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从社会的“质变”、宗达的“自白书”和瞿秋白《多余的话》谈起


  读到刘继明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书中提到很多人名地名,都很熟悉;书中的人名虽然不是原名,但能够找到历史上或者现实中间的原型,比方说宗达这个人,我能想象到瞿秋白、王明,甚至这个“达”字想到我们的老校长李达,这是一个很熟悉群体的具象;书里面提到很多地名,比方说枫园、桂园也都很亲近,我住的梅园他没有提到过,这个有点小遗憾。

  从整体上看来,这个书读下来非常震撼。从“黑与白”这个书名看,即便难进行精确的阐释——这是文学作为艺术的丰富性所在,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书名就在说从前说的新旧社会两重天,这两重天是怎么样发生颠倒和转换的——从书中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观察,来清晰地让人们看到黑白对立的两重天,是如何再演绎出来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几个感触特别深的点。

  第一个感触特别深的点,就是我们亲历的这一场社会“质变”。我跟刘老师是同时代人,都是60后,跟随改开历史,亲眼目睹时代的质变,书中故事给我非常深的感触。人的世界观根本改变,会和整个世界的质变之间相互关系的,同一个世界发生了质的根本的变化以后,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会随之改变,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就可能会被淘汰了。书中描写了一些这样的人,包括一定程度上得到我们大家同情和钦佩的,在道德原则上也会获得很高评价的一些人,例如田芳、老校长和王胜利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很多时代里面是正面的形象,但是,书中呈现出他们的希望和出路,都慢慢断绝了。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创造条件,让好人办成好事,从而取得进步和发展,毛时代的社会机制里面,像老校长这些人会很突出,会成为时代的台柱子,不仅能够干好自己的本分,还应该能够发挥模范和示范作用,他们创造的经验能够获得推广,帮助其余的地方和人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就像我们熟悉的王进喜啊,陈永贵他们那样,为全国人民所熟悉和学习,那他们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就会更大。好的制度应该奖掖好人,帮助他们干成更多的好四,拔高和表扬这些人,各种资源应该向这些人倾斜,宣传也应该为他们服务,这样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就成为主流的方向,成为指引前进的方向,成为大家跟随的方向。但是,在黑白颠倒的时代,我们很悲哀地看到了相反的趋势,好人的路都绝了。

  在另外一个方面,被新时代所肯定的那些人,到处如鱼得水,刘老师《黑与白》里面塑造的形象也非常典型,很深刻。比方说作为成功人士的江湖郎中武伯仲,以及他实际上的亲生儿子杜威,还包括官学两栖的某人(郎涛),这样一些人物形象及其光鲜的成功,给出一个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时代变化的幅度有多大。

  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展开怎么样的人生,这些就跟我们写论文一样选择证据材料一样,选择什么样的证据,证据会有什么样的典型性,会给出什么样的说明价值;在这个选择背后还有深层次的标准和规则,会大有不同;同时证据说明结论的权重分配,从证据到结论所应用的推理逻辑,在实际上也非常不同。小说就像是无意之间展开的一篇论文,故事中间的人物事件,按照时代变革所揭示的不同逻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演绎自己,作为证据演绎到最后,让我们看到时代给出的结论,这样,阅读好的作品,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及其变化。

  有一个政治点的变化,特别鲜明,人们在政治上如何诊断病情和开药方,背后反映了哲学或者认识论方面的巨变。比如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说法:“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书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高校学生与食堂的矛盾引发学潮,处理过程中间,首先寻找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的个别缺点搞事。应该是在彻底否定之后,这样一种诊断问题和开药方的方式,日渐流行起来了。显然,这成为官民矛盾诊断的新惯例,老百姓竟然敢于找官府官员的茬,但是,找茬的权力首先是掌握在谁手里,这个不能够搞错的。以前的名言谚语能够得到普遍接受才能够流行起来,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之所以在网络上得到普遍接受,显然是与新的时代里,官府对矛盾认知和处置方式以及常见策略相对应的。这样的矛盾及其处置策略,之所以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因为告别革命,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果,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群众运动的批评和监督过程,被彻底抹黑为野心家的操纵。这样一来,相关的证据和推理逻辑就变成这样了:群众没有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其政治参与行为只能够被愚弄的结果,而愚弄老百姓的野心家都是不坏好意的,然后,顺理成章地,秩序和正义都被体制和权势人物垄断,然后,提出问题的人就是别有用心的,即便不是自己也是别的什么人。

