文一样选择证据材料一样，选择什么样的证据，证据会有什么样的典型性，会给出什么样的说明价值；在这个选择背后还有深层次的标准和规则，会大有不同；同时证据说明结论的权重分配，从证据到结论所应用的推理逻辑，在实际上也非常不同。小说就像是无意之间展开的一篇论文，故事中间的人物事件，按照时代变革所揭示的不同逻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演绎自己，作为证据演绎到最后，让我们看到时代给出的结论，这样，阅读好的作品，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及其变化。

　　有一个政治点的变化，特别鲜明，人们在政治上如何诊断病情和开药方，背后反映了哲学或者认识论方面的巨变。比如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说法：“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书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高校学生与食堂的矛盾引发学潮，处理过程中间，首先寻找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的个别缺点搞事。应该是在彻底否定之后，这样一种诊断问题和开药方的方式，日渐流行起来了。显然，这成为官民矛盾诊断的新惯例，老百姓竟然敢于找官府官员的茬，但是，找茬的权力首先是掌握在谁手里，这个不能够搞错的。以前的名言谚语能够得到普遍接受才能够流行起来，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之所以在网络上得到普遍接受，显然是与新的时代里，官府对矛盾认知和处置方式以及常见策略相对应的。这样的矛盾及其处置策略，之所以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因为告别革命，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果，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群众运动的批评和监督过程，被彻底抹黑为野心家的操纵。这样一来，相关的证据和推理逻辑就变成这样了：群众没有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其政治参与行为只能够被愚弄的结果，而愚弄老百姓的野心家都是不坏好意的，然后，顺理成章地，秩序和正义都被体制和权势人物垄断，然后，提出问题的人就是别有用心的，即便不是自己也是别的什么人。

　　我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才深切体会和把握到这个方法论的质变的，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何批判群众参与政治监督官员开始，带来了哲学和方法论的质变，然后就催生了全新的政治逻辑，此后在诊断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在分析证据和完成推理的时候，跟从前再也没有一致性了——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文学的力量，及其说理的力量，确实是润物细无声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治逻辑是不承认矛盾论的，毛教员在《矛盾论》中间说：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如果承认毛教员的矛盾论，那么，具体到官民矛盾方面，官肯定是主要矛盾，民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样在分析责任的时候，官的方面肯定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作用也是决定性和原发性的，追责的话，也是处在第一责任人的位置，民的责任则是第二位的，充其量，因为老百姓不出在管理岗位上，具有信息或者知识不完备的不足或偏理。非专业的老百姓参与政治，其局限性是预先知道的，如果需要老百姓的监督和参与，那么就需要有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方面的不足，对此，毛主席曾经在七大的讲话中间，说得非常清楚，有三句话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还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这几句话，就是老百姓有参与政治和监督官府的必要性，这个过程中间表现出来的各种不足并没有多少实际危害，关键反而是要创造条件，保护那些敢言敢说的人，让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没有后顾之忧。这当然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套路，其背后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和政治逻辑，彼时显属认定在官民矛盾中间，官是主要方面，民是次要方面，只要把官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矛盾自然就获得了解决。

　　我们也看到，小说中叙述的很多情节和人物，最后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把所有的问题，一板子打在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上面，开启了新的方法论和政治逻辑实践。1980年代，旧时代的风尚还没有完全失去，还在口头承认他工作中有很多缺点，是被坏人利用了，在整个的处事逻辑和解释措辞里面，坏人利用我们的缺点，成为矛盾和事件发生的原发性动力。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政治逻辑，跟《黑与白》故事的铺陈而呈现出来，在这样的阅读与体会中间，整个历史过程的“质变性”揭露无遗。

　　小说非常有力量的地方，就是用具体来表示抽象，用个体来表示普遍，从小说的故事演绎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是从以前，一步一步变到今天这个状况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体会，感受特别深的点，就是跟宗达叛徒问题有关的问题，深究下去，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和群众的深刻和复杂的关系问题，更深层次，是知识分子如何走出传统思维方式，走出“传统性命题”而成为现代的有机知识分子。相关的分歧非常深刻，经常会有类似的问题，还在不断地遭遇到，前不久我还在一个群里面跟人争论相关分歧，最后不欢而散，冲突激烈，连带地微信群也被群主解散了。革命过去了很久，但这个问题实际上依然没有解决，今天小小的左翼圈子内部有过多的争论，从前的那些老问题今天还存在，而且还在激发思考和分歧，甚至还在激发深度的感情对立。