  我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才深切体会和把握到这个方法论的质变的,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何批判群众参与政治监督官员开始,带来了哲学和方法论的质变,然后就催生了全新的政治逻辑,此后在诊断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在分析证据和完成推理的时候,跟从前再也没有一致性了——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文学的力量,及其说理的力量,确实是润物细无声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治逻辑是不承认矛盾论的,毛教员在《矛盾论》中间说: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如果承认毛教员的矛盾论,那么,具体到官民矛盾方面,官肯定是主要矛盾,民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样在分析责任的时候,官的方面肯定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作用也是决定性和原发性的,追责的话,也是处在第一责任人的位置,民的责任则是第二位的,充其量,因为老百姓不出在管理岗位上,具有信息或者知识不完备的不足或偏理。非专业的老百姓参与政治,其局限性是预先知道的,如果需要老百姓的监督和参与,那么就需要有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方面的不足,对此,毛主席曾经在七大的讲话中间,说得非常清楚,有三句话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还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这几句话,就是老百姓有参与政治和监督官府的必要性,这个过程中间表现出来的各种不足并没有多少实际危害,关键反而是要创造条件,保护那些敢言敢说的人,让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没有后顾之忧。这当然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套路,其背后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和政治逻辑,彼时显属认定在官民矛盾中间,官是主要方面,民是次要方面,只要把官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矛盾自然就获得了解决。

  我们也看到,小说中叙述的很多情节和人物,最后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把所有的问题,一板子打在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上面,开启了新的方法论和政治逻辑实践。1980年代,旧时代的风尚还没有完全失去,还在口头承认他工作中有很多缺点,是被坏人利用了,在整个的处事逻辑和解释措辞里面,坏人利用我们的缺点,成为矛盾和事件发生的原发性动力。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政治逻辑,跟《黑与白》故事的铺陈而呈现出来,在这样的阅读与体会中间,整个历史过程的“质变性”揭露无遗。

  小说非常有力量的地方,就是用具体来表示抽象,用个体来表示普遍,从小说的故事演绎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是从以前,一步一步变到今天这个状况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体会,感受特别深的点,就是跟宗达叛徒问题有关的问题,深究下去,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和群众的深刻和复杂的关系问题,更深层次,是知识分子如何走出传统思维方式,走出“传统性命题”而成为现代的有机知识分子。相关的分歧非常深刻,经常会有类似的问题,还在不断地遭遇到,前不久我还在一个群里面跟人争论相关分歧,最后不欢而散,冲突激烈,连带地微信群也被群主解散了。革命过去了很久,但这个问题实际上依然没有解决,今天小小的左翼圈子内部有过多的争论,从前的那些老问题今天还存在,而且还在激发思考和分歧,甚至还在激发深度的感情对立。

  《黑与白》中一些人物的出场,包括后来1980年代的转折中间的意识形态积极分子,与知识分子大规模参加革命的时代气候有关系。1935年日寇密集入侵,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签署,整个华北的抗日空气有很大提升,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需要自行动起来抗日。此时恰好红军长征到陕北,开始进行大的发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党里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到1940年代延安整风前后,党内的工农干部里面——其中很多是经历过长征的一批老干部,形成一个接近于共识的看法,把这批小知识分子称为“刮民主风刮进来的”,这当然不是好的评价——言下之意这些人还没有思想革命的准备,身子就进了革命队伍。把那些相对有知识的、同时还不能够很好解决自己与革命和群众关系的知识分子(按今天看那是比较小的一些小知识分子),看做是不可信的一批人,跟我们工农老粗是不同的,看成是一种异己的力量。

  我们知道,在延安整风之前,延安老干部中间好几个人骂过丁玲、王实味,当时工农干部群体里面,对于小知干部群体有看法,彼此隔阂很深,在1980年代告别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反过来,很充分地表达了对革命和革命领导者团队的看法,应该说,双方的世界观接近于不可通约。这恰好就是跟《黑与白》这本书所揭示历史画卷一样,经过后一次180度的大转弯,另一个方面的意见表达和实践展开,恰好形成对照,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检验。

  “刮民主风”进去的那群人,在1980年代的新转折中间,可见度最高的群体是一批意识形态高管,他们有了机会充分地表现自己。因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岁月里,工农干部群体是党内强势群体,刮民主风的群体是弱势群体,在心理上需要向强势群体做自我辩护,从前在党内受工农干部主流群体的长期俯视,也算是憋了一口气要出。同时,转折角度过大,需要一个说明或者自我合法化辩护,所以有必要回应别人曾经的看法,作为回应的一个深思熟虑的说法——自称“两头真”,这是李普代表聚集在《炎簧春秋》的那批人说的。

  自居“两头真”这批人,实际上是小说描写快速转折发生的部分原因和推动力所在,他们后来有机会成为历史创造者了,推动历史快速地走入“黑与白”的转折中间(如宋乾坤)。在一定程度上,后续的社会发展与转折结果,有很多黑暗难于洗白,一种心理上的合法化方式或者自我意义生产,表现为炎黄春秋追捧胡某人作为干净资本主义的代表人,这个杂志的长期努力方向也是以甩锅方式实现自我合法化——有坏人拒绝了好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的黑暗我们不负责了。《炎黄春秋》此种以“甩锅”坏人的方式,来实现小群体的合法性生产的努力,也算是奇葩时代的奇观。不管那群人对于后续发展,是带有自觉或者不自觉,但是他们初期的激进姿态和言论,以一种天真救世的福音叙事,敦促思想僵化的人放弃坚守,大量发布顾首不顾尾的言论,属于特别快地转型的那样一些人,国家历史后来的转型非常快,转弯得特别急,在一定程度上转得比美国还“右”,跟这代人掌握意识形态和执掌思想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在知识分子问题的背后,是理论与现实的相互关照问题,这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黑与白》这部书揭示的时代转型,记录了一些思想者的思考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一个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和革命和群众的关系。书中没有提到宗达到底叛变了没有,提到了是被敌人绑架,而且说《我的自白书》是敌人伪造的。回到历史中间的真人真事,可能也是有启示性的。瞿秋白1935年转移时,被敌人抓捕,以后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算是近似于“自白书”吧;在这个文本里,总体调子就比较低落,似乎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深度卷入了革命。对于怎么解读他的“自白书”,文革时期主要是周总理说瞿秋白是叛徒,说《多余的话》可以作为革命性不足,以此向敌人乞怜求活,可以作为叛徒的证据;应该说,这个揭示在革命高涨的时候,全国群众特别是很多中学生,都是高度认同这个判断的。跟江姐一比,跟不钻狗洞的叶挺一比,瞿的坚定性不足,确实是很差一截的;前不久华东师范一个研究近代史的王老师还说,看瞿秋白临终前写的东西,跟方志敏烈士一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这是从前的一个解读,属于外部视角,从比较瞿秋白和其他坚定革命者的差距入手看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解读,不是从外部差距看问题,属于内部视角,是从知识分子与革命事业关系的内在难度,从跨越个体内心差距的难度而提出的。

  1980年代给瞿秋白平反之后,作家丁玲写了一篇文章怀念瞿秋白(在30年代的时候,丁玲跟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都有很深的交往),她重新提出一个对《多余的话》的解读方式:瞿秋白《多余的话》虽然调子很低,但是很真实,实际上表明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以后,遭遇到的思想转型要求和转型困境——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失效了,很难达到革命的要求,跟革命事业的关系、个人跟革命队伍整体的关系、个人跟群众的关系,很长时间无法调整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丁玲自己可能也遭遇过这样的问题,有感同身受的入情入境。这样来比的话,周总理说瞿秋白是叛徒,基本上是一个外部视角,从外部来批评他,他跟别人比较,有这个差距;而丁玲的这种理解,她是从内部的同情式理解,就觉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要参与一份革命的事业,他要深入地跟群众打交道带领群众,他确实有很多困难没有克服,是心理差距过大难于跨越,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虽然调子很低,恰好是反映了他的精神状态,他自认为有这样的差距,但不妨碍他本人是很诚实的革命者。应该说,在新的时代,丁玲基于内部视角的解读,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

  《多余的话》我反复读过,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瞿秋白就说他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从前老听说土地革命,也很想去了解土地革命,他多次去找当地农民,但就是对不上话,他要说要问的农民听不懂,农民说的他也听不懂,没办法达成交流,对此还是不甚了然。对这么重大的社会变革,他也非常希望去了解,但是他找不到一个渠道跟农民对话,我觉得特别真实和打动我的。对于个体而言,界定叛徒与否仅仅意味着与名誉相关的象征资本存废,而对于国家和革命而言,内部差距过大的人,还处于高位,如果得不到起码的恰当节制,后果就难以逆料了。

  从这样一个内部视角出发看问题,推开来看,还可以印证和部分回答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到这一步的问题,瞿那样真诚的革命者在理解土地革命和群众方面,都格格不入,而那群“刮民主风”进去的人,却幸存和掌权了,这反映出一个根本性问题:革命或者后续的社会主义事业,还遗留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培养自己的行政与技术干部队伍,以及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旧社会的真诚革命者,对此有不小的差距,不管是从内部找差距还是从外部找差距,都是差距存在。而干部队伍在行政上掌握社会整体的人财物协调,知识分子群体掌握在生产技术与凝聚群众智慧的有组织学习系统,日常就是他们在教育和引导群众,如果他们自己就很迷糊,客观后果又会怎么样呢?《黑与白》这部小说,在宏大的社会图景中间,呈现出名实分离的巨大效果——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后果与当初宣传的差太多,这个问题不可能透过《炎黄春秋》杂志那种经营甩锅大法的方式而取消,一代代人的命运就这样抛进大潮中间浮沉,还不知道边在哪里。

  因为人自身的问题没有解决,认识上内在差距和障碍依然存在,我们看到的转折效果,就是《黑与白》呈现的这种效果。如果看小说,能够超脱好人和坏人,谋利和受损这样的简单的对立,就像刘老师在书末后记写的那样,能够把它放进典型环境典型人物,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出:人是怎样反映或者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他们自己又以自己的有意识选择和行动,去想象和改变这个社会关系并推动其变革的。这样,就更好地能够理解《黑与白》这本书,从现实主义的的史诗记录中间,更多地达成对时代变革的理解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化我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本文系作者在《黑与白》分享会上的发言,并经过修订和补充,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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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微博@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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