　　《黑与白》中一些人物的出场，包括后来1980年代的转折中间的意识形态积极分子，与知识分子大规模参加革命的时代气候有关系。1935年日寇密集入侵，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签署，整个华北的抗日空气有很大提升，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需要自行动起来抗日。此时恰好红军长征到陕北，开始进行大的发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党里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到1940年代延安整风前后，党内的工农干部里面——其中很多是经历过长征的一批老干部，形成一个接近于共识的看法，把这批小知识分子称为“刮民主风刮进来的”，这当然不是好的评价——言下之意这些人还没有思想革命的准备，身子就进了革命队伍。把那些相对有知识的、同时还不能够很好解决自己与革命和群众关系的知识分子（按今天看那是比较小的一些小知识分子），看做是不可信的一批人，跟我们工农老粗是不同的，看成是一种异己的力量。

　　我们知道，在延安整风之前，延安老干部中间好几个人骂过丁玲、王实味，当时工农干部群体里面，对于小知干部群体有看法，彼此隔阂很深，在1980年代告别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反过来，很充分地表达了对革命和革命领导者团队的看法，应该说，双方的世界观接近于不可通约。这恰好就是跟《黑与白》这本书所揭示历史画卷一样，经过后一次180度的大转弯，另一个方面的意见表达和实践展开，恰好形成对照，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检验。

　　“刮民主风”进去的那群人，在1980年代的新转折中间，可见度最高的群体是一批意识形态高管，他们有了机会充分地表现自己。因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岁月里，工农干部群体是党内强势群体，刮民主风的群体是弱势群体，在心理上需要向强势群体做自我辩护，从前在党内受工农干部主流群体的长期俯视，也算是憋了一口气要出。同时，转折角度过大，需要一个说明或者自我合法化辩护，所以有必要回应别人曾经的看法，作为回应的一个深思熟虑的说法——自称“两头真”，这是李普代表聚集在《炎簧春秋》的那批人说的。

　　自居“两头真”这批人，实际上是小说描写快速转折发生的部分原因和推动力所在，他们后来有机会成为历史创造者了，推动历史快速地走入“黑与白”的转折中间（如宋乾坤）。在一定程度上，后续的社会发展与转折结果，有很多黑暗难于洗白，一种心理上的合法化方式或者自我意义生产，表现为炎黄春秋追捧胡某人作为干净资本主义的代表人，这个杂志的长期努力方向也是以甩锅方式实现自我合法化——有坏人拒绝了好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的黑暗我们不负责了。《炎黄春秋》此种以“甩锅”坏人的方式，来实现小群体的合法性生产的努力，也算是奇葩时代的奇观。不管那群人对于后续发展，是带有自觉或者不自觉，但是他们初期的激进姿态和言论，以一种天真救世的福音叙事，敦促思想僵化的人放弃坚守，大量发布顾首不顾尾的言论，属于特别快地转型的那样一些人，国家历史后来的转型非常快，转弯得特别急，在一定程度上转得比美国还“右”，跟这代人掌握意识形态和执掌思想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在知识分子问题的背后，是理论与现实的相互关照问题，这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黑与白》这部书揭示的时代转型，记录了一些思想者的思考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一个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和革命和群众的关系。书中没有提到宗达到底叛变了没有，提到了是被敌人绑架，而且说《我的自白书》是敌人伪造的。回到历史中间的真人真事，可能也是有启示性的。瞿秋白1935年转移时，被敌人抓捕，以后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算是近似于“自白书”吧；在这个文本里，总体调子就比较低落，似乎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深度卷入了革命。对于怎么解读他的“自白书”，文革时期主要是周总理说瞿秋白是叛徒，说《多余的话》可以作为革命性不足，以此向敌人乞怜求活，可以作为叛徒的证据；应该说，这个揭示在革命高涨的时候，全国群众特别是很多中学生，都是高度认同这个判断的。跟江姐一比，跟不钻狗洞的叶挺一比，瞿的坚定性不足，确实是很差一截的；前不久华东师范一个研究近代史的王老师还说，看瞿秋白临终前写的东西，跟方志敏烈士一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这是从前的一个解读，属于外部视角，从比较瞿秋白和其他坚定革命者的差距入手看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解读，不是从外部差距看问题，属于内部视角，是从知识分子与革命事业关系的内在难度，从跨越个体内心差距的难度而提出的。

　　1980年代给瞿秋白平反之后，作家丁玲写了一篇文章怀念瞿秋白（在30年代的时候，丁玲跟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都有很深的交往），她重新提出一个对《多余的话》的解读方式：瞿秋白《多余的话》虽然调子很低，但是很真实，实际上表明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以后，遭遇到的思想转型要求和转型困境——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失效了，很难达到革命的要求，跟革命事业的关系、个人跟革命队伍整体的关系、个人跟群众的关系，很长时间无法调整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丁玲自己可能也遭遇过这样的问题，有感同身受的入情入境。这样来比的话，周总理说瞿秋白是叛徒，基本上是一个外部视角，从外部来批评他，他跟别人比较，有这个差距；而丁玲的这种理解，她是从内部的同情式理解，就觉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要参与一份革命的事业，他要深入地跟群众打交道带领群众，他确实有很多困难没有克服，是心理差距过大难于跨越，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虽然调子很低，恰好是反映了他的精神状态，他自认为有这样的差距，但不妨碍他本人是很诚实的革命者。应该说，在新的时代，丁玲基于内部视角的解读，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

　　《多余的话》我反复读过，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瞿秋白就说他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从前老听说土地革命，也很想去了解土地革命，他多次去找当地农民，但就是对不上话，他要说要问的农民听不懂，农民说的他也听不懂，没办法达成交流，对此还是不甚了然。对这么重大的社会变革，他也非常希望去了解，但是他找不到一个渠道跟农民对话，我觉得特别真实和打动我的。对于个体而言，界定叛徒与否仅仅意味着与名誉相关的象征资本存废，而对于国家和革命而言，内部差距过大的人，还处于高位，如果得不到起码的恰当节制，后果就难以逆料了。

　　从这样一个内部视角出发看问题，推开来看，还可以印证和部分回答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到这一步的问题，瞿那样真诚的革命者在理解土地革命和群众方面，都格格不入，而那群“刮民主风”进去的人，却幸存和掌权了，这反映出一个根本性问题：革命或者后续的社会主义事业，还遗留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培养自己的行政与技术干部队伍，以及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旧社会的真诚革命者，对此有不小的差距，不管是从内部找差距还是从外部找差距，都是差距存在。而干部队伍在行政上掌握社会整体的人财物协调，知识分子群体掌握在生产技术与凝聚群众智慧的有组织学习系统，日常就是他们在教育和引导群众，如果他们自己就很迷糊，客观后果又会怎么样呢？《黑与白》这部小说，在宏大的社会图景中间，呈现出名实分离的巨大效果——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后果与当初宣传的差太多，这个问题不可能透过《炎黄春秋》杂志那种经营甩锅大法的方式而取消，一代代人的命运就这样抛进大潮中间浮沉，还不知道边在哪里。

　　因为人自身的问题没有解决，认识上内在差距和障碍依然存在，我们看到的转折效果，就是《黑与白》呈现的这种效果。如果看小说，能够超脱好人和坏人，谋利和受损这样的简单的对立，就像刘老师在书末后记写的那样，能够把它放进典型环境典型人物，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出：人是怎样反映或者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他们自己又以自己的有意识选择和行动，去想象和改变这个社会关系并推动其变革的。这样，就更好地能够理解《黑与白》这本书，从现实主义的的史诗记录中间，更多地达成对时代变革的理解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化我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本文系作者在《黑与白》分享会上的发言，并经过修订和补充，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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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微博@